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15—2020）”询问了被访者对于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的看法。其中，2015年问卷包括了社会治安、房价、腐败、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市场化不足、通货膨胀等21个选项，2020年问卷增加了公共卫生安全。我们在统计过程中将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处理成为多项选择题，不对排序做进一步考察。剔除缺省值后，共计得到5492个有效样本。表1报告了2015年和2020年的统计结果。

“三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社会流动机会差距。这三者是大学生最关注的社会主要问题。根据2020年调查结果，贫富差距（37.1%）、城乡差距（27.7%）与社会流动机会差距（21.8%）是大学生群体提及率最高的社会主要问题。相比于2015年的调查结果，202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贫富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比例仍然居于首位，且比例小幅上升；城乡差距和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提及率大幅上升，分别升高了10.9个百分点和14.3个百分点。特别是社会流动机会差距问题，在2015年调查结果中，认为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比例仅为7.6%，在所有选项中排名并列第9，而在2020年调查中，这一比例升高至21.8%，成为排名前三的社会主要问题，无论是提及比例还是排名位序均值得关注。

表1大学生群体对于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提及率（2015-2020）

注：百分比数据系保留小数点后一位结果。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存在着差值与变化值不等的情况。

不难看出，社会公平正义始终是大学生群体最关注的社会问题。联系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以及疫情对于大学生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冲击，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社会流动机会差距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是青年群体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也是最有可能引发公共舆论关注的热点议题。

“一房两挑战”：房价高企引发焦虑，人口老龄化与国际环境复杂化成为挑战。除了“三距”问题，“一房两挑战”也是大学生群体关注度较高的社会问题。根据2020年的调查结果，认为房价、老龄化、国际环境复杂化是中国面临主要问题的大学生比例分别达到17.5%、12.7%和10.6%；相较于2015年，上述比例分别上升了4.8个百分点、5.4个百分点和7.4个百分点，上升幅度仅次于社会流动机会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

本文认为，房价高企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三距”问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以及一线城市住房价格保持高位的背景下，以住房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上涨叠加既有的收入差距、城乡差距、社会流动机会差距可能导致更大程度的财富不平等，并由此引发青年群体（尤其是渴望在一线城市安家落户的大学生）对于特定群体（例如高资产群体）的不满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和国际环境复杂化是排序上升幅度靠前的两个问题，也代表了中国社会在2015年到2020年间出现的新挑战。在2015年的调查中，提及上述两个问题的比例分别仅为7.3%和3.2%，分别排在所有问题中的第12位和并列第17位；而在2020年的调查中，人口老龄化和国际环境复杂化已经成为提及率第5位和第7位的问题。表面上这些问题与青年发展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引发了大学生的广泛关注。一方面，老龄化问题影响着人口抚养比、居民税收和政府财政负担率，可能对于消费、储蓄等行为存在“挤出效应”，甚至影响青年群体的婚育决策。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对于外贸进出口的影响既可能直接影响青年群体的就业和工作，也可能影响这一群体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期。因此，大学生群体对于人口老龄化和国际环境复杂化的关注并非偶然，且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走高。

对比2015年的调查结果，2020年，食品安全、主流价值观缺乏、环境污染及腐败问题是提及比例下降比较大的问题。在2015年的调查中，认为食品安全、主流价值观缺乏、环境污染、腐败是社会主要问题的比例分别为11.7%、17.4%、17.0%和18.8%；而在2020年的调查中，食品安全和主流价值观缺乏的提及率均下降了8.8个百分点，环境污染和腐败问题的提及率也分别下降了7.9个百分点和6.9个百分点。这些结果反映出国家治理在上述四个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青年群体的认可。

在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2015年修订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2014年修订、201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上述问题的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从2015年到2020年，“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逐步成为社会共识。因此，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提及率的下降反映出大学生群体对于上述两个方面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上升。在主流价值观培育方面，从2015年17.4%的大学生将其作为社会主要问题，至2020年下降到8.6%，这一比例变化表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立德树人”目标指引下取得的成效。此外，腐败始终是公众最关注的社会主要问题之一。在201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23.9%的被访者认为腐败是“第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仅次于贫富分化问题（31.0%）。对比2020年与2015年“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的结果，认为腐败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比例从18.8%下降到了11.9%。这一结果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反腐败高压态势，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亦得到青年群体的认可。

综上所述，“三距一房两挑战”是青年群体较为关注的社会问题。以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社会流动机会差距为代表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青年群体的核心关切，房价问题需要持续关注，人口老龄化和国际环境复杂化问题则代表了中国面临的新风险、新挑战。食品安全、主流价值观缺乏、环境污染及腐败问题提及比例大幅下降，意味着相关方面的国家治理得到青年群体认可。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公众对于特定社会问题的提及率代表了该问题被关注的程度，但是特定社会问题和社会心态后果之间的关联并不与提及率有关。例如，某些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很高，却没有导致消极的社会心态后果，这意味着前者可能仅代表了公众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与国家治理的期待，而非不满情绪；相反，某些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有限，但导致了消极的社会评价和发展效能，那么就需要政策制定者予以更大程度的关注。因此，关注程度和社会心态后果构成了本文理解社会问题认知的两个维度。接下来，本文基于“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20）”数据综合运用多种统计模型，将是否认为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房价、老龄化、国际环境复杂化是中国社会主要问题处理为虚拟变量纳入模型，考察其差异化的社会心态后果。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与社会流动机会差距的社会心态后果，表2报告了特定社会问题认知与社会心态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在这里，社会心态主要包括了三个维度，即社会评价、发展效能和政策偏好，并分别包含多项具体指标。考虑到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社会流动机会差距问题均指向社会公平正义，且从回归结果看上述三个问题在多项指标上均有显著影响，因此，我们首先对比上述三个问题的社会心态后果。

表2 大学生群体特定社会问题认知的社会心态回归分析

注：*p<0.05,**p<0.01,***p<0.001；p值越小，统计显著性越高，标星指标代表将某一社会问题作为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在该指标上表现出显著的社会心态取向。（+）代表正向的社会心态取向，（-）代表负向的社会心态取向，比如，将贫富差距作为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对高资产群体表现出显著负向的社会心态取向。

关注贫富差距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具有低社会评价，支持国家提供社会保障以缩小贫富差距。作为大学生群体关注比例最高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导致的社会心态后果主要体现在社会评价和政策偏好两个维度。一方面，贫富差距导致了消极的社会评价；另一方面，青年群体倾向于支持国家提供社会保障以缩小贫富差距，因此，在发展效能方面并未体现出消极倾向。

具体而言，在社会评价维度，贫富差距问题存在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公平感和对高资产群体的态度方面。认为贫富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对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价较低，对于高资产群体的态度更加消极。在发展效能维度，贫富差距问题影响不大，仅在个人生活掌控感（即“我完全可以选择和掌握自己的生活”）方面低于参照。同时，大学生群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更加乐观，这意味着更加关注贫富差距问题并没有影响大学生群体对于中国经济走势的乐观预期。

在政策偏好维度，关注贫富差距问题的大学生群体更倾向于支持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社会保障。这一群体认可“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保障每个人的生活”，希望国家政策向困难群体倾斜，同时对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度更高，重视国家安全问题，认同“遵循政府的政策对国家的发展很重要”，认为“维持国家秩序”和“抵制物价上涨”的重要性更高，呈现出明显的物质主义取向。

关注城乡差距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具有高社会评价，高发展效能。尽管有将近三成的大学生将城乡差距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但是从社会心态看，这一群体无论是在社会评价方面，还是在发展效能方面，均未呈现消极取向，相反呈现出显著高于参照的积极态度。这意味着，青年群体对于城乡差距的关注本质上是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期待。

具体而言，从社会评价看，关注城乡差距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公平感更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更加积极，同时对于高资产群体持相对正面的态度，反对“零和博弈”的财富观，倾向于支持“将蛋糕做大”，通过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实现个体境遇的改善。从发展效能看，这一群体在个人和国家两方面均呈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效能感。在个人层面，认为城乡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更倾向于相信奋斗改变命运，对个人生活有掌控感，同时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在国家层面，这一群体对于中国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都呈现出更加乐观的预期。从政策偏好看，该群体与参照组差异不大。

关注社会流动机会差距的大学生群体，社会评价和发展效能最低，渴望国家兜底。在“三距”问题中，社会流动机会差距导致的社会心态方面取向最值得关注。相较于贫富差距问题，认为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在社会评价方面更加消极，且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仇富”心态；与此同时，这一群体在个人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发展效能感均显著更低。在政策偏好方面，尽管该群体支持国家兜底保障个人生活，但是并未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政治认同。

具体而言，在社会评价方面，认为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更为消极、社会公平感更低；该群体在公平观方面更倾向于结果平等，对高资产群体态度更为负面，在财富观上更认同“零和博弈”的观点。结果表明，这一群体不仅在社会评价维度上较为消极，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以“仇富”为主要特点的民粹主义倾向。在发展效能方面，该群体在全部五项指标上均显著低于参照，对于中国经济和政治走势的悲观预期更加值得关注。在政策偏好方面，该群体希望国家承担更多责任保障个人生活，支持对困难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予以政策倾斜，但是并未呈现出更高水平的政治认同。联系上述关于公平观的分析结论，这一结果意味着，不同于贫富差距问题，认为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更多是在结果平等层面对政府提出道德要求和绩效要求，而不是将国家繁荣作为个人境遇改善的前提条件。

综上所述，尽管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是大学生群体最关心的三个社会主要问题，且均指向社会公平正义，但是上述三个问题所导致的社会心态后果不尽相同。其中，认为城乡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在社会评价和发展效能方面更加积极；贫富差距尽管导致了消极的社会评价，但是在政策偏好维度凸显了“有国才有家”的取向；相较而言，社会流动机会差距问题的社会心态后果值得关注，这一问题一方面表现出消极的社会评价和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公平观与财富观，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于国家在道德和绩效层面的较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