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语学习与研究》2022年第6期刊发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王广涛副教授撰写的题为《特征·议题·途径：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学术论文。今日推送的是论文的缩略版。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纵观战后中日关系史，中日关系呈现出好转与恶化的周期性循环的时代特征。尽管中日两国领导人都有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积极愿望，受到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国内国际环境等要素的影响，现实中的中日关系却并未按照既定轨道发展。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可谓进入中日关系的“知天命”之年，但两国仍然面临着结构性矛盾和潜在风险点，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任重道远。

1、何谓“新时代的中日关系”

舆论界多以“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来定义或描述中日关系，但仅就这一概念而言，中日两国具有不同认知。要理解中日关系复杂性的本质，首先要回答中日关系的“新时代”之问。

第一，早在官方正式对中日关系进行定义之前，学术界已经对“新时代”的概念进行了有益的摸索和探讨。21世纪初，两国虽已有研究涉及“新时代”的议题，但更多是基于时间概念，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受彼时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影响，两国政府高层并没有使用“新时代”这一概念，因此其并没有引起反响，这区别于当前作为政治概念的“新时代”。

第二，中国关于“新时代的中日关系”的表述大致有：强调新的历史条件的“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强调中日关系进入发展新阶段的“中日关系发展的新时代”以及既具政治高度又有修辞严谨和逻辑完整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三种，蕴含着现在及今后中日关系同新的历史时期相适应、相匹配这一特殊要求。反观日本，只是在表述上有些许不同，如「新しい時代」或「新たな時代」等。这说明来自中国的“新时代”尚未在日本国内得到积极反馈，但中日双方都已经意识到“新时代”或已到来。

第三，新时代是一个逻辑自洽且能满足中日双方各自表述的概念。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日外交思想也通过不断的外交实践得以形成和发展。而日本进入“令和新时代”以来，这一概念在日本国内迅速传播。但是中日双方对“新时代”存在不同的解读。

第四，中日关系客观上已经进入讨论新时代的阶段。首先，中日关系经历了长期的恶化局面，同时，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越日本，这对日本的心理冲击较大，很难接受中国的崛起，所以中日两国都有对中日关系“破旧立新”的诉求，这为安倍执政后期缓和对华关系埋下伏笔。其次在于，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就任国家领导人以来，国内政治稳定、对外政策出现新局面，两国开始思考新局面和新变化，所以“新时代”的概念应运而生。

2、近十年来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

在这一时期，中日关系也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具体来说可分为前期的竞争阶段、中期的缓和阶段以及后期的对抗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日两国的互动方式也不尽相同，最终表现出较大的变幅。

2.1 日本的对华牵制与竞争：TPP、“一带一路”与“印太战略”

整体来看，TPP与“一带一路”相对比较重合的地区在东南亚，这里既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也有TPP的四个成员国。日本将TPP作为掌握制定新的经贸规则的主导权、从而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上实现制衡中国的重要手段和平台，对“一带一路”采取消极态度，甚至提出被认为是对抗“一带一路”的“印太战略”。因此，中日制度竞争呈现出环环相扣、针锋相对等特征，而自2017年开始出现了缓和的空间。

由于日本对华认知的范式没有随两国国力逆转而导致的东亚地区权力转移发生变化，致使日本在这一时期强化了对中国的竞争，除了在制度领域的软制衡外，日本还在军事安全领域尝试硬制衡，这既与“中国威胁论”泛滥有关，也和安倍致力于谋求军事大国化有关。不过，安倍执政初期一系列对华牵制政策并没有获得成效，中国方面以底线思维和战略定力掌握了对日政策的主动权。安倍的执政基础趋于稳定后，他也开始积极谋求改善中日关系，2014年中日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同时，日本对待“一带一路”的立场也开始发生缓和。此外，特朗普执政带来的冲击以及中日经贸合作的客观刺激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中日两国首脑互访机制的恢复，催生了许多务实合作。由此可以看出，中日关系已经具备了进入新时代的积极基础。

2.3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日关系的方向变化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中日两国守望相助，但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两国的积极互动并没有拉近民众的关系。特朗普政府趁机制造反华舆论，同时要求日本在疫情溯源的问题上选边站队。此外，新冠疫情让日本的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日本政府以确保供应链稳定为由，鼓励日本企业“退出中国”。安倍遇刺后，习近平在致岸田文雄的唁电中表示，表达了对岸田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期望，侧面反映了日本方面并没有基于新时代这一大前提来处理中日关系，背离了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初衷，在对华政策上越发趋于牵制、围堵和对抗。这种多边牵制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日本方面往往在多边场合公开点名批评中国；第二，日本倾向于加入或者组织排他性的多边机制来牵制中国。第三，日本在涉华议题的操作上尝试突破中日关系的底线，动摇中日关系和平稳定的基础。

3、影响新时代中日关系构建的主要因素

回顾近十年来的中日关系不难发现，中国对日政策保持了相对稳定性，而日本对华政策则出现了摇摆的迹象，这与其国内政治特别是领导人的更迭有关，也跟对华威胁认知的变化及东亚地区格局变化有关。笔者认为主要受舆论、右翼势力、美国以及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等因素的影响。

第一，舆论的倾向性报道影响两国民众对彼此的认知，进而恶化中日关系的民意基础。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客观影响，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遇到了障碍，两国民众越来越依赖本国的媒体来了解对方国家。中国国内舆论对日本的认知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唱衰日本”和“热捧日本”两个方面，由此导致中国民众在对日本的认知上容易走向两个极端。日本舆论在涉华报道上受到领土民族主义的影响，日本媒体热衷于渲染中国的威胁。

第二，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利用“中国威胁论”为特定政治目的服务。近一段时期以来，日本右倾化的势头愈发显著，“修改宪法”以及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右翼势力的代表性主张，他们需要制造“威胁”来正当化其政治目标，“中国威胁论”成为他们付诸实践的绝佳借口。这是因为中日两国存在历史认识、领土争端等问题，通过历史认识问题刺激中国，利用领土争端来制造中国威胁恰恰能够满足右翼势力的政治诉求。

第三，中美战略竞争的常态化以及来自美国的压力迫使日本选边站队。受到2012年“国有化”钓鱼岛的影响，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愈发强化，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徒有其名，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状况。特朗普上台后的不确定性，也给中日关系带来了调适的空间。中日关系“有限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美日三角博弈态势，但“美日对华”的基本格局没有变。随着中美战略竞争进入常态化，日本主观上也创造条件“留美用美”，将美国留在亚太、使美国深度介入东亚事务，是日本大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核心内容。

第四，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以及潜在风险点爆发所带来的干扰。中日之间在领土争端、战争责任、历史认识等问题上还存在龃龉，此外，诸如参拜靖国神社这类潜在的风险点也会影响中日关系。

4、如何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是习近平对日外交思想的核心，也是当前中日关系最重要的时代命题。习近平指出，中日关系机遇和挑战并存，中方愿同日方加强对话合作，本着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精神，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结合中方领导人对日外交的表述及其指导下我国对日政策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要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需要中日两国从如下路径着手。

第一，中日之间要认真落实两国高层达成的各项共识。

第二，中日两国应理解彼此的核心关切，同时补齐中日关系的短板。

第三，中日要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和解。

第四，以文明互鉴为纽带，基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夯实中日关系。

5、结语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是习近平主席对日外交的重要构想，新冠肺炎疫情的长期化只是在客观上影响了中日关系，让中日关系遭遇挫折的根本原因则来自于日本方面对两国领导人共识的背离。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框架下，中日关系呈现出胶着和不确定性，因此，中日两国需要用智慧来化解冲突、寻求共识，构建可预期、可调控的新时代中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