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的美俄阿拉斯加会晤尽管事前高调铺张，却在会后没有达成任何关于俄乌冲突的协议以及联合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仅仅公开表达了基本的外交立场便草草收场。但在乌克兰领土问题之外，两人就搁置已久的美俄核协议交换了初步态度：美俄双方都有意愿进行接触。

落实到具体层面，美俄需要就即将在2026年2月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简称New START）讨论续签问题，该条约事关美俄战略稳定关系。25日，特朗普在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前又表示，希望向中俄开展“无核化”谈判，“我们不能让核武器扩散。我们必须禁止核武器，这种力量太大了。”进一步将公众视野拉回当前关注度偏低的核军控以及美俄战略稳定关系上。

特朗普和普京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进行元首会晤

来源：ABC News

1958年在核威慑叠加核恐慌背景下，美国冷战史泰斗刘易斯·加迪斯（Lewis Gaddis）提出的“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成为理解冷战期间美苏关系实质的核心概念。彼时大国秩序背后的战略稳定源自两大支柱：一是以核威慑、核战争等暴力为基础的物质支柱，二是战争/危机前后当事方及时管控事态、增信释疑，持续传递信号的沟通与互信支柱。

随着美苏双方发展出管控新质技术手段“武器化”影响战略稳定的手段、深入建设相互核查机制并构建相互信任、自觉防止意外核冲突造成负面影响，美苏战略稳定关系逐渐成熟。冷战结束后，美俄战略稳定关系基本指向包括“军备竞赛稳定”和“危机稳定”两大层面。

根据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等提出的经典核军控理论，拥核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中的“危机稳定性”要求稳固维护双方的确保互相摧毁（MAD）关系，降低军事危机中先发核打击的冲动和恐慌。“军备竞赛稳定”要求一国发展核军备的行为以不刺激对手、去竞争的方式发展军备。

托马斯·谢林（1921-2016）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也是国家安全、核战略和军控领域的教授，曾借博弈论分析冲突议题获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来源：哈佛大学

拥核国设计核军控方案时，其指导思路基本离不开涉及战略稳定的评估指标。基于此，核军控方案应提升摧毁各方核武器所需的弹头消耗量、增强核武器系统生存力、限制或削减各种核领域的“打击军事力量”（counterforce）的系统能力等。对于当前的美俄战略稳定关系，最关键也是最后一道关系性防线便是New START条约。

2010年4月8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捷克布拉格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取代1991年 START I，并继承和推进了战略核武器的削减机制。2011年2月5日，New START条约正式生效，规定美俄各自的部署战略核弹头限额为1550枚，将洲际弹道导弹（ICBM）发射器、潜射弹道导弹（SLBM）发射器和配备核武器的重型轰炸机的数量限制在800架；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配备核武器的重型轰炸机的数量限制在700架，并建立严格的核查与通报机制。条约原本设定有效期为10年，并可经双方同意延长5年。

2021年，美俄两国元首确认将New START条约自动延长至2026年，并建立“美俄战略稳定对话”（SSD），涵盖一系列会议和工作组且旨在降低美俄爆发核战争的风险，其中还包括网络安全议题。

然而，美俄战略稳定关系迅速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冲击。2022下半年俄罗斯开始暂停执行New START条约中的现场核查机制，指责美方未经任何核查就将“100 多支美国战略进攻武器”从清单中移除，并且希望在限制俄方在美领土进行核查之余对俄设施进行检查。更进一步，俄罗斯认为美方借助条约机制获取不对称优势，试图使其陷入“战略失败”（strategic defeat）。同年，俄罗斯还暂停参加美俄双边协商委员会，使两军对话陷入僵局。

2023年2月21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宣布俄罗斯“暂停参加”New START条约，理由是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以援乌为名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且“无正当理由”要求深入核设施核查。普京强调尽管暂停执行条约，但俄罗斯仍将“遵守弹头数量限制”，并非完全退出条约。随后俄罗斯停止接受美方的现场核查访问，美国则回应将继续履行自身义务。美俄战略稳定关系陷入僵而未崩的尴尬关系。

2023年2月21日，普京在莫斯科向联邦议会发表国情咨文

来源：法新社

2023年11月，俄方又宣布放弃其《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CFE）成员资格，随后北约迅速效仿退约。此时俄美暂停合作的军控条约已经包括New START条约、《中程导弹条约》（INF）、《反弹道导弹条约》（ABM）、《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维也纳文件》以及《开放天空条约》。2024年9月，普京宣布修改俄罗斯核学说《核威慑国家政策基本原则》，修改后来自“无核武器国家”联合拥核国或在拥核国支持下对俄侵略，并造成俄领土主权受严重威胁，俄方将保留使用核武器的权利。此外，俄罗斯还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白俄罗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长期允许俄控战术核武器部署在本土。

俄罗斯一系列动作似乎反映美俄核风险系数上升，但也有分析称这是普京对美西方的心理战。即普京将核武“工具化”以服务于对外威慑和战略勒索，实际上意在不触碰核武器的前提下操控冲突态势和谈判进程。尤其是普京表面收紧核红线，但触发核反击的具体条件也并不清晰，这种刻意的“战略模糊”意在制造不确定性以威慑对手，也保留自身灵活应对空间。

“欧洲领导网络”智库高级研究员里希·保罗（Rishi Paul）认为，尽管普京不断放出核威慑信号，但美西方也逐渐学会在不触碰俄核红线的前提下巧妙援助乌克兰。美西方在红线边“反复横跳”起初会引发民众紧张，但久而久之便会削弱俄方核红线的可信度和威慑力，形成“狼来了”式的战略疲劳。

此外，2024年11月俄军向乌克兰第聂伯罗一处机械厂发射了“榛树”（Oreshnik）中程弹道导弹，这是俄军在实战中首次使用“携带核弹头能力”的导弹。但俄总统新闻秘书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iy Peskov）随后公开表示，俄方在导弹发射前约30分钟通过内部渠道向美方报备。这既说明俄罗斯仍然履行部分New START条约相关规则，但也削弱其核威慑的效力。

怀揣“一天摆平俄乌冲突”宏愿的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虽未能推动和平，但随着美俄外交关系正常化以及双边互动持续密集，两国逐渐积累对于谈论核军控这种“高政治”议题的互信资本。2月12日美俄元首首次通话后，美俄代表团在沙特利雅得、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进行两场会谈的重点便是美俄外交机构正常运作与高层工作组的设立，此后双方虽有官方争执但始终未“拉黑断联”。

在官方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外，美俄也建立了“商人特使外交”管道，即美国中东特使、特朗普密友以及实际上的对俄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Steve Witkoff）和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负责人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 (Kirill Dmitriev)，两人成为美俄非正式互动以及“以商业求外交”的重要推手，就美俄换囚以及经济合作等事务进行密集运作。

2025年4月11日，维特科夫与德米特里耶夫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进行会谈。两人成为穿梭在“双普”之间重要的非正式特使

来源：路透社

基于此，美俄双方对于核军控问题零星释放过信号，总体来看达成新协议的进程有望，但中间曲折摩擦不断。2025年2月，特朗普公开提议与中俄达成核协议，共同将各自“国防预算减半”。“我们没有理由制造新的核武器……现有核武器足以将世界毁灭50次、100次了。”然而特朗普另一边又强烈要求北约国家自主提高国防预算，在俄罗斯视角下具有明显的针对意图。此外，特朗普高调宣布打造“金穹”（golden dome）导弹防御系统也引起俄外交部不满，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Sergei Ryabkov）表示金穹的建造将严重破坏俄美战略稳定关系，“为军控制造了巨大的新障碍”。

进入7月，特朗普因不满俄乌无意停火而缩短了停火时间的“最后通牒”，并开始对俄施压。7月31日，梅德韦杰夫讽刺了特朗普在玩从50天到10天的儿戏般的通牒游戏，并提及俄罗斯拥有前苏联的冷战核遗产“死亡之手”（Dead Hand）（即自动核反击机制），暗示俄方无惧对特朗普任何强硬威胁进行实质回应。

此举将美俄关于乌克兰问题分歧向核武领域外溢，迅速引发一连串核风险。8月1日特朗普宣布向俄罗斯附近海域派遣两艘所谓“核”潜艇，以回应梅德韦杰夫暗示的核反制。4日俄外交部正式宣布不受《中导条约》关于“暂停部署中短程导弹”的自我制约，以回应美国在欧洲的对俄前沿部署远程常规导弹。梅德韦杰夫则表示此举意在回应北约的“反俄政策”。5日，美军一架核侦察机飞往巴伦支海上空和靠近俄北极新地群岛一带巡航，被媒体视为对俄罗斯可能的核导弹测试进行监测。

2025年5月20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准备宣布金穹导弹防御系统

来源：美国白宫

这一轮美俄核态势短暂升级后很快便平复下来，虽未引起实际危害，却可能给即将在阿拉斯加见面的“双普”敲响了警钟：如果不续签目前硕果仅存的New START协议，未来美俄核风险管控将失去最后一道防线，引发不可控的极端局势。于是，“双普”阿拉斯加会晤时简要谈及了协议问题，并在会前会后都释放出温和信号，为未来协议续签谈判气氛基本定调。

特朗普和普京两人都曾在New START条约上有拒绝和否定的历史表态，但随着条约期限迫近，两人立场开始转圜并释放缓和信号。表面上“双普”之间都同意进行核协商、都不希望核风险失控和外溢，但背后两人的各自考量却并不相同。可以说，普京更多基于实际利益需求，特朗普却更看重外交资本名声。

自2023年国情咨文正式宣布暂停参与New START条约后，普京的立场始终保持强硬。3月2日俄方宣布彻底中断条约下包括演训和演习的通报机制，且宣称此举“并不关切美方采取何种立场。”次日，俄罗斯国防部开展大规模RS‑24洲际导弹演练。6月份，美国吊销俄罗斯核查人员的签证以对等反制俄方“持续违约”。同时，俄罗斯也回绝了美方提议开展条约的“无前提协商”，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表示恢复会谈“应与美方主动缓和对俄敌对政策同步进行。”

但随着条约期限将满，俄方也开始释放出核风险失控的战略焦虑信号。2025年6月至8月，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反复强调美俄核军控领域的“破坏性关系”（ruined ties）使俄方高度担忧核武完全失控的风险。最终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前，普京向媒体透露俄美之间应该就核管控问题进行接触。

普京立场转向的确是对New START条约期限满感到焦虑，背后深层次原因则是对乌军事行动背景下俄罗斯“战时经济体” 运转所需。在俄罗斯未来经济面临长期衰退风险之时，普京需要更加策略性地调整财政投入。对此，通过主动对美达成新一轮战略稳定关系以避免核军备竞赛带来的财政负担，成为纾解经济乏力的潜在渠道之一。

根据俄罗斯财政部8月初公布数据，2025年前7个月俄预算赤字达到4.88万亿卢布（约611亿美元），占GDP约2.2%。据塔斯社援引数据，在同一时间段内俄政府支出激增20.8%，达到25.19万亿卢布（约3178亿美元）。同时，未来俄罗斯的增长前景也并不乐观。根据俄罗斯央行的数据，2024年俄罗斯经济增长4.3%，但2025年预计增长率将仅有1%-2%。欧洲政策分析中心（CEPA）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科利安德（Alexander Kolyandr） 表示，普京政府可以维持国防和社会支出，但“可能需要削减其他地方的开支”。

2025年6月，普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表讲话，强调俄罗斯经济前景依然乐观

来源：俄新社

尽管普京政府减少财政支出或其他紧缩措施会减缓经济增长（尤其是民众工资水平），但不减少财政支出又可能引发新一轮高通胀。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央行始终试图降低高通胀率，从2022年2月对乌军事行动后的17.8%降至2025年7月的8.8%，成为俄稳定经济局势来之不易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如果长时间维持较高水平的核军备竞赛，无疑将加剧俄罗斯经济长期衰退风险。因此，对美续签协议并主动降温核局势开始成为克里姆林宫愈发重视的选项。

此外，随着俄军对乌作战越来越重视使用非对称武器，并储备了一系列小型战术核武器，续签原版New START协议对于俄军进攻能力的限制似乎并没有以往这么大。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公开文件，参议院关于批准New START协议的评估报告中指出2025年发现俄军方拥有1000至2000枚搭载于非战略武器的核弹头，俄军拥有的双重能力系统（dual-capable systems）可以混合搭载常规和核弹头，而这并没有涵盖在传统军备协议的限制范围内。但也不排除美方在协议续签谈判中重提纳入对新型核武器的限制，进而复现2020年10月的谈判困境。

但普京的态度转向并不代表俄方消极对待核武发展，相反，当前俄罗斯持续推进核武军事技术现代化，且优先部署高超音速和先进投送系统，例如批量生产“榛树”导弹并部署在白俄罗斯、对新型核动力巡航导弹“Burevestnik”展开测试以及在多个关键地区扩建核基础设施，包括白俄罗斯奥西波维奇、加里宁格勒、远东以及北极地区。

2020年10月，特朗普1.0政府拒绝普京主动提出的New START续约提议，原因是俄方希望仅续签一年而无新增条件，但美方希望达成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协议。例如白宫军控特使马歇尔·比林斯利（Marshall Billingslea）最初要求New START后续条约涵盖不属于原条约范围内的小型战术核武器、强化后续条约的核查机制等，但被俄方拒绝。续签失败后，时任美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表示希望俄罗斯重新评估其立场，以避免开启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

彼时特朗普与拜登选战正酣，且受“在任者包袱”叠加疫情影响导致特朗普民调不利。美媒普遍认为特朗普在选战冲刺期高调拒绝一场外交成果不利于选情，但《华盛顿邮报》时评认为特朗普的外交官们需要就续签问题确定更多细节，这需要更多时间成本，因而无法将协议“工具化”服务于特朗普选战。总之，特朗普拒绝了New START的正常续约，背后则是特朗普1.0时期美国在全球多边机制中“疯狂退群”的时代图景，并造成美国传统联盟体系和全球伙伴的深度不安。

核武专家表示，尽管特朗普曾表示希望废除核武器，但他上任以来对美国全球联盟造成的不确定性使更多国家可能考虑使用核武器

来源：Newsweek

但随着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开启第二任期并积极寻求在外交领域积累政治遗产，特朗普试图斡旋俄乌、巴以两场冲突以及近期印巴、泰柬两场冲突，但总体收效不佳。随着外交屡屡碰壁并落得关税问题上的“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烂尾形象，特朗普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核武问题，而6月美军打击伊朗核设施被视作特朗普为数不多的实质性强硬外交举措，并且基本成功编织起了一套美式胜利叙事。

因此，在核军控上达成和平协议，似乎成为特朗普视角下成功概率较高的外交博弈。近期特朗普又开始关心半岛事务，并计划和金正恩进行元首会晤、开展私人外交，希望在朝核问题上取得突破。

更重要的是，在核军控上取得外交成果更贴合特朗普打造“和平总统”的形象，并且为拿到他心心念念的“诺贝尔和平奖”加分。毫无疑问，核军控问题是自二战以来全球最为关注的“高政治”和传统安全议题之一，也是雅尔塔体系下美国历届总统高度之关切。尽管目前全球多场声势浩大的地区冲突混乱掩盖了冷峻危险的核问题，但不可否认核军控依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2025年8月8日，美国白宫发布“特朗普是和平总统”的宣传片，显示特朗普对于斡旋促和的外交资本极其重视

来源：白宫

此外，来自美国内民主党方面的施压可能也是促使特朗普立场转向的原因之一。2月25日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马基（Edward Markey）提出一项决议，要求美国重新承诺遵守军备控制协议，以避免和俄罗斯、中国陷入新一轮核军备竞赛。此决议得到众议院方面民主党人的响应与领导，例如弗吉尼亚州众议员唐·拜耳（Don Beyer）表示New START协议是“我们最后一项重大的核军备控制协议……已成为危及我们所有人的失控核军备竞赛的要素。”

在美俄阿拉斯加会晤之前，美国“政客”（politico）网时评便提出，俄乌和平协议基本无解，特朗普应将重点议程放在美俄核军控问题上。在美俄外交正常化和形成一定前期互动基础上，在核问题上达成协议更有“性价比”，毕竟这并不触犯乌欧紧张的神经，只是一个美俄双边问题。可以说，和普京续签New START协议是特朗普对俄赢得外交胜利为数不多的可选项。

未来如果谈判流程过于复杂，特朗普也可以先对俄达成联合声明。“政客”网列出了6条特朗普短期内可以寻求和普京达成的元首级成果，分别是重申联合国五常2022年1月发表的避免核战争声明、共同宣布New START条约期满也将自我约束、共同声明两国没有必要恢复核爆试验、同意冻结非战略核武器/“战术核武器”、共同声明两国都不打算以威胁领土的方式部署中程导弹、共同承认导弹防御系统“不会失控”。

美俄之间就续签New START协议的谈判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25年6月发布报告的数据，截至2025年1月美国部署弹头1770枚、储存弹头1930枚；俄罗斯部署弹头1718枚、储存弹头2591枚。而原版New START协议要求双方各自部署的战略核弹头限额为1550枚。因此从实际量上看，美俄双方续签后承担的核削减成本相近，但考虑到处在战时状态的俄罗斯需要既有核武基础来保障一定的对外战略威慑能力，对核武使用的依赖程度或大于美方。而强调“降成本、增收益”的特朗普似乎更愿意缩小原版限额，减少美国核军事财政负担。

但随着俄乌冲突长期化、美欧防务关系复杂化，关于New START协议的续签谈判可能会引入更多外部变量，例如俄方或将条约续签和美国撤离在欧洲对俄前沿部署的超高音速导弹、削减对乌援助相挂钩。2024年末美国便加速部署中程和短程导弹，并计划于2026年在德国部署远程超高音速导弹（被外界普遍认为是“暗鹰”），直接将俄罗斯纳入导弹射程范围之内。作为战略核武器的先锋，“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能够削弱对方的反导拦截能力，其本身也是一种战术核武器的载具。

2024年美国华盛顿北约峰会上，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朔尔茨会面，双方宣布从2026年起美国开始在德“轮换部署”若干先进陆基远程导弹系统

来源：路透社

此外，领导人因素也不容忽视。核武削减谈判是一个富有技术性的专业工作，需要技术官僚和外交事务官进行多轮磋商并推敲诸多细节，这对双边团队的“战略耐心”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然而，面对经济困境和战争压力的普京团队是否具有足够的耐心等待New START协议续签的酝酿过程？而追求短期可视化利益和神经高度敏感的特朗普，是否会在谈判遇挫时迅速宣称谈判破裂并退出协议？

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高度交织且较易外溢的当下，任何计划之外的不确定因素都可能打乱一场事前部署缜密的谈判，尤其是一场可能由“双普”领衔的核谈判。传统的威慑理论建立在“决策者是理性行为体”假设之上，然而理性与耐心却成为当前愈发稀缺的外交品质。俄罗斯方面，普京将核武“工具化”的意图愈发明显，因此更倾向制造战略模糊和反复不确定性来威慑对手；美国方面，特朗普长期根据情感和直觉进行判断，似乎难以凭借准确信息作出深思熟虑的决定。《华盛顿邮报》引述了2021年特朗普任期末最后几天曾考虑使用核武器（当时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介入阻止）的危机时刻，并认为特朗普更喜欢指责和羞辱对手，而非进行真诚的谈判。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离职后成为其著名的批评者，在白宫回忆录“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中认为特朗普是不称职的美国总统，且缺乏应对重大危机和专业事务的能力

来源：《华盛顿邮报》

随着传统的外交品质日益稀缺，以及全球核态势愈显复杂。美国安全战略界的鹰派开始倡导抛弃传统的战略稳定关系，支持新形式的核协议，并认为New START应该被废除，因其无法为美国及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在地区层面也未能遏制核对手，且与战时俄罗斯续签也“无意义”。小布什政府任内的鹰派国安官员埃里克·埃德尔曼（Eric Edelman）和富兰克林·米勒（Franklin Miller）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iars）上发文，认为续签New START协议无法解决当今世界的核困境，并鼓吹未来新的核条约应“仅为缔约国持有的核武器设定总体限制”，基于此，各方“只要通知另一方”便可随时调整核武组合。“在此之前，美国应尽可能最大化其核威慑潜力。”

现阶段“双普”对于延续美俄战略稳定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动意愿，但未来美俄战略稳定去向何方仍然具有太多变数。或许真如美国鹰派人士所宣称的那样，大国战略稳定关系只是冷战时期对于美苏核管控的陈旧概念，在缺乏冷静理性与战略耐心的当下却逐渐成为一个“战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