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在新冠病毒疫情周评（二）| 应对新冠疫情公共政策如何作为：在两个“假如”之间中，我们提到信息对政策决策的重要性，当病毒是致命的，其信息对于疫情干预政策决策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那么，如何能够有效地显示出病毒携带者或者潜在风险人群的类型信息呢？我在2019年秋季的一门课程“博弈论与公共政策”中，曾提到两则三国时期的案例故事，此处可以作为致命病毒传播的抽象或假想的例子来加以讨论。假设将故事的主人公张辽和曹操的支持者界定为健康人群，而反叛者或刺杀者为威胁曹操和张辽的病毒携带者，且是致命的。在这两种人群之间还有一类是表面看起来从属张辽或曹操阵营，但受反叛者蛊惑和煽动，也有反叛张辽或曹操的风险，这类人可以称之为疑似或病毒潜伏期的危险人群。

第一个例子是《三国演义》描述的张辽在合肥城内诱杀太史慈的案例。这个故事的起点本来是太史慈与身为张辽部下的养马后槽勾结，半夜纵火骚乱，并大叫“反了……反了”，以试图刺杀张辽并打开城门同太史慈里外合击。不过，在半夜火起和一片骚乱之中，张辽等人非常镇定，认为不可能全城人都反了，于是，宣布李典带人四处传令：没有异心或反叛之心的全部就地静坐不许出声。这样，李典很快找出了那个与东吴太史慈勾结的“病毒携带者”养马后槽和奸细戈定。这个案例说明在危机时刻解释病毒携带者类型的一个方法是信号博弈逻辑中的信号显示，即自然随机分布人群为忠诚的健康人群t1和反叛的病毒人群t2，政策决策者张辽通过观察人群的行为模式所释放出的信号，即是s1静坐还是s2喊叫，从而迅速获得对两类人群进行区分的信息，并果断采取措施或分离均衡策略，对t1中的健康人群放回a1，而对t2感染病毒的反叛人员就地处决a2。

而在第二个故事里，张辽的老领导曹操也做过一个非常相似的“病毒筛查实验”。有一次，耿纪、韦晃等造反，夜间放火围攻许都城。叛乱被平定之后，曹操把在都城的500多地方官员召集起来，并在教军场立红旗于左，白旗于右，下令说：耿纪、韦晃等造反，放火焚烧许都，你们其中有出门救火者，也有闭门不出者。如果是救过火的，可立于红旗下，如不曾救火的，可立于白旗下。为了显示人群的真实类型的信息，曹操还特意提出了激励机制，即救火者有赏，结果约三分之一的人站到白旗下，约三分之二的人群站到红旗下。当然，这个信号博弈如上图所示，和张辽的信息揭示逻辑雷同，但也有区别。曹操认为自然随机将人群分为忠诚的健康人群类型t1和携带病毒的反叛人群类型t2（这类人群既包含被“处死”的确诊患者，也包含了第三类疑似但未确诊的高危人群），并且每类人群都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即救火s2和闭门在家不救火s1。曹操采取的反应或政策干预策略是对于声称救火的站在红旗下的300多人一律处死a2，而对于站在白旗下声称没救火待在家里的一律放回家a1。

曹操和他的老部下张辽的病毒筛查方法存在几个方面的区别，一是人群信号显示和其真实类型的一致性不同，在张辽的故事里，发出“静坐闭口”信号的人一般是“忠诚的健康者”类型，而发出“喊叫声（反了反了）”信号的人几乎肯定是“反叛的病毒携带者”类型。可是，曹操的故事里，发出“站在红旗”下的信号并不一定就是“救火的”，既可能是“忠诚的健康者”类型，也可能是“反叛的病毒携带者”类型。同样，发出“站在白旗下”的信号也不一定就是“忠诚的健康者”类型，只是一般而言没有去救火。第二个区别是，张辽的案例中除去可以肯定是“反叛的病毒携带者”类型的，不会有未确诊的疑似患者，即没有被冤枉者。可是，在曹操的案例中，他将所有站在红旗下的“救火者”全部处死，必然或者说很有可能有真心救火的“忠诚的健康者”类型的人，被当做“反叛的病毒携带者”类型给处死了，存在被冤枉的案例。当然，曹操常常遭到病毒侵扰，对这种致命的病毒非常忌惮，其反应的干预策略也必然是残忍的。不过，他对病毒携带信息筛查的分析逻辑却有一些参考价值，即站在红旗下的那些“声称救火”的人群在客观上对于现场平叛非常不利，人越多越混乱，使得干预者无法识别出真正的反叛的（病毒携带者）、首鼠两端的投机倒把的（潜在的病毒携带者），还是救火和支持曹操的（忠诚的健康人群），从而在客观上支持了骚乱或病毒的传播和扩散。但无论如何，那些隐藏的没有被确诊或发现的叛乱者（病毒携带者）以及打算见风使舵者（潜在的病毒尚未发作、症状不明的疑似人群）这两类高风险人群肯定站在红旗之下。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健康人群本来没有救火却贪小便宜，想站到红旗下捞取奖金或好处的，或者害怕站到白旗被处罚的机会主义者，不过，这类人群将来被感染的风险也很高，基于这些判断，曹操将这些高风险人群类型的信息进行了考量并将其全部处死，虽然可能包含一些被误杀或冤枉的健康人群，但是，从消除病毒传染风险的角度来说，此后曹操的确安全很多了。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两个案例博弈的一方如曹操或张辽的部下反叛（即“病毒”）能够感染和传播的范围以及群体规模都比较小，如果再放宽到当今世界的委内瑞拉、利比亚、埃及、乌克兰和叙利亚等地区过去发生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活动，就可以看出那些组织抗议游行所宣传的政治理念如果被定义为“病毒”的话（这里不预设“社会性病毒”本身的好、坏和正当性问题，如在过去冷战期间，在资本主义世界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病毒，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也是一种思想病毒。），其感染和扩散的模式就极具传染病的特征，政府要应对这种社会运动思潮无疑也是需要区别所谓支持政府的健康人群、极端反政府的确诊病例（患者）以及与确诊患者密切接触的疑似受感染人群。对于这些社会思想“病毒”的感染群体或疑似群体的甄别或检测本质上与流行病学上的病毒检测在逻辑上具有可比性。而且，很多情形下，尤其是社会运动中，极端反政府的确诊患者以及与之密切接触的疑似感染人群会有强烈的动机，主动暴露或显示自己的思想倾向或“健康类型”，对于政治家而言，此时甄别社会公众的不同政治观念类型并不特别困难。

那么，以上案例故事对于当前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干预有何启示呢？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故事与真实的新冠肺炎疫情存在几个区别，一是感染性或传染性不同，三国故事里案例的“传染性”不高，反叛这类病毒只是在极小范围内传播，而真实的新冠病毒传染性极高。二是反叛的病毒是致命的，而新冠肺炎也会致命，但致死率不高，只是较普通流感高一倍左右。不过，这个区别不重要，传染病中也会有高致死率的。关键的是第三个区别，即三国故事的两个案例最多只有三个人群类型，而真实的新冠肺炎疫情存在四类人群，即按照网上流传的A、B、C、D四类人寻找的帖子所揭示的那样，除了健康人群D之外，还有一部分确诊患者A；明确的A的密切接触者C之外，还有一部分与A接触过的B，但A和B这两类人并不相互意识到这一点，而且，B类型人群有可能传染给其他人（称为2B），至于2B的子类型群体又可能传给下一代3B群体。

不论如何，相比以上案例故事解释的三类人群的信息揭示或显示机制，新冠病毒肺炎涉及到对于B、2B甚至3B这类人群的类型信息的识别或难度显然要远高于其他已知的A、B、C三类人群。所以，对于病毒大爆发的极端情况下，政府要识别A、B、C、D四类人群也越来越困难，并且其中的B人群也会越来越多。如同电影《流感》描述的那样：“一群东南亚偷渡客历经艰险来到韩国，但是整个集装箱内的偷渡客几乎全部死亡，只有一人拖着羸弱的身体侥幸逃入闹市之中。殊不知此人身上携带致命猪流感病毒，短短一天时间，病毒迅速蔓延城市的各个角落。许多人在不知不觉间被感染，进而将死亡的阴影引向周围所有的人。”于是，影片刻画了韩国政府只能采取最严格的封城策略，甚至决策者如美国军事将领不惜准备动用战斗机采用与曹、张一样的消灭策略。对于影片《流感》的案例故事，疫情的控制或干预只能寄希望于抗体或疫苗的研发，否则无法阻止病毒的人际传播。

可见，与社会思想性“病毒”潜在携带者发现的信号显示机制不同，对于流行病传播的相关人群类型的信息甄别最困难的群体是以上提及的B群体。B群体是与确诊患者或疑似患者接触过，但是接触双方相互都不知晓这一接触，而且，这种接触的方式可以非常多样和灵活，如最近被披露的两个互不认识的人在菜市场近距离接触了15秒且没有对话交流或接触，但是，其中一个人已经是患者，而另一个被感染的人就是属于B群体（后来通过监控录像确认了这两个人存在感染的关联性，即可能是通过吐沫传染）。考虑到在原来的口液、飞沫和接触等传播方式之外，最近研究发现该病毒还可以以气溶胶的方式传播，这就意味着在很多类似于以上提到的菜市场这样的公共空间里，都有可能会出现陌生人之间的新冠病毒的传播和感染，而这就会催生大量的B类人群。而正是这类人群的存在极大地增加了控制新冠病毒肺炎传播和扩散的难度。

为何说B类群体的类型信息显示难度很大呢？这里有两个影响因素特别值得讨论，一是之前讨论的三国故事中的信号显示机制对有限的博弈双方容易发生作用，但是对于非常庞大的分布广泛的社会公众而言，其双边博弈的机制会失灵，即博弈一方和非常多的另一方，难以做到像曹操、张辽那样直接同博弈对手进行对话交流以揭示信号或信息类型。此时，双边博弈需要转换为多人多边博弈，其信号显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一种决策者对多人信号显示的机制设计问题。二是B类群体的潜在受感染者和确诊或疑似感染者之间相互不知晓，即其自己不知晓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型，决策者也无法通过奖惩等机制设计来诱导该类型的群体自主显示身份类型（如张辽案例中的博弈对手通过喊叫或静坐暴露其类型；而曹操案例中博弈一方通过站在红旗或白旗下来显示其类型信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案例中，包括政府和公众在内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谁是B类人群，甚至B类人群自己也不知自己的真实类型信息，于是，作为决策者的政府也无法向该群体发出奖励或惩罚的信息，而该群体也对该信息缺乏认知。

于是，如果病毒没有很强的致死性，如这一次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除了对重灾区的武汉封城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式来甄别和显示病毒携带者尤其是其中的B与2B人群的类型信息呢？目前为止，人们似乎没有找出好的方法，最传统的“等待”策略似乎一直是人类应对各种流行病的重要手段，即靠时间的延迟，等待B人群中的病毒携带者症状显露而自我显示出来。当然，这种信息显示机制有效的前提条件是集体理性与每个个体理性的一致性，或者说所有的个体都自愿和自觉地（由病毒的潜伏期长短决定，如新冠病毒最长2周时间）“静止”两周，则B类人群中如果感染病毒的，症状就会让其暴露出来。这种规则就类似于游戏中要求每个个体都遵守规则，可是一旦有很多人违规，其中的B类人群就会衍生出大量的2B甚至3B衍生类群体，则原来的集体“静止”策略就会失效。对于政府而言，就不得不再次推行类似的限制人际流动和接触性的干预措施。而每一轮甄别各类人群特别是B类人群类型信息的努力一旦失败，就会极大地增加下一轮信息甄别策略实施的难度，并且会放大疫情对社会造成的巨大经济社会成本或代价，这或许就是公共卫生专家通过各种流行病学统计和微观模拟，试图说服政策决策者对于新冠病毒疫情的传播控制，还是继续采用最古老传统的健康类型信息识别机制的原因吧。当然，对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而言，在武汉或湖北疫情严重区域，不仅仅是B类人群，对于C类疑似或密切接触人群的甄别和信息确定都还存在很大的压力。

当然，为了提高这种“静止”等待策略的有效性（使用“静止”一词仅仅是形象地刻画等待策略的总体特征，并非要求每个个体绝对地静止在家），政府提出的许多具体的应对策略在很多公众看来难以理解，但是如果从信息显示机制的角度来理解或许就不是太难以接受了。如：

1、鼓励民众戴口罩或勤洗手等自我防护手段，可以防止与B类人群不期而遇。

2、限制人口流动与人际间的交流与接触，可以降低与B类人群接触的频率和风险。

3、广泛地无差别地对公共场所清洗消毒处理，以消除或降低B类人群的潜在风险。

4、学校延迟开学以及大量公共集会活动取缔和限制，以降低与B类人群接触的频率和风险。

当前类似的很多干预手段还可以继续列举，并且都可以从对B类人群的信息显示或甄别机制的有效性执行中得到辩护和支持。但是，这些措施的合理性是有限度和条件的，即执行这些干预措施的区域的确存在B类人群的可能性，否则，当病毒存在率极低，比如如果因为西藏有一个确诊病例，就在全区执行和全国一样的干预措施，那就显然属于我们在《疫情周评（二）》中所列举的无效干预。并且，“静止”等待策略的经济社会成本也是非常高昂的，其对商业、旅游和服务业的巨大冲击是不容忽视的。

注：本文写作于2020年2月5日，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文中提到的“反叛性”或思想性病毒的类比和抽象均从案例中的统治者视角出发定义，不包含作者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