芋头蘸蟹酱，宁波农村的一道土菜。这道土菜让我念念不忘，不仅仅是味道独特，非常鲜美，更因为那特别的年代。

1955年春，那时我十岁，母亲领着我们兄妹生活在宁波的小山乡。当时我们户口都在上海，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每月到柴桥镇上买粮挑回家，在小山村独此一家。我不知道我们家每月有多少斤口粮，只知道我们必须搭配粗粮，比如山芋、土豆、南瓜，才能填饱肚子。那年秋天的星期日，母亲突然吩咐我：“你们去海涂上提些沙蟹来。”我满口答应，有老母亲吩咐，就有充分理由去海涂疯玩了！我约上小伙伴朝海涂飞奔而去。

我的家乡小山村离海很近，翻过一道小山岗，再走一公里就到海边，一条一千米左右的海峡，对面就是大榭岛。大榭岛现在成了全国著名的产业园区，那时只是一座贫瘠的小海岛。记得我就读的山门小学组织学生去春游，去过大榭岛，和当地小学搞联欢，还办了篝火晚会。我第一次坐着小舢板渡过海湾，看到一群水母在水中飘荡，玲珑剔透，一张一合。我惊讶于水中还有如此奇妙的生物。

我们一到海边就呼啸着冲进海涂。我们家乡的海滩不是沙滩，而是泥滩，很平缓，退潮后延伸几百米。海涂上到处都是小海鲜，最珍贵的是跳跳鱼，远远看上去有很多，但一走近，跳跳鱼一蹦一丈远，我一条都找不到。我见过渔民用钩子抛出去抓跳跳鱼，也是十抛九空。海涂上最多的就是沙蟹，除了公蟹的大钳子有些粉红色，全身灰色，两厘米见方。过去我们来海涂，不抓沙蟹，它没多少肉，不好吃；抓得更多的是蛤蜊、蛏子、小海螺，它们容易抓，用脚在海塗上踩，踩到了顺手就抓起来，回家用咸菜煮，又鲜，肉也多。这次老母亲吩咐抓沙蟹，不知做什么，心想可能秋天到了，沙蟹也肥了，我就奋力去抓吧。看上去，沙蟹爬满海涂，但真要抓住也不容易。人一走近，沙蟹快速钻进泥洞，我得把整条胳膊伸进泥洞里才能抓到。手一伸进泥洞，泥浆就喷出来，脸上、身上全是泥浆，好在沙蟹实在多，不到一小时就抓了五六十只。

回到家，母亲很高兴，用清水冲洗干净，再把沙蟹腌了起来。三小时后取出，再把沙蟹身上不能吃的，例如后盖、蟹鳃等等清理掉。母亲领我到邻居家，借用小石磨，把沙蟹磨成浆，而且要三磨，磨成稠稠的沙蟹酱。

那天傍晚，我母亲带我和兄弟几个去一块自留地上挖芋头。我家祖上在柴桥镇上做小买卖，没有水田，只在东山脚下有两垄自留地，东山山腰上有两块半亩大的山地。那年春天，母亲带我们兄弟几个用草木灰拌粪作为两垄自留地的底肥，过了半个月的样子，一垄种上芋头，一垄种上毛豆，芋头大概有20多窝。每隔一两个星期我会去巡查一番，看着它们出苗、生枝、长叶，慢慢长大、长壮，终于到收获季节。在我们老家，芋头不是一次性全挖，而是吃多少挖多少，可以延续一个多月。那一次我们只挖了两窝芋头，就装了两筐。晚上，母亲没有煮饭，用芋头当饭。热气腾腾的芋头端上桌，母亲给我们一人一小碗蟹酱。扒掉芋头皮，一口咬下去，粉粉的，有点甜，像后来吃的糖炒栗子，这大概就是我们老家人说的“栗子芋头”。芋头沾上蟹酱，蟹酱的咸鲜，芋头的粉香，沁人心脾。我感觉，我鼻子呼出来的气都是甜的，香的。

后来，芋头蘸蟹酱一直在我家的美食谱上，但再也没有第一次吃的那么有滋味了。或许那是我老母亲亲手酿制的，或许我参与了这道菜的制作。

芋头蘸蟹酱，天下绝配。

面条起源于中国，已有数千年的食用史，种类繁多，目前有记载的种类已达1200余款。以我的经验，阳春面是其中制作最简单的一种，就是把面条煮熟，加一勺油炸的葱花，所以有些上海人称作葱油面，甚至只称清汤面。然而，阳春面曾经是我的挚爱。

1965年7月，我们复旦大学新闻系63届的全体学生到上海龙华公社参加“四清”运动，这是我们第二次参加“四清”运动，第一次是在宝山县罗店镇。比起罗店公社，当年龙华公社的生活条件好得多了。我当时被分配到财贸组，住在一幢六层楼的公寓房内。那幢公寓离上海中学、上海植物园各一千米左右距离，位置极佳。财贸组的清查对象是公社所属的所有商店，包括所有食品店、杂货店、饮食店、粮店，大大小小有上百家店铺。节假日顾客多的时候，我和工作组成员都会去各商店站柜台。

我在财贸组当工作组文书，每天要统计数据写一份工作报告，送公社工作大队，每晚要忙到10点、11点。工作组都在公社食堂搭伙吃饭，公社食堂傍晚5点就开饭了，到10点以后肚子肯定饿了。但人人都这样，也不觉得有多苦。

大概到11月底，那一晚，送材料到公社后，回宿舍已是晚上10点多了。顶着扑面而来的凉凉秋风，真是又饿又冷。到宿舍楼的拐弯处，从一间雨毡顶的棚子里飘出阵阵油香味。前几天看到几个人顺着围墙搭披棚，难道是家新开张的饮食店？挡不住阵阵的油香味，我轻轻地挑开门帘子，里面已有七八个人，都在低头吃面条。筷子挑起长长的面条，哗哗往嘴里送，这实在是挡不住的诱惑。我怯生生走到最里面的桌子坐下。

“这位小兄弟要吃多少？”一位中年妇女上来轻声细语地问我。

“他们都吃多少？” 我指着大家问。

“二两，七分钱。”

“那我就和他们一样。”

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葱油面就端在我面前。闻一闻，一股葱香味沁人心脾。第一口面条下肚，一股暖流瞬间传遍全身，又饿又冷的身体变得充实而暖和。面条吃完，汤也喝下，连每一粒葱花都扒净。走出棚房，浑身上下都感觉舒坦。

但这一夜的美食却让我在几个月内陷入内心挣扎之中。每到晚上10点左右，肚子开始咕咕作响，就想着葱油面。但不敢每晚都去吃，这不仅因为要节省钱，从1965年开始，国家照顾，我们大学生的口粮、助学金标准都大幅提高，每吃一碗面条七分钱，一个月才两元钱，还可以承担，更主要是控制自己的“享乐思想”。于是，规定自己每星期只能去吃两次。每天早晨醒来，想到今天是吃葱油面的日子，马上会兴奋起来，从床上一跃而起。

1966年6月上旬，我们全体师生回校。离开前一晚，我再次来到披棚里。我潜意识里感觉，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吃阳春面了。一改以往狼吞虎咽的吃相，我慢慢地咀嚼着、品味着。吃完，出门转身再看一眼这间简陋的披棚，它曾带给我欢悦的夜晚。

阳春面，我曾经的挚爱美食。

——2024年端午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