上观新闻 | 复旦发展研究院发布“国家发展动力”报告:全球并不存在唯一的“最优动力链”

作者: 发布时间:2021-10-18 来源:上观新闻+收藏本文


全球并不存在唯一的最优动力链,但国家发展动力各要素的均衡发展水平决定了该国动力链的运转效率。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团队近日发布了首批“国家发展动力”专题研究报告,将理论创新与实践总结相结合,提出国家发展动力的理论框架,研究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经验,研判中国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并形成对策建议。

基于中国经验,构建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把握世界变局,为国家发展咨政,报告围绕“‘国家发展动力’的理论”、“中国国家发展动力的演变”、“青年在创新驱动型国家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中国国家发展动力的联动效应和外溢作用”等展开,对“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发展”、“如何研判未来发展趋势”、“如何看待新时代关键群体”、“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关系”等进行了理论探索。

生产力、发展力和创新力,共同组成驱动性动力

报告认为,当今世界正发生极为广泛、深刻、深远的变化,虽然“国家”这一概念一度遭到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冲击和挑战,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全球性疫情的影响之下,“国家再出发”成为一股新的世界性潮流。推动发展之“力”改变国家的形态、速度、方向,成为研究国家发展的新概念。

报告将“国家发展动力”定义为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形成的,确保国家存续、促进国家发展、增强国家实力的推动力量,并将之分为存续性动力和驱动性动力两大类。其中,存续性动力是保证国家存续的基础性力量,包含持续力和活跃力,分别指向“物质意义上的国家”和“精神意义上的国家”;驱动性动力是驱动国家发展、增强国家实力、推动国家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力量,包含生产力、发展力和创新力。上述动力要素的强弱及相互关系决定了国家发展的不同形态;而根据三种驱动性动力在国家发展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可以将国家划分为三种类型。

“生产驱动型”国家发展阶段以劳动为基础、以增长为目的、以实现工业化为标志的发展阶段,总体贯穿了第一次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大多数时间;“发展驱动型”国家发展阶段是以“人”为中心,实现共同发展,被更多地赋予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意蕴;“创新驱动型”国家发展阶段以思想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为表征,因应信息革命、智能革命、生物革命等变化,推动国家发展更好地为人类进步贡献力量。

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报告同时认为,在同一国家发展类型中,由于各国国情、历史等不同,两种存续性动力和三种驱动型动力之间存在着“耦合”“联动”的张力,研究将这种张力命名为“国家发展动力链”,成为讨论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五种“力”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在各个国家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动力链”,任何一种“力”的“滞后”或“用力过猛”,都会对国家发展动力产生负面的影响,进而影响国家的发展。

报告由此提出,各国均可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全球并不存在唯一的最优动力链,但国家发展动力各要素的均衡发展水平决定了该国动力链的运转效率,成为影响该国发展稳健程度与速度的重要因素。

报告认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超强持续力的中国,活跃力不断增强,生产力显著提升,发展力上扬,创新力的提升速度和可能性远远超过过去任何时代,创新驱动已经逐渐从理念走向实践,如何充分发挥各种动力因素的协同耦合作用,对国家的可持续进步至关重要;如何推动创新力进一步提升,建设“创新驱动型”国家,并将创新力与其他四个力统筹协调,形成新的适合中国的动力链,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重点工作。

报告认为,国家发展,特别是世界性大国的发展,会产生世界性的外溢作用和联动效应。国内外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中国作为世界范围内产业门类最为齐全、人口最为众多、发展势头最为迅猛的主要大国,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充裕的资金、充足的产能,为世界提供了生态文明的示范效应,提供了科技创新的中国力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带动作用是在合作中不断传导发展动力,促使各国达到自我实现,不仅对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对发达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更对国际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了解,“国家发展动力”报告是复旦发展研究院主动担当作为、提升智库能级的最新成果。1993年2月,复旦发展研究院正式成立,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的高校智库之一。2011年恢复运营以来,发展研究院聚焦中国发展研究,以学科深度融合为动力、以统筹管理孵化为延伸、以高端学术运营为特征,凝聚服务专家学者,逐步探索形成“小机构大平台”的智库运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