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域下的宗教研究论丛（之一）》

徐以骅主编：《全球视域下的宗教研究文集》（上下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1年4月版。

主编序

      宗教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通常被认为分属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因此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其实就宗教与国际关系本身而言，因两者均具有跨地域、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的属性，因此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着不解之缘。不过，在产生于欧洲宗教战争结束、民族国家诞生、国家主权被“神圣化”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中，宗教似并无一席之地，而在反映和折射此种国际体系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宗教自然也无足轻重。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宗教复兴，以及宗教政治化、宗教冲突全球化尤其宗教极端主义的肆虐和恐怖主义袭击的频仍，对现有国际关系体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宗教被宣称从“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回归“国际舞台的中心”，俨然成为国际舞台上各种势力争抢的资源，而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开始登堂入室，成为国际关系/政治学科的热门议题。在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看来，“宗教全球复兴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堪比冷战结束或全球化初现所引起的理论挑战”，有的甚至断言“不重视宗教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学发端于西方，但在宗教议题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高度边缘化的年代，我国领导人却有着远见卓识。1963年12月15日，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提交给党中央一份题为《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该报告在指出国内“研究外国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列举了该项工作所存在的五个方面的问题，认为该项工作“还远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不能很好地为国际斗争服务”。1963年12月30日毛主席在对上述报告的批示中从一开始就指出：“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毛主席接着写道：“对世界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有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并且最后他还强调指出“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53页）。此前1959年10月13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与任继愈先生的谈话中就指出，“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显然，毛主席把研究世界宗教作为“研究外国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1964年我国在创建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同时，在高教界还建立了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亚非特别是印度、阿拉伯国家的人才）、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主要任务是培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才），此三大院校目前仍为我国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三足鼎立的重镇。上述世界宗教及国际政治的研究和教学单位在同年建立绝非偶然，而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党中央对国际问题研究整体布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庆祝建系50周年之际笔者就曾指出，1964年不仅成为1949年后我国正式开展机构性的世界宗教学术研究的元年，也蕴含或预示了宗教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两大学科未来相互渗透的发展方向。（见拙文“推进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助力中国对外关系新发展”,载《中国民族报》，2013年9月24日）。

然而，尽管早在宗教复兴浪潮席卷全球之前的1964年，我国就已有撮合宗教与国际关系两大学科的顶层设计，但两大学科的机构性和实质性交汇，却姗姗来迟。就复旦大学而言，虽然校内一直有宗教以及国际关系研究的建制，分设于哲学系和国际政治系，两系一度还同处一楼，但宗教与国际关系两大学科之间却仍似“井水不犯河水”，少有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交集。因此，2004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0年由国际政治系改制而建）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成立，便颇有些“救过补阙”的意味。

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脱胎于本校国际政治系和美国研究中心的美国宗教研究项目，该项目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设立以来，一直受到复旦大学两任校长谢希德教授、杨福家教授以及本校国际政治系几任主任的关心和支持，谢希德教授不仅亲手创办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并且还长期兼任该中心的主任，直接领导中心的各项科研项目。2004年5月本校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美国研究中心，共同成立隶属于前者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而美国宗教研究一直是新建立中心的主打项目。

2013年7月，在上海市教委和复旦大学的支持下，我们在成立近10年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建成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本中心的主要研究范围包括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宗教与当前中外关系和中国对外战略、宗教与国家治理，以及当前国内外各种宗教运动和现象等。为开展这些研究，本中心分设宗教与国际关系、美国宗教、梵蒂冈暨中梵关系、反宗教极端主义、摩门教与中美关系等若干个研究中心和项目，虽然我们团队的体量不大，且严重缺编，绝大部分成员均为复旦国际政治系出身的兼职人员。

2019年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成立十五周年。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的研究团队主要做了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首先，我们在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等领域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包括建立国内第一个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和第一个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智库，开设了上述领域国内最早的研究生课程，并率先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研究人员。宗教研究兼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双重属性，它是当代外交史学“跨国”和“文化”转折的交汇点，也处在国际关系学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研究之间的结合部。我们试图把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拓展至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对外战略和海外利益等议题，不仅联结“神圣”与“世俗”、而且打通“天边”与“身边”、文献与田野、历史与现实、学术与对策，先后提出“信仰中国”、“信仰周边”、“地缘宗教”、“后传教时代”、“大国宗教”、“宗教影响国家安全的路径和范式”等分析框架和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其次，创办并出版了四种学术刊物作为中心的学术出版平台，即《宗教与美国社会》（CSSCI来源集刊）、《基督教学术》（CSSCI来源集刊，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共同举办）、《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以及《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论丛》。团队成员共出版近百种专著、编著和译著，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和报刊上发表了700余篇论文和文章，其中大部分涉及宗教或宗教与国际关系；主持了50多项国家社科、省部级社科及有关部委的委托研究项目，并获得数十项教育部和省市级哲学社会优秀成果著作、论文和政策咨询类奖项。

再次，我们团队在过去15年来共培养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研究生100余名，其中近半数目前在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并且大部分从事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团队成员获得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奖项包括复旦大学“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复旦大学十佳“三好”研究生导学团队、“上海市育才奖”以及“复旦大学钟扬式科研团队”等。团队的多名成员曾获得包括复旦大学研究生“学术之星”及上海市和校级优秀研究生和博士后等各种荣誉称号。

第四，团队成员曾以各种形式和身份参与我国宗教团体的对外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活动，主持或参与各种相关的国内外学术会议，并参与各级政府的政策咨询工作，发挥了新型智库的作用，获得了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在过去15年中，团队成员去海外访学和考察的不下上百人次，并且与美国、法国、印度、以色列、日本等国的10余所高校和智库建立了经常性的学术交流关系。

为纪念中心成立15周年，我们特编辑了本文集以为纪念。本文集所收录的论文都曾发表在包括我们团队主办刊物在内的学术期刊。此次重新发表，除特别注明及对文字标点略作修改外，完全保持了原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本文集尚未收录团队所有成员的相关和最新研究成果，而所收录的文章也不一定最具有代表性。不过从总体上看，本文集还是比较能够反映过去15年来我们团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

回首过去，筚路蓝缕，甘苦自知。我们团队深感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成绩，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得以依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的支撑，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取得了先行之利。然而，在国内相关机构的不断赶超下，这些先行红利已消失殆尽。展望未来，我们惟有永不懈怠，砥砺前行。

在纪念中心成立15周年之际，我们特别要感谢所有那些以各种方式给予我们以指导、支持、帮助和批评的单位和个人，尤其缅怀那些见证我们成长，但又离我们而去的领导和前辈。没有各级领导及兄弟单位的鼎力支持和难以计数的学界同仁的无私襄助，我们走不到今天。宗教文化出版社的任继春社长和张秀秀编辑花费了很大精力促成本书的问世，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史美林编辑则一直担任我们团队的出版事务顾问。在此就把本文集奉献给他们作为一次学习成果汇报吧。

本文集的出版得到上海市教委、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市高峰学科政治学学科二期建设项目、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的资助，再次一并表示感谢。

徐以骅

2019年3月3日于上海西郊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