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发布时间:2020-03-07 来源:复旦发展研究院+收藏本文
“后疫情时代”的
社会修复措施与中长期社会治理策略
近日,由复旦发展研究院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主办的“后疫情时代的社会修复措施与中长期社会治理策略”线上讨论会召开,主要围绕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疫情管控中的应急管理和危机处理、基层组织和社工在疫情中的作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疫后弱势群体的福利保障、疫情相关的社会心态,社会信任和政府公信力以及学科发展等相关问题展开交流与讨论。会议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科资深教授彭希哲主持,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朱春奎教授、社政学院党委书记兼自贸区研究院秘书长尹晨副教授、社政学院副院长沈可副教授、社政学院周怡教授、桂勇教授、胡湛副教授、高隽副教授、陈虹霖副教授、王燕教授、王川兰副教授、潘泽瀚青年副研究员、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黄昊等参加会议并发言。
彭希哲教授对会议背景进行介绍,指出学校主要领导和分管校领导高度重视复旦智库建设工作,指导发展研究院重点关注疫情防控与疫后恢复方面的决策咨询工作。目前已召集四场线上讨论会,包括“应急管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改进”、“大数据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媒体在疫情防控与疫后重建中的作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本次会议作为社政专场,集中讨论社会修复和社会治理问题。
(根据发言顺序)
专家主题发言内容摘要
周怡 教授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
新冠疫情发生后,世界卫生组织给出了较高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方式进行管控,二是利用5G技术。
在指挥动员过程中,也就是我们的话语体系中,存在“政府和老百姓”、“正面和负面”两套话语体系。通过观察得出,老百姓的依附性心态特别重,基层的自组织能力特别薄弱甚至说是“缺场”。事实上是我们长久以来已经习惯的权威文化在起作用。另外,在话语体系分析中,老百姓都有一种求真的心态,这两个心态是有联系的。在人命关天的时候,老百姓需要听真话,需要求真。这一需求其实也构成为谣言(信谣)的基础。对来自大量媒体或自媒体的信息话语进行实时或及时的反思非常重要。这里提到的两种心态,背后有一定的长久积淀下来的中国人深层的价值观或者文化。
朱春奎 教授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加强政府相关部门的横向协调机制,全面提升跨域治理能力仍是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对这次新冠疫情应对实践的冷思考,表明我们还需要在以下5个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持续推动应急管理体系由被动补救型向前瞻型和积极干预转变,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地方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地方政府自主分析判断警情的能力,完善疫情发布机制。二是借鉴美国法律制定的“日落法则”,加强应急管理的法制建设。所谓的“日落法则”,是指美国联邦或州政府在通过特定法律时,同时设定一个有效期限。有效期过后,如果不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便成为一纸空文。一方面我们需要及时修订《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传染病防治法》,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制定新的法律来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设定一个有效期限和立法后评估机制,以此来推动应急管理法制化水平的持续提升。三是强化应急管理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和跨域治理能力建设应该说部际协调是所有国家政府普遍面临的难题,并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府改革的变迁而复杂化。这次新冠疫情应对出现的诸多问题,再次凸显跨部门协同机制和跨域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中设立的应急管理部的职责应该说比国务院办公厅下的应急管理办公室更有利于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但一个不容回避的矛盾就是应急管理部和其他部委是平行的,在协调其他部委方面会有着诸多不便。这就需要在应急管理部和其他部位之上设立一个常设的应急管理委员会,有应急管理部部门作为委员会的办公室。四是进一步加强科技社团在应急管理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应急管理是个技术活,需要专家的参与,特别是在识别预警阶段,我们需要更多地聆听一线专业工作人员的声音,需要坚持专家论证与公众听证的有机统一。在整个危机应对过程中,我们需要科技社团发挥其跨进行业跨学科的优势及时发出科学理性的声音,使得民众有更多的信息来源渠道。五是要加强政府和民众的双向信任,民众情绪的不满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同时,我们也要思考政府对民众的信任,信任是双向的。我们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增强官民互信,让地方官员对老百姓负责和对上级领导负责能够统一起来。
高隽副 教授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
我主要从心态和价值方面来看这次新冠疫情。中国存在集体主义的界定,在心理学上叫做回避不确定性。在这次疫情中,我们整体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主要有四点看法:
一是从专业上来看,卫健委行动实际上是比较快的,但我们缺少应急管理体系。从心理危机应对来看,自汶川地震开始才建立起来。二是目前我们应急恢复的压力比较大。根据WHO官网发布的研究来看,重大危机后的恢复时间是3-5年,甚至是10年。所以灾后的心理健康对卫计委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目前心理干预和创伤修复人才比较缺乏,同时多部门协作也比较困难。三是社会和心理修复工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四是精神创伤需要引起很大的重视,包括社区、人群和个体都需要。SARS的精神修复工作现在还在进行。
此外,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参与的部门很多,可以多头进入,但是缺少一个统领、协调的组织,导致资源浪费和分工不明确的问题。
陈虹霖 副教授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
应对灾害需要物理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共同准备,在未来疫情防控和国民经济恢复中,我认为社工能够发挥三个层面的作用,围绕提高社会系统免疫功能,也就是建设“社会基础设施”为中心展开,具体包括:一是加强社工介入危机干预的制度性建设;二是在危机干预情况下,规范操作性流程的标准。目前虽然各地的社工机构都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因为没有标准模式,导致操作比较混乱;三是明确执行主体和权利,明确执行的内容、责任和权利。
疫情以及后疫情时期,社区都是重要阵地,在基层社区,有很多机构、群体都在行动,实际上造成了资源的不优化、不良配置和浪费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个制度保障。在这个方面,社工可以做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参与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行制度梳理,明确心理咨询、政策、公卫等不同角色在系统里承担的角色。二是制定详细的操作性手册。比如梳理“孤老”的名单,标明情况分级状况,有先后秩序地开展服务等;三是明确介入的方法和制度,对应制定个体、家庭、社群的应急行动方案。
王川兰 副教授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
尹晨 副教授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自贸区研究院
胡湛 副教授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
桂勇 教授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
王燕 教授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
潘泽瀚 青年副研究员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
沈可 副教授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
记录整理 | 朱红蕊
编辑校订 | 黄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