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我从中国飞抵新加坡。当时国内已是一片戒严的境况，95%以上的国人都自觉带上了口罩，而新加坡则不然，我是寥寥无几戴口罩的人之一，抵达新加坡之后我还“如释重负”般摘下了口罩。机场在入境处设立了体温检测处。

1月28日，在宿舍住了3天之后，我被通知必须从现在的宿舍暂时搬到主校区（PGPR），其中有几栋楼专门划分出来，为13号后入境新加坡的、曾到过中国的学生作为“自我隔离区”。

作为最早入住的一批隔离人士，当时PGPR的隔离条件和措施并不十分完善。例如，缺乏饮用水、三餐无法准时送达、温度计失灵和其他物资匮乏问题，但好在学校安排了专门人员和我们对接，每天下午一点准时召开zoom会议，确认大家精神状态、身体状态良好，同时也及时听取我们的反馈和建议，争取提高我们的饮食以及满足其他的合理需求。

但在此过程中，我还是发现了一些“不合理”之处：

（1）我们进行自我隔离的那栋楼中还住有其他的普通家庭。我们之所以配合隔离的初衷是因为新加坡政府认为我们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尽管没有表现出任何相关症状，但仍有潜在危险。那么将我们和其他普通家庭安置在一栋楼中是否也将这些人暴露在危险之中？理论上，病毒可能通过各种可能的接触（毕竟我们需要开门拿一日三餐）、空气、下水管道等方式传播。这栋楼里大多是普通家庭，包括老人和小孩。

（2）如果有必要，可以离开房间。在起初，我们被告知不允许离开房间，我们以为这是很严格的规定，但在check-in和前台交涉的过程中，对方也不很清楚细节。入住之后，因为缺乏饮用水，我们不得不下楼到不远处的超市买水，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人阻止我们。随后我们到前台报备，对方给出的回答则模棱两可。随后我们和学生事务长确认，对方给出的回答是：可以下楼洗衣或去贩售机买饮用水，但尽量避免和他人接触。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搭乘电梯，而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是最容易传播病毒的。

（3）学生反馈并未得到准确、及时的回应。针对三餐、饮水、卫生等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收到的物资让我们有些哭笑不得：几个没电的体温计（我们自己量体温、填报告）、接连送来3个热水壶、膳食持续没有改善等等。

所幸同学们在隔离期间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爱心支持，特别温暖！

2月7日，新加坡政府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预警级别从黄色提高至橙色（预警级别由弱至强分别是：绿色、黄色、橙色、红色），表明当地疫情仍在发展，感染病毒风险进一步升高。消息一出，新加坡人本着“kiasu”（怕输）的态度，超市出现了方便面、厕纸等各种物资“stock out“的景象。超市里挤满了人，戴口罩的仍旧寥寥无几。

2月10日，解除自我隔离之后没多久，我们专业超过50人以上的课程已全部改成线上授课。然而似乎因为这样，同学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自由”各处旅游、聚餐，仿佛这是难得的放假机会。中国同学则是清一色选择“闭关自保”。我在各处药妆店奔波了一整天，试图买些口罩物资寄回国内，到处都是口罩、洗手液、体温计“sold out”的公告。但奇怪的是，街上戴口罩的人仍旧寥寥无几，这似乎很矛盾：一方面是物资遭到疯狂抢购，另一方面则是依旧车水马龙的大街小巷。

相信作为留学生的大家对这学期的“折腾”一定深有感触。两个月前，我们在担心能够顺利入境继续这学期的课程，部分国家限制了中国护照的入境，很多同学不得不辗转多地，在第三方国家停留满14天，再搭乘飞机前往目的地国家。

而现在，海外疫情升级，许多国家在找回本国公民的同时，也对留学生发出尽快回到各自国家的建议，于是留学生群体又开始收拾行李回国，期间还要面临机票被不断取消风险、机舱密闭空间的潜在感染风险。成功回到中国还不是故事的结束，许多同学仍需顶着好几个小时的时差和大洋彼岸的同学一起上网课。

说这些并非抱怨，这也算是一种独特的“历练”吧。毕竟疫情当下，我们倘若无法为当下的局势出一份力，那么做好我们自己份内的事情，尽量减少外出、保持个人卫生、配合一切工作就已足够。倘若人人都重视起身上那一份举足轻重的责任，相信疫情很快就能过去。

回国路漫漫，护人护己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