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人」城市经济学者非常强调面对面交流(face to face communication)对人力资本积累和城市创新的重要性。傅十和老师在2017年的论文中将微观地理尺度产生的知识溢出现象称为“Smart Café Cities”。本期The Economist 1843 Magazine讲了一个有关土耳其咖啡的故事，十分有趣地阐释了咖啡空间创造的交流机会及其带来的信息外部性。
* 傅老师的文章参见
DOI：10.1016/j.jue.2006.06.002
Kahve（土耳其语，意为“咖啡”）曾是奥斯曼帝国统治阶层最喜欢的饮品，但他们不曾料到这种饮品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加速帝国的消亡。这种被希腊人和塞浦路斯人称作“希腊咖啡”；被波斯尼亚人称为“波斯尼亚咖啡”；被亚美尼亚人称为“亚美尼亚咖啡”；被阿拉伯人叫做“阿拉伯咖啡”以及被土耳其人、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冠以“土耳其咖啡”之名的饮品，在16世纪中叶，只叫做Kahve——也即，咖啡。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将嗜咖啡的东南欧至波斯纳入版图，上述民族也都受它的统辖，直到19世纪初，帝国开始分崩离析，而咖啡也在其最终的覆亡之路上有着鲜为人知的作用。咖啡在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执政期间传到土耳其。他派去统治也门的官员在那里发现了一种能够提神的饮品，qahwah。他将它带回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教廷后，qahwah立刻掀起了热潮。一位宫廷咖啡师（kahveci usta）可能有几十位助手帮着将阿拉比卡豆研磨成类似如今的速溶咖啡的极细粉末。其后将咖啡粉在一种名为cezves的铜罐中煮沸。将其迅速倒入小巧的瓷杯，就得到了一份色泽呈黑色，味苦，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泡沫的饮品。相传为了平衡它的苦味，苏莱曼一世的妻子Hürrem苏丹，用一杯水和一块土耳其软糖对咖啡进行调味，这也是土耳其人沿用至今的饮用咖啡的方式。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可《古兰经》允许穆斯林饮用这种新式的刺激性饮料。尽管伊斯兰经文未曾提及咖啡，苏莱曼教廷的一位强硬的宗教领袖发布了一则禁咖啡的圣令，该圣令的依据是所有经过烧制的饮食都应被禁止食用。但这没能减弱咖啡的风靡。公元1555年，两个叙利亚商人在伊斯坦布尔经营了第一家公共咖啡馆（kahvehane），不久，这座城市近六分之一的商店，小至邻舍咖啡馆，大至社区中心，都在供应咖啡。咖啡逐渐渗入帝国远近人民的日常生活。
土耳其软糖
伊斯坦布尔大巴扎，一家古董店店主正在啜饮一杯土耳其咖啡。
咖啡馆为人们提供了在家、清真寺和集市以外的可供社交、交流信息、娱乐以及学习的聚集场所。识字的社会成员会在此高声朗读当天的新闻；士兵和奥斯曼军队的精英领袖在此策划反抗苏丹的行动；官员们讨论着教廷的阴谋；商人们交换战争的流言。而不识字的大多数民众在一旁听着，他们在这些咖啡馆中接触到会给奥斯曼带来麻烦的各种念头：叛乱、独立以及当权者的不可靠。不久之后帝国的当权者就开始将咖啡馆视作威胁。有些苏丹在咖啡馆中安插眼线以衡量公众舆论；以穆拉德四世（一位18世纪早期的苏丹）为例的其他苏丹则试图关闭所有咖啡馆。但是开咖啡馆的好处太诱人了。当酝酿已久的民族主义运动终于在19世纪的奥斯曼大地上爆发，咖啡馆也迅速普及。以东正教为主要宗教的欧洲地区开始出现民族群体为求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激烈活动。民族主义领袖们在塞萨洛尼基、索菲亚和贝尔格莱德的咖啡馆中计划了他们的策略并加固了同盟。他们受咖啡因鼓舞而生的努力促成了1821年的独立希腊、1835年独立的塞尔维亚和1878年独立的保加利亚。土耳其咖啡的统治彻底终结。不同的民族对咖啡做了有民族特征的改变：希腊人用一种植物树脂——乳香脂制作咖啡；克罗地亚人添加葛缕子籽；阿拉伯人则注入豆蔻籽，盛在没有手柄（finjans）的小茶杯中饮用。就算是简单直饮，风味也取决于烘焙方式。土耳其品种颜色适中至较暗的咖啡豆能产出具有朴实口感、略带烟熏味、质地浓厚的咖啡。当你喝完一杯咖啡，能看到细质颗粒沉底。这些改变带来的影响立竿见影。所以，世上的皇帝们要引以为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