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不要忘记经世济民的初衷。尤其是今天经济下行的环境中，大多数失落群体对现状所呈现出的越来越大的抱怨，对此类问题，如何通过我们专业有效方法加以缓解，已经是经济学人应该肩负起的一个十分重要刻不容缓的责任。

研究大多数人的问题成为近年经济学诺奖的亮点

——对2019年诺奖颁给三位研究贫困经济学问题专家的感想

孙立坚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最终颁给了三位聚焦贫困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是MIT的印裔美籍经济学家阿比吉特·巴纳吉 (Abhijit Banerjee)和他的同校同事、而且是他的夫妻搭档、年仅47岁的法裔美籍女性经济学家埃丝特·迪弗洛 (Esther Duflo)以及最早用实验方法研究贫困问题的、哈佛的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 (Michael Kremer)。

这个结果是瑞典皇家评委(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团队)这些年来一直在关注大多数人身边存在的长期问题的又一个价值取向变化的佐证！因为这些研究领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属于非主流的“冷门话题”，比如，2015年诺奖关注的不平等问题，2018年诺奖关注的环境问题，以及今年所关注的贫困问题，从而使得很多熟知经济学领域发展的国内外诺奖爱好者，这几年对评选结果都感到意外！虽然这些获奖的非主流问题的研究成果，直到今天都是坚持基于严谨的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探索新的问题，但是它们在大经济学的体系里还是属于冷门的研究话题；之所以能够获得诺奖的殊荣，是因为它们的研究成果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已经完全脱离了过去只属于经济学界才被评价而社会大众却高不可攀的局面(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政策操作上独到技术的设计不是一般大众能够理解的)，而变得内容更加务实，真正回到了这个学科”经世济民”的初衷上！

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今年诺奖学术成果的贡献和特色主要反映在以下几点：首先，认清贫困问题的本质和验证扶贫政策效果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最大挑战！而本次获奖者却从不同的角度，充分采用了匹配性较好的几种有效的实验方法(如田野实验、随机对照试验，干预性DID分析方法等)，并对考察对象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采样，同时纠正了传统的逻辑先行的理论模型架构和验证模型精准率所选择的结构性实证模型等这类技术分析路线所带来的偏差，从而得到了令人信服的重要发现。其次，把很多相关性的问题背后的因果关系，通过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独到的实证和实验方法，得到了确认；并基于上述实验分析所剖析出来的贫困形成的机理，进一步对现有扶贫和援助政策的效果及其影响因子进行定量的评价。这种连续性的深入研究，不仅找到了问题的本源，而且还在探索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上，找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效率失灵的情况下，如何避免政府的干预可能再次带来资源错配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的好办法。第三，展示了宏观问题(如发展经济学的命题)如何在微观机制(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建设和操作上加以解决的高效模式，而避免过去依赖宏观总量上调整(如单纯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等)所带来的资源配置进一步扭曲的问题(如脱贫援助政策带来的事后慵懒现象等)。另外，要做到这样高质量的研究效果，我们还看到了获奖者这些年来坚持长期不懈的调研和为解决样本偏差及噪音问题所作的实验方法不断优化的努力。第四，突破常规。诺奖评选历来都强调研究成果要经得起时间(长达20多年成果暂时搁置)的考验，而忽视了它对现实政策的指导意义和时间窗口的重要性。

这次大家最感惊讶的是夫妻搭档的同时获奖，尤其被其中年轻女性的获奖事实所震撼——它打破了经济学诺奖一直以来恪守的“时间考验“的评价标准！事实上，这次评委更看重的是Duflo的研究成果的代表性价值和其对政策指导意义的突出贡献性！至于她学术研究的领导力，已经不需要再通过时间来考验她技术的成熟性了。因为在她身上发生了男性经济学家都无法达到的奇迹：如她博士生涯结束后就直接留在母校MIT就职（这在美国学术界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场景）和她早年就以自己出众的研究能力和众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早早地进入了长期聘用的教授行列以及诺奖之前她已经获得了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克拉克奖！皇家评委对她成果的认可就是想向学界树立一个当下做“好的研究”的典范，和展示好的经济研究成果应尽早转入社会服务中这样一个价值取向。事实上，埃丝特·杜弗洛曾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经济顾问，她自己也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像管道工那样工作，或者至少“我们中应该有一些人花部分时间做部分那样的工作”：不仅安装系统，而且还必须随时观察，在出现明显泄露和堵塞的时候进行修补和疏通。这也是评委想通过她的获奖向社会强调：经济学家不要忘记经世济民的初衷。尤其是今天经济下行的环境中，大多数失落群体对现状所呈现出的越来越大的抱怨，对此类问题，如何通过我们专业有效方法加以缓解，已经是经济学人应该肩负起的一个十分重要刻不容缓的责任。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窗口”授予贫困经济学问题研究的专家以这个最大的殊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这次诺奖的研究成果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是具有震撼性的政策指导意义：其一、比援助资金更需要实施援助的是致富的能力和方法。比如Kremer的研究发现在肯尼亚接种过驱虫疫苗的孩子他们的上学率要比没有接种过的孩子上学率要高，而且人均收入也因为上学率的提高而得以改善。第二、贫困的形成是来自于贫困的群体自己对贫困的认知和形成贫困的生活习惯没有警觉，也没有改变贫困发自内心的动力，比如这次获奖的MIT两位教授的长期观察和研究成果发现：在印度对女性教育补助的资金却被她们转为更为需要的饮用水购买的资金。所以，如果没有认识到改变贫困观念和培养良好生活习惯(脱贫)的重要性，就会给社会大众对援助政策产生一个过度悲观的偏见：援助效果有限，最多只是救急而不救穷；第三、政策意义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到解决大多数人的其他问题上(如不平等、环境等问题的改善也是当今经济学家必须肩负其的使命)。它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它认为是一个简单的宏观总量调整的收入分配问题！但实际上它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微观认知、文化、习惯和激励机制的优化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事前因果性的认证，就贸然推动扶贫和税收等政策，那么最后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二次资源配置扭曲的结果——让社会福利的损失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进一步扩大。

中国政府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在“大多数人的问题”(如、不平等、环境、贫困等)认知上，我们要“比小政府大市场”的发达国家重视得多，对问题本质的严重性的认识也比他们通透得多，所以在政策设计上，我们的政府早已未雨绸缪提出了很多事前改进的预案，比如，至上而下推进的美丽宜居家园的建设，精准扶贫等国家战略都是典型的事实。即使在中国经济增长过去的四个发展阶段，我们也能看到国家一直都非常重视大多数人(老百姓)的问题，从第一阶段(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我们先是进行农村改革，先让大多数农民先富起来，这对后续改革的社会凝聚力的动员和共识都至关重要，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到后期)双轨制改革遇到了短缺经济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国家又是倾全力动用市场和行政的双轨制来解决人民生活负担的问题，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第三阶段(90年代)中国进一步开放招商引资的发展战略又首先打破了人口移动的障碍，让大多数民工兄弟和沿海城市工业化的发展机会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大多数人都能分享到中国改革红利给自己带来的实惠。第四阶段(2001年至2008年)中国融入全球化发展的轨道，创造了世界最多人口脱贫的奇迹！

图片来源：摄图网

如果我们能够用严谨的学术方法来论证背后的机理同时也能严谨地揭示出它改善的社会福利和所带来的增长代价的挑战，如果世界学术圈能保持学者中立的科学态度来看待中国学者不断进步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如果我们能够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念和发展的步伐，那么，经济学诺奖中的中国问题研究就会开始走向世界大众的视野，甚至不久的将来，中国学者无论是以和西方经济学大家的合作方式还是依靠我们自己独立的对中国问题的深入感知以及深刻的分析来获得诺奖评委的认可，都会大大推动中国案例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

另一方面，基于中国社会民间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我们已经在互联网上开拓了大多数人能有机会致富及其所需要的投融资环境的改善和方法上的创新实践，这对改变今天西方世界形式上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而事后结果上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赢者通吃”的局面，并让弱势群体看到共同发展的希望曙光，都会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无论是供应链的培育还是普惠金融的互联网长尾效应的嵌入，还是今天金融科技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力的提高所打造出来的给弱势群体带来的投融资成本下降和商业机会不断增加的事实，中国都已经具备了很多值得世界经济学界共同关注共同研究的好问题。所以，中国学者的努力和我们包容的市场开放的胸怀，一定会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并用严谨扎实的分析能力讲好中国成功的案例。因为中国是世界人口的大国，只有中国才是最有可能最有条件去研究出解决大多数弱势群体问题的好方法。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自己存在的短板，如学术研究的生态环境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所以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复杂性问题研究，既是我们身为中国经济学者的发展机会和动力，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借此机会，特别要感谢我的硕博研究生给我提供的诺奖获得者的相关资料！)

注：该评论文字初稿已于10月16日早晨刊载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本文为修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