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首都，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民主治理的最高象征，但也因其暴力犯罪的历史而备受批评，因此它一直处于城市治理和联邦权力扩张争论的焦点。当地时间8月11日，特朗普宣布了一项颇具戏剧性的联邦干预措施，其援引《哥伦比亚特区自治法》第740条，将大都会警察局（MPD）置于直接联邦控制之下，在接管华盛顿的警察部队的同时，还在华盛顿街道上部署国民警卫队。特朗普声称该市已被“暴力团伙、嗜血罪犯、四处游荡的野蛮青年、吸毒狂人和无家可归者”所占领，并将这一天称为华盛顿特区的“解放日”。此举旨在应对所谓失控的犯罪危机，但在国内引发激烈争议：特朗普的举动被指是对一个种族多元化城市政治独立的“令人作呕、危险且带有贬损性”的攻击。本文意图探讨华盛顿特区治安的复杂性，分析特朗普的政策动机，并探讨此次联邦接管如何反映美国治理中的更广泛矛盾。

一名示威者在白宫附近的抗议活动中举着标语

图源：路透社

华盛顿特区的犯罪记录可追溯至1960年，当时人口虽并不众多（约76.4万），但总犯罪指数为较高水平。暴力犯罪包括凶杀、强奸、抢劫和加重攻击，财产犯罪则涵盖入室盗窃、偷窃和车辆盗窃。1960年，暴力犯罪总数为若干起，财产犯罪占主导。随着城市快速发展以及接踵而至的贫困和种族隔离问题（尤其在东南部和东北部社区），华盛顿的犯罪率进一步上升。在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引发骚乱后，导致财产损失和暴力的事件继续激增。进入1970年代，犯罪率持续攀升。1970年，凶杀案达数十起，抢劫和入室盗窃成为常见问题。1980年代，可卡因流行进一步恶化局势，暴力犯罪率每10万人中数百起，财产犯罪率更高。帮派活动在社区蔓延，特别是在Anacostia和Shaw地区。彼时，联邦政府开始关注华盛顿的局势，但碍于地方警力有限，相关响应十分滞后。

1960年至1989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犯罪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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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代，由于可卡因毒品泛滥，华盛顿特区被冠以“谋杀之都”的恶名。根据联邦调查局统一犯罪报告（UCR）的数据，1989年，华盛顿的杀人案件达到每年400起，1991年该市凶杀人数达到482人。彼时华盛顿暴力事件频发，帮派和毒品犯罪占据新闻头条是家常便饭。众多外国媒体对此早已进行了报道，华盛顿被其描绘为美国城市衰败的缩影。《华盛顿邮报》前著名记者卡斯塔涅达（Ruben Castaneda）于1989年到华盛顿任职时，对这里获得强力毒品的容易程度感到震惊。在接受BBC采访时他表示，在到达华盛顿几天之后，他跟随一位靠卖淫换取毒品的的女性来到位于市区的S大街。他回忆说，“她一下车，一帮毒品贩子就冲过马路把她团团围住。我刚从洛杉矶来，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感到惊讶。”而此地，距离美国总统官邸白宫仅仅只有3公里的距离。从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中后期，强力可卡因诱发的暴力犯罪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到了21世纪初，透过社区警务干预和大笔联邦投资，华盛顿的犯罪情况逐渐改善。到2010年，暴力犯罪显著下降，凶杀率降至每10万人约21起。这一时期，城市复兴贡献良多。中产化（gentrification）进程改善了Shaw等区，贫困集中度问题得到缓解。而警务改革则一定程度上增加巡逻频率和社区参与，居民间信任得以增强，犯罪基础被削弱；另外，大笔联邦投资则用于教育和就业项目来降低青少年犯罪。到2010年，暴力犯罪率降为每10万人中数百起，远低于1990年代。财产犯罪也下降，车辆盗窃减少了一半以上。

特区谋杀率（1960——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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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新冠疫情的爆发加剧不平等、失业和心理健康等问题，又再次推动街头暴力，先前呈现下降趋势的犯罪率又再度回升。2020年，社会隔离和经济停滞又导致犯罪模式变化：财产犯罪率初降，暴力事件发生率上升。2021年，凶杀案增至约200起，抢劫和车劫案激增。2023年，凶杀案达274起，创20年高点。车辆盗窃和青少年犯罪成为焦点。这一反弹与全国趋势一致，但特区受影响更深。但2023年以后，摆脱了疫情影响的华盛顿，其暴力犯罪事件发生率大幅下降，在特朗普上任当天达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根据大都会警察局的报告，2025年前七个月，特区暴力犯罪进一步降26%，凶杀案同比降12%，抢劫降28%。截至2025年8月，凶杀案103起，车辆盗窃3059起，危险武器攻击580起。对比历史数据来看，华盛顿特区已经不再是高犯罪区。

在特区的公共安全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后，特朗普表示，如果“需要”，他可能会派遣军队。透过援引《哥伦比亚特区地方自治法》第740条，他首次将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联邦化。他表示，他宣布进入公共安全紧急状态，并将警方置于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的管辖之下。特朗普誓言允许警察在面临挑衅时“为所欲为”。“这是他们（所谓的罪犯）唯一能理解的语言。他们喜欢朝警察脸上吐口水。你吐口水，我们打人，他们就会被狠狠地打。”第740条规定，当总统认为存在“特殊情况”需要时，市长穆里尔·鲍泽必须提供“总统认为必要且适当的大都会警察局服务”。总统只能根据该法案行使此类权力30天，除非国会通过法律延长该权力。8月初，前总务管理局（GSA）职员爱德华·科里斯汀（Edward Coristine）——绰号“大球”（Big Balls）的政府效率部成员，年仅19岁——似乎在其车旁遭到一群年轻人的袭击。此后，特朗普开始讨论将纽约市交由联邦政府管辖，并动用国民警卫队打击街头犯罪。

2025年8月13日，特朗普总统访问华盛顿肯尼迪中心期间回答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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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言时，国防部长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与特朗普一同登上讲台。他表示，未来将有8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走上华盛顿街头。“他们将强大无比，强硬不屈，并将与执法伙伴站在一起。”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皮罗曾任福克斯新闻主持人，直到8月2日才确认其职务。她表示，她看到“太多暴力犯罪是由那些年轻的朋克分子犯下的，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聚在一起组成帮派，把你或任何人打得落花流水”。皮罗表达了她对青少年被起诉方式过度宽容的不满。“我不能逮捕他们。我不能起诉他们，”她说。“他们可以去家庭法庭，他们可以做瑜伽、做手工。够了，今天情况变了。”

行动初期，8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进驻特区，辅以来自十余个联邦机构的数百名特工。每日约100至200名士兵直接参与执法支持。至8月中旬，部队规模增至2200余人，巡逻区域扩展至国家广场、联合车站和国民公园等核心地带。部队来源多元，除特区本地单位外，还包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南卡罗莱纳和西弗吉尼亚等共和党州长领导州的增援。这些部队重点巡逻国家广场和地铁系统等高流量区域，而行动采用数据驱动策略，利用犯罪热点地图优化资源分配，确保覆盖关键区域，提升行动效率。

本次行动主要有以下几大任务。第一，高可见度巡逻与力量展示。巡逻任务集中于旅游区域，而非传统高犯罪率区域，凸显了行动的象征性力量展示。士兵身着迷彩服，设置路障，与游客互动，营造高度可见的治安氛围。联合车站出现的装甲车辆也为通勤者带来陌生而震撼的视觉冲击。初始阶段，部队未携带武器，但8月24日，赫格塞斯授权部分士兵配备M17手枪或M4步枪，仅限作为“最后手段”使用，严格遵守武力使用规则，强调自卫或应对“死亡或严重伤害的迫在眉睫威胁”。

8月23日，一名儿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走过国民警卫队成员

图源：路透社

第二是清除联邦公园土地上的无家可归者营地。依据现有法律，当局将对不遵守者施以罚款或监禁。尽管如此，数据显示特区无家可归者人数自2020年以来已显著下降，个体减少20%，家庭减少43%。当局尝试引导受影响者进入庇护所或接受社会服务，但成效引发争议。移民执法亦融入行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等联邦机构参与，扩大了行动范围，与全国范围的突袭和驱逐政策相呼应。

第三则是社区维护与“美化”任务。士兵参与涂鸦清理、垃圾清扫和公园维护，如在潮汐盆地周边铺设覆盖物。“美化”任务由国家公园管理局指导，旨在提升城市形象，但被批评为偏离国民警卫队的传统职责。

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中反复强调民主党城市治理的失败，将华盛顿描绘为犯罪泛滥的象征。尽管华盛顿在2023年犯罪高峰后，后续两年暴力犯罪情况持续改善，但政府援引旧数据放大危机感。对移民的控制也反映出公共安全议题与边境控制巧妙捆绑，旨在满足共和党选民对其强硬立场的期待。而行动中的“美化”任务，如清除涂鸦和垃圾，在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时，也能展示联邦政府效率。在2026年中期选举逐步逼近的前提下，特朗普此举的政治意涵似乎不言而喻。

权力扩展或是另一重要动机。本次行动能够利用特区的独特法律地位作为试验场，来测试和扩展联邦权力边界。如特朗普援引的《哥伦比亚特区自治法》。该法赋予总统在紧急情况下对特区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控制权。作为联邦区，华盛顿特区不受州级自治限制，总统可直接指挥其国民警卫队，而无需州长批准。联邦政府在30天内（可经国会延长）可接管地方执法。像在8月11日透过特朗普行政命令所宣布的“公共安全紧急状态”，便是干预地方自治的案例。而8月26日，特朗普再次签署行政令，指示国防部建立专门的“快速反应部队”，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快速部署”以应对民事动荡。

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驻扎。特朗普总统公开表示，将把部署范围扩大到其他城市，尤其是民主党据点

图源：纽约时报

历史上，政府类似的直接干预多限于自然灾害或大规模骚乱发生之时，如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的城市部署，或在2020年“黑命贵”抗议期间。但本次行动并非即时动荡，而是基于“犯罪危机”的主观评估。前文中已经提及，近年来特区的犯罪率已经有所下降，就数据层面而言，让特区进入紧急状态并无必要。根据军事和警务法律规定，联邦军队不得用于国内执法。然而，由于华盛顿特区国民警卫队严格而言并非联邦化部队，而是由总统直接指挥，这种变通方案便可规避相关限制。有法律学者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它从根本上削弱了《民兵法》（The Posse Comitatus Act，该法旨在确保总统无法动用军队行使国内警务职能）的限制作用，加之国民警卫队在本次行动中承担了许多不属于自己职责范畴之内的任务，因此不得不怀疑国民警卫队和一些联邦机构改组为新型执法部门的可能性。由此，联邦与地方权力平衡可能会遭到重塑。

本次特区的国民警卫队部署行动凸显了美国在联邦权力、地方自治与公众情绪之间的复杂张力。行动启动后，抗议活动迅速涌现。8月11日，数百名示威者聚集于联合车站和国家广场，高举标语捍卫地方自治，抗议“联邦占领”，部分民众则回响2020年“黑命贵”运动的抗议浪潮。特区居民对武装部队巡逻表达了不安情绪，特别是在知名旅游区，装甲车辆与迷彩服士兵的出现让居民精神紧绷。相关视频显示，士兵与游客的互动虽总体轻松愉快，但这种缓和气氛的尝试却未能消除通勤者对日常生活干扰的不满。

地方与国际反应进一步加剧分化。市长穆里尔·鲍瑟（Muriel Bowser）谴责国民警卫队的行动为“威权式推进”，强调特区正在下降的犯罪率根本无需军事介入。国际人权组织警告行动“不必要且危险”，可能侵犯公民自由，部分欧洲媒体甚至也将其与威权主义相提并论。行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展现，旅游区人流量下降，酒店预订减少20%，小企业收入受损。无家可归者营地清理虽“净化”街头，却引发人道主义争议。

而特朗普的“快速反应部队”计划则为全国扩展埋下伏笔，甚至可能引发法律挑战乃至宪法危机。2026年中期选举或成为关键节点，反对者已发起超数十万签名的在线请·愿，抗议活动可能进一步升级。民主党州长敦促特朗普放弃向芝加哥、纽约等城市扩展的计划。来自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籍州长JB·普立兹克(JB Pritzker)承诺，将挑战特朗普(Donald Trump)向全美第三大城市芝加哥部署国民警卫队的计划，称此举违宪。不过特朗普在本周二重申了他向芝加哥派遣国民警卫队的承诺，并继续将民主党执政的城市描绘成犯罪猖獗之地。“现在，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这样做。我们有权这样做，因为我有义务保护这个国家。”特朗普在白宫面对媒体时说道。综上所述，本次行动在短期内强化了“法律与秩序”叙事，却以牺牲地方自治和公民信任为代价。未来，平衡联邦干预与地方权利、应对社会分化与经济代价，将成为美国城市治理面临的核心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