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年里，给城市和大都市地区贴上“蓝色”、繁荣的标签以及给农村地区贴上“红色”、沮丧的标签变得越来越方便。这种二分法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将美国城市和农村社区置于对立面。

至少在总体上，美国这样的断层真实存在。可以明显看到在2020年大选期间，支持拜登和支持特朗普的县之间存在着经济鸿沟，同时2020年人口普查中揭示的农村和城市的县之间增长差距不断拉大。这种情况激发了越来越多通过驯服城市和重振小城镇来拯救美国民主的呼声。

然而，这种零和叙事不仅会进一步加剧我们社会的分化，还没有注意到一个关键点：恰恰是我们主要的大都市地区处于全球创新和快速发展的社会和经济动态的前沿。城市和地区范围内的领导者推动这些变化的能力，包括城乡共同的挑战以及他们与农村领导人的相互依存关系，将决定整个美国的未来。

当下人们对于城乡二分的关注在25年前是难以预料的。1996年，布鲁金斯研究所发起了一个关于城市和大城市政策的项目来为城市树立积极形象，彼时城市还被广泛视作危机爆发点。大多数城市被卷入了例如犯罪、贫穷、财政压力等种种问题中，这些根本上来源于之前几十年的联邦政策，使穷人聚集在市中心而为富人开辟郊区的安全地带。

举个例子，华盛顿特区当时是由国会指派的监察委员会所治理，后面管理权落到了我们布鲁金斯学会的老同事Alice Rivlin手上，她承担着解决结构性财政预算赤字和公共部门管理问题。布鲁金斯学会第一个重要的报告得益于GIS绘图技术的诞生，它描述了大华盛顿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分化的地理分布情况：这种分界并未与城乡边界线完全重合，而是呈现东西走向，其中哥伦比亚特区和马里兰州郊区的部分地区因贫困和投资减少而不堪重负，这对整个大华盛顿地区带来了损害。

当市长Anthony Williams在2001年重新获得了区财政的控制权，他采纳了Rivlin大胆的方案：在未来10年里扭转过去50年人口流失趋势，使城市居民数量增加10万。虽然这个过程最终经历了15年，但是华盛顿特区达成了目标和其他成就。如今，城市面临着一系列与1996年相当不同的问题，比如当地居民挣扎在一方面享受地区的复兴和分量越来越重的高科技繁荣，另一方面需要支付高昂的住房费用。即便是25年以前，大华盛顿地区的社区也存在着相似的挑战。

华盛顿特区的兴衰历程暗示着美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大都市地区（尤其是最大型的都市区）广泛的复苏。在过去的25年里，这些经济体的回报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和他们占主导地位的城市产业上。再加上美国主要城市及其郊区之间人口和经济的加速融合，这意味着美国的未来主要取决于最大型的都市区：56个拥有超过100万人口的大都市地区，从弗雷斯诺，加利福尼亚地区到纽约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口比重占到整个国家的57%，工作占到60%。而总经济产出则占比高达66%。

这些大都市地区除了当下在人口和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还预示着美国未来构成的图景。在2000年，这些大都市区已经有38%的居民是拉丁裔、西班牙裔和非百种人（而这些人群在美国总人口比重中占到31%），这意味着他们在2020年就会占到42%的美国人口比例。如今，超过一半的大城市地区居民是有色人口，这一里程碑的到来比美国人口普查局所预计的要早了20多年。

“未来就是现在”的动态发展途径也是大城市经济体的特征。数字、科学和专业服务在美国创新中所占份额极高，也贡献了过去20年美国三分之一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如今，这些行业占美国就业岗位的近9%，2000年时还只是7%。但在大城市地区，2000年他们已经占到了9%的就业岗位，如今这一数字已经变成11%。这预示着美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将继续实现数字化和知识密集型增长。

当然，我们的大城市和地区一直在为美国的进步铺路。从在纽约和费城建国，到新英格兰磨坊城市的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底特律和中西部城市的“民主军火库”，到伯明翰和南部城市的民权斗争，再到硅谷和西雅图现代科技时代的到来，我们的大城市和大都市地区是我们的熔炉，在其中我们不断地铸就着美国的明天。

如今，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大都市地区一如既往的不懈进步。美国家庭和社区面临的紧迫挑战：技术上的分层剥夺了大批工人的机会，低工资工作的增加破坏了家庭的稳定，系统性种族主义仍然在剥夺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社区的财富和权力；不可持续的社区、城镇、城市和地区建设方式加剧了经济和环境风险及不平等。

虽然这些挑战并不针对任何一种特定类型的美国社区，但主要的大都市区将首先面对。事实上，这已经发生了，因为这些地方的领导阶层一一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大学、社区团体一一都站在应对这些挑战的最前线。他们正在投资于更多样化的技术人才管道，提高最低工资和工作质量标准，支持更有弹性和公平的基础设施，并寻求恢复黑人社区的价值。跨部门联盟形成了这一整套全面的解决方案，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或市中心和社区的利益进行联系，总是能越过党派不同立场对州和国家层面进步的阻碍。这些领导人在开展工作的同时，也在应对快速的人口结构变化。这些变化正在颠覆传统的地方权力结构，类似的趋势将席卷并改变美国其他地区。

如果我们希望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保持美国竞争力，我们的大都会区应当引领潮流。但它们不会是单枪匹马地战斗。这些都市区面临比过去更大、更复杂的挑战，对协调行动的要求也更高。领导者需要更高质量的信息，了解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他们需要创造基于市场的新工具和同时应对多重挑战的新方法。他们需要与同龄人建立网络互相支持，共同解决问题，汇聚他们的声音来推进更广泛的改革，并进一步磨练他们的领导能力。

也许最重要的，我们主要都市区的领导人需要更高的权威和联邦和州合作伙伴更大的帮助，这样才能应对大城市规模下的挑战。美国救援计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弹性联邦资金流，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和拟议中的社会支出一揽子计划承诺提供额外的、跨时代的机会，将跨城市、市郊甚至远郊边界问题的解决能力提高到新水平。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和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人表明，付诸努力支持都市区发展成功时不同党派的人会搁置党派利益之争。

支持大城市引领也有助于解决美国日益扩大的地区间差异。我们最大的都市区总体上是繁荣的，但它们并不同等成功。事实上，帮助落后地区的国家议程帮扶地区不只有农村地社区还包括城市，解释了两党在这一问题上都保持强烈兴趣的原因。伯明翰、克利夫兰和圣路易斯等美国中心地带的老工业城市正在努力通过解决种族隔离问题、培养创新、人才和与沿海地区有关的高收入产业来进行重新定位。

在最大的都市区之外，城市和农村社区之间的差异就更小了。根据经济学家Tim Bartik的说法，全国500多个长期陷入困境的劳动力市场有包括在大都市、较小的微型城市和农村社区的，这些地区可以从联邦政府的战略支持中大大受益，从而得以从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中复苏。正如并非所有城市、都会地区都繁荣，也不是所有农村地区都贫穷。他们的人口组成并不清一色，有色人种也占农村居民的24%，并且他们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县占据人口比重的大头。这种城市和农村财富水平的趋平类似于大都市区内城市和市郊之间相似性的日益增加。

在美国最大的都市区应对国内最复杂的挑战的同时，它们也能促进其他300多个都市区以及许多较小城市、城镇和农村社区的繁荣。大都市的繁荣往往会带来农村的繁荣，在以下几个方面尤为突出：因地制宜战略加强区域供应链从而使其辐射更广的范围、保护自然资源以及改善弥合城乡差距的软、硬基础设施。我们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同事Tony Pipa敦促人们重新思考和更新联邦农村政策，以实现这一目标。一位同事主张通过现代化升级联邦因地制宜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振兴陷入困境的城市和农村经济。具体措施包括提升地方领导人能力使他们足以驾驭面向成功的战略。遵循这条路线，我们可以采取更多措施，在不同规模的社区之间共享知识和人才，让地方领导人，不论来自城市、市郊还是乡村都能够采用和适应智能创新。

在让美国变成一个更完美的联邦的征途中，不能让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彼此对立。但大都市区确实需要肩负使命，创造美国的未来。这样一来，不论是大城市还是更小的社区都能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