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海外日记的第14篇，也是第9篇原创。坐标意大利，作者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老师为意大利汉学家、独立学者。他曾于2017年和2019年至复旦大学交流访问。由于了解中国，又常年往返于中国与意大利间，他对这场深深影响了中、意两国，乃至全世界的新冠疫情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察和理解。

实际上我只是个汉学家，当时正在复旦大学做第二次访学，而我母亲是个有42年经验的全科医生，对传染病非常敏感，不仅会在平常就关注相关信息，而且对每一种特定的传染病都会有潜意识的紧张和质疑。去年12月内蒙古发现了两个鼠疫病例，她连这个信息都知道，当然也会注意到此次与非典有点像的新冠病毒了。只是，我当时真没想到，回国不到一个星期，中国就爆发了如此大的疫情；但更没有想到的是，再过六个星期，意大利会陷入看似比中国还要严重的困境。

我1月上旬都穿梭在上海和杭州，处理一些必办事宜，1月14日夜里才从浦东机场顺利飞回了意大利：先落地慕尼黑机场，再转机飞巴里机场——位于意大利东南角普利亚大区的“鞋跟”——然后再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回到老家的小镇。

说实话，这次回意大利我本没有长期停留的打算。回国之前，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朋友向我预告今年4月份绍兴还要召开一次隆重的书法学术活动——就是我去年5月底参加过的绍兴论坛，因此我计划不久还会再去中国。同时，我还在校对自己第一部中文书的校样，并策划在中国举办首发仪式等推介活动。所以虽然当时我回了老家，但满脑子想的都是我自己专业的事，包括写论文和练字，一直处于一种特别积极、兴奋的状态。可是回家不到一周，听说武汉出了如此严重的问题，情绪也开始有波动了。

我立刻联系了几位关系密切的武汉书法研究专家，大部分人都说自己在家里隔离，基本没什么问题。我去过好几次武汉，最后一次是2019年6月初的时候跟湖北美术出版社商谈一个出版项目，并且还在《书法报》报社快快乐乐地接受了一个白天的采访，可以说我对武汉很有感情，自然也会很关注武汉的疫情。我这次在复旦访学期间没去过武汉，但是我有一个老家的好朋友在2019年底参与米兰交响乐团的中国巡演时去武汉演出过，1月9日返回的意大利。我马上同她联系，所幸她和她的音乐家同事们都没事。

我从中国回来时并没有任何不适症状，也不怎么担心会在路上被感染。虽然我14日坐飞机前在上海和杭州之间往返了好几趟，并且坐了一共好几个小时的地铁和出租车。我一直觉得自己算是一个比较注意卫生安全的人，不但经常洗手，与他人保持间距，还习惯多喝热水，相信会维持新陈代谢的良好运转。所以我观察了两个星期以后，基本得出结论：或许我在地铁或飞机上也“遇到过”这个新冠病毒，但它没有进入我的内脏，也并没怎么找我的麻烦。随着疫情的加剧，我的意大利朋友也陆续关心起我的情况，很多人都想知道我是否还在中国，什么时候回来的，有没有去过疫区等问题。大部分意大利人——我相信大部分不熟悉中国的西方人也不例外——对中国地理毫无概念。国际媒体一旦报道中国出现了什么事情，绝大多数的人们实际上对其具体的地理位置并不了解。这次疫情暴发在武汉，他们以为“武汉”这个地方也很可能离朋友们所住的地方很近很近。

在家的时候，因为四川人民出版社还给我发了小著的校样，我基本没有太多出门的时间。一边要校对稿子写论文等，一边还要练书法。我从上海回来后，几乎每天晚上要写两三个小时的字，从早到晚都在家里呆着，偶尔白天去城里买菜购物——我住在农村地区，离市中心还有几公里的路——我很少出门，唯一不可错过的是跟音乐家朋友去听古典音乐会。

一开始我以为疫情就是一个中国境内的问题，就像2003年的非典那样，中国通过封城等措施在几个星期时间内就会把疫情彻底克服。直到1月下旬我还是这么想的。2003年我没在中国，但是当时跟中国朋友通电话时，也对疫情有一些了解。我彻底改变这种看法是在1月28日那天，一对来自武汉的游客夫妻不幸发病，隔天被送到罗马Spallanzani医院救治。我相信很多人的反应都跟我一样，大家终于明白在全球化的今天，货品通过海运还需要几个星期时间才能到达地中海这里，可是跟着人体细胞乘飞机的病毒细菌用不了半天就能从东亚抵达欧洲大陆。这是简单的道理，可是，当人们遇到突发事件，第一反应未必是承认真相。想想也很奇怪，似乎每个人的理智思考和心理反应都不在同一个轨道上。即使一点都不了解中国的意大利人也能通过网络看到介绍中国疫情的各种视频和报道，可是他们心里想的永远是“没事的，离我们这儿还远着呢”。

此后不久，意大利政府居然取消了通往中国的直飞航班，当时好多人都想不通。直飞航班被取消了不等于与中国相通的路线切断了。不住罗马或米兰的意大利人也会像我那样从德国等其他国家转机，从中国到意大利，有不少因为过年回国的中国人在春节过后返回意大利。

从1月底开始，各党的政治家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防控措施，可是国家除了取消直飞航班好像也没做过别的打算。我还记得特别清楚，2月21日下午，在米兰附近周围地区发现了8个确诊病例之后不久，意大利卫生部Speranza部长（有趣的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希望”）在伦巴第大区政府所在地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说：“意大利已有所准备，我们想过意大利也会有这种传染病，所以我们也策划了一个预防病毒的方案”，大概是这个意思吧。这位部长的年龄跟我差不多，也是南方人，我听他的语气既温和又肯定，根本无法想象，过了1个月后，也就是在3月底的今天，我们会发现他那句话与事实相差甚远。

意大利真正被“暴击”是2月20日在离米兰不远的Codogno小镇发现了所谓的“意大利1号病人”，一位爱好跑步的壮男，这时意大利人才终于明白可怕的事实：病毒不需要签证，想来就可以来。问题在于，至少在我看来，意大利政府当时在应对疫情方面缺少明确的方向和足够的毅力，好像一直停留在“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在和平时期这么做一般没什么后果，可是在紧急情况下就不一样了。从2月下旬一直到3月初，疫情还未在欧洲邻国等其他国家大规模传播时，意大利一度被看作像“鼠疫”一样的地区，这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巨大。当时欧盟也没怎么协调疫情的处理，结果我们邻国的法国、瑞士和奥地利都采取了各自独立的抑制疫情的措施，远一点的英国更不用说了。

另外，意大利政府最初决定，只有北方几个省必须封城，可是过了几天，变成整个意大利20个大区都要封城了（在意大利，大区大于省）。结果，有个周末，好多住在北方的南方人因为恐慌逃到南方，其中也不免有不少新冠病毒的感染者。最后，疫情不仅仅是米兰周围地区的问题，而是威胁到了整个意大利。从2月20日到3月25日短短的五个星期内，我们75000个人被感染了，还死了7500个人，相当于极为可怕的10%的比例，比中国报道的数据还要高，其中还有将近5千个医护人员因为种种原因被感染了。在我看来，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事。医护人员被感染这个悲伤的现象让我联想到一个人人熟知的比喻：在起飞之前，飞机还在滑行时，空姐示范如何在紧急状况下戴氧气面罩和穿救生衣时，会明确指出“先要大人戴好设备才可以帮助小孩等需要照顾的人”这个基本原则。这次疫情就同飞机出事故一样。飞机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技术含量很高，给人看到世界的巨大方便了，简直是跨越了五洲的间距。可是这个宇宙并没有完美无缺的事情，任何一台飞机偶尔也会出问题，而关键在于防御和修理。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意大利没有经历过如此大的灾难。当然，经历二次世界大战的人还不少——我几个亲戚还能回忆起许多那时的情景——但是除了意大利几个地区有过几次重大的地震外，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人也不知道“紧急”或“灾难”的意思是什么，尤其是传染病。1973年那不勒斯曾经出过一次霍乱，据当时经历霍乱的人讲，南方也比较紧张。但是无论如何，解决了卫生和食品的问题，霍乱也可以控制好，霍乱毕竟也没有新冠病毒传播得快。

这几个星期，好多意大利人在阳台上挂了各种标语，也做了各种表演，一方面是鼓励大家，另一方面也是安慰自己，这都非常好。

但是我相信，对住小公寓的三四口家庭来说，封城时间久了，这些表演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在封城期间，在大城市呆着会更难受，在小镇反而会更加舒适一点。比如，前天我母亲的一位农民病人特意送给她一块传统面包，这块面包是这位病人的妻子烤制的。我想，这位农民未必懂得政府发布的那么多法令的意思，甚至根本不知道新冠病毒到底是什么，但是毕竟他有一颗团结一致的心，这才是应对灾难的基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