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专业主义的理解五花八门，但顾名思义，专业主义精神内在地要求一个组织或者个人的行为决策既不能过于从利益效用驱动的经济理性出发，也不能过于服从于政治权威的压力，而是要更多地从自己的专业自身逻辑、伦理和技术规则出发。简单点说，组织或个体的行为动机需要具备专业基础或专业视角，比如一个医生给患者看病，不是根据医疗机构的创收或患者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给患者开何种处方，或采取何种治疗方案，而是从医疗专业的技术性视角来判断应该给患者提供何种性质和形式的医疗服务。当然，在实践中，专业主义是相对的或有限度的，高度专业主义必然更多地从专业技术视角考虑行为决策，而专业主义弱的行为决策模式则更多地受到经济、宗教、伦理、政治因素等的影响，要做到完全的专业主义是非常困难的。专业主义尽管在不同行业或领域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内在的专业主义精神是相似的，且都会受到该领域的共同体的尊重和推崇。

专业主义的核心要素是其专业能力与专业精神，其中专业能力是能够理解和掌握的专业技能的水平，而专业精神则意味着能够运用该专业能力去解决其组织使命或社会问题的意愿强度、意志和使命感。从专业精神来看，专业主义包含儒家“正名主义”的规范性含义和要求，即社会个体或组织应该且愿意按照与其专业规范或“名”一致的倾向来行为，并且具备行为的专业能力。例如，一个医生在执业或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应该做到像一个“专业医生”，或具备与其专业身份相称的医疗技能和职业精神。

可以说，在这次NCP疫情抗击战中，绝大多数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的专业主义精神都给世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无论是武汉本地定点治疗医院的医护人员，还是全国各地驰援武汉的志愿医疗队，都面临着疫情非常时期的巨大心理压力和职业风险，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坚守着自己的职业岗位，不论是竭力收治和抢救重症确诊患者，还是检测疑似患者和护理轻度确诊患者，我们都能从媒体的报道中看到足以体现他们专业主义行为的感人事迹。在对此次疫情各个重要时间点进行回顾时，我们更加意识到，任何一个领域的组织和个人的专业主义对于整个社会福利、效率以及正义的重要性。如果专业主义的警示能够及时得到重视，而整个社会采取专业主义的干预应对NCP疫情，将能给当今社会带来多么巨大的福利和价值。

一个组织的专业性是由其组织的员工和管理者的专业主义行为或精神来体现的。而专业主义依据组织的特性可以简单地分为业务技术专业主义和管理专业主义。前者主要是在社会服务组织（如医院、学校以及养老服务机构等）的一线运用专业技术能力的员工，如医生、教师和护理员等，社会普遍关心的李文亮医生的专业主义就属于医疗服务业务类型；而管理专业主义特别适用于社会服务组织的管理者亦或社会企业家对组织管理的专业程度，以及一些并不直接提供面向客户服务的行业组织或基金会等。如疫情控制早期，大家关注的武汉市红十字会捐赠物品接收和分配风波以及韩红基金会停止接收捐赠的案例就属于组织管理的专业主义问题。

组织管理的专业主义与社会组织的领导人、社会企业家精神以及组织的独立性、志愿性等特性紧密相关。比如从一个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来看，社会组织的运转或定位应该和政府、市场的功能有一定的错位或互补性，而不应该过于同质。如果一个社会组织和政府基层部门的运转风格过于雷同或甚至蜕化成政府的受托办事机构，就容易走向官僚主义，而过于偏好市场化的运转方式则容易蜕化成具有商业企业性质，丧失其公益性。

在此次武汉和湖北的疫情防控战中，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并非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的业务专业主义问题，而是社会组织管理运作尤其是不同社会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协调的管理专业主义缺乏。在武汉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参与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医护资源筹集和调配供给的匹配性，无论是武汉红十字会关于接受和处置山东捐赠的蔬菜风波以及物资调配低效不合理引起的争议，还是韩红基金会宣布停止接受捐赠，都反映了相关社会组织或基金会在应对超出平时的庞大管理统筹能力需求时所面临的压力和困难，尽管这两家组织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性质完全不同。

对于韩红基金会在收到2.78亿捐款（2月1日基金会对外公布）之后表示暂停接受捐款，公众表达了极大的理解和尊重。虽然韩红作为一个歌手，其管理技能的专业性有限，不能支撑应对如此巨额的捐款物资处置，而且她本人也已累到病倒，但她仍然宣称要像一名战士或军人一样战斗，这种管理专业能力存在不足但专业精神或社会企业家的精神气质还是能够打动公众并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相对而言，媒体报道的武汉红十字会则不仅仅管理能力糟糕，还将捐赠的蔬菜和口罩等处理的风波迭起，更不用说出现了允许领导的司机随意领取医用口罩等极其不专业的行为。不论媒体报道是否准确，其回应社会和捐赠者的态度以及危机处理方式也非常缺乏专业精神。对于一个社会组织或非营利组织而言，特别是慈善类基金会，主要资金来源几乎完全依赖于社会捐赠，从一个专业主义的视角来看，任何此类组织领导者和员工都应该始终对公众心怀感激和敬意，其社会关系的沟通方式应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个性化和专业主义。但是，社会和捐赠者从武汉红十字会的公共沟通中并没有感受到，更不用提一个社会组织的负责人或会长应该在危机时刻需要时常站出来，对社会公众和捐赠人表达和展现其“时穷节乃现”的强烈的道德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呼吁民众给予支持的热诚之心了。当然，很多问题的出现来自于疫情突发，缺乏准备，应该看到红十字会在疫情抗争中积极的方面，相信大量志愿者的参与和众志成城的精神也正在改变着武汉红十字会的行为，组织运转的专业主义也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

即便不考虑上述行政上的业务指导和监管关系，自疫情暴发以来，社会组织参与武汉NCP疫情防控的事实也表明离开政府的防控政策引导和全局统筹协调，任何社会组织在这场复杂的防疫战中都可能手足无措并陷入混乱。

首先，从医疗物资需求来说，几乎每家医疗机构都会缺乏各类医疗防护物资，如何判断哪家机构的物资最为匮乏，最需要优先供给？如何判断在各类医疗和防护物资之中哪一类或哪一款物资需要优先去采购和配置？要获取这类不同机构医疗物资需求强度以及不同类型项目的需求强度的相对优先级信息对于任何单个社会组织来说都是困难的，此时需要一个强大、高效的信息沟通协调平台来迅速全面地搜集和捕捉来自各个机构的需求信息，并能够用最快、最优的方式分析处理，这也是为什么武汉红十字会反复说捐赠物资需要由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信息调度平台统一分配。当然，这只能说明社会组织需要与政策执行部门进行密切协调和配合以及责任分工等，并不能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可以不采用专业主义行动的借口。

其次，从医护物资的物流、检验和配送来看，很多独立的社会组织也难以在危机时期胜任如此复杂高效和专业的要求。特别是大量捐赠的医疗和防护物资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检疫，一旦这些物资存在假冒伪劣或质量瑕疵而影响医护人员与患者生命安全，这种社会公益性的义举有可能反而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从规避法律风险以及确保公共安全的角度，大量的社会捐赠物资的确需要集中、规范、合法、有效地协调配置。

可见，在各种形式的危机管理中，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通力合作以承担政策实施的工具性功能是非常必要和普遍的。毕竟在自愿型的政策工具之中，家庭、市场和社会组织都是极其重要的政策工具，这是和政府直接供给、公共企业和管制等强制性政策工具以及补贴、税收、收费以及信息劝诫等混合型政策工具相匹配或相对应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作为政策工具，就可以完全放弃其独立性和专业性的基本原则精神。

其中，关于独立性，社会组织完全可以在政府部门通常防控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薄弱或不足之处时积极主动地出击，以创造性地协助解决一些特殊区域因医疗防护资源缺乏而造成的紧急困难，如一些确诊患者或高度疑似患者由于医疗资源缺乏而无法获得及时的救治或检测服务，社会组织在联系外部潜在的紧急医疗救治组织如专门从事健康危机干预的无国界医生等，以及协助政府寻找和开辟潜在的方舱医院的需求空间，特别是对一线医护人员紧急的物资支持方面都可以发挥一些更具个性化和灵活性的作用。

当然，任何时候社会组织都不应忽视其专业主义精神，即使是在协调和配合政府实施具体的政策业务时，也应该尽可能地考虑政府的干预任务和其自身专业能力或精神是否相匹配。在医疗机构与政府行政机构密切配合过程中，有媒体透露一些行政部门会议作风或组织方式过于形式主义和低效，耽误急诊科医生救死扶伤、抢救患者的宝贵时间，以至于急诊科医生带领医护人员中途退出会议，这也是医生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坚持将其宝贵的医疗时间和资源配置到最为关键的治病救人的医疗服务工作中的专业精神的体现。当然，虽然这属于普通医疗机构与政府行政机构之间协调合作面临的专业主义和官僚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我们不必放大这种矛盾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只要相关部门改变和优化工作方式和作风，医疗机构在执行疫情防护政策过程是能够协调好其专业主义和政策工具功能的关系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疫情防控战中，专业主义不仅体现在社会组织服务与管理领域，有时甚至还会体现为医学和卫生专家借助其专业知识和视角，帮助或影响政策决策者和政治家判断疫情性质和选择政策工具“处方”，如全面严格的社会隔离政策正是基于医学或公共卫生专家的专业主义理念。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旦疫情性质或问题的严重性降低之后，对政策的主导价值观念又会回归经济社会的专业主义话语之中。时下，一些经济学家正在密切关注和计算疫情可能对经济社会福利尤其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并且时刻准备着为政策决策者提供快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专业主义政策咨询建议。可见，专业主义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我们的经济社会治理以及政策制定的每个领域和环节，但是很显然，专业主义又不是孤立的和绝对地发挥作用和影响，而是深刻地纠缠于或受制于文化、伦理和政治压力等复杂的因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