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不仅唤醒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对于疾病和瘟疫的恐慌记忆，也在人类社会中再次敲响了有关歧视问题的警钟。

3月2日，一名新加坡籍在英留学生乔纳森·莫在伦敦街头遭到殴打，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歧视一时引爆国内外舆论。

新加坡籍留学生在伦敦街头遭到殴打

乔纳森的遭遇并非个例，甚至不是首例。

1月30日，在英国谢菲尔德，一名中国女留学生因外出时佩戴口罩，遭到路人的谩骂与推搡。

同日，在加拿大安大略，一名有一半中国血统的男孩在学校被同学围堵，“检查”他是否携带病毒。

次日，在德国柏林，两名女性辱骂并袭击一名中国女生，称呼她为中国病毒。警方将这一行为定性为“种族歧视袭击”。

中国女留学生因佩戴口罩在谢菲尔德遭到路人谩骂推搡

除了人身攻击，国外餐厅拒绝接待中国旅客、网约车平台司机拒载亚裔乘客的新闻也时时见诸社交网络及媒体平台。更有媒体借疫情大做文章：澳大利亚《先驱太阳报》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德国《明镜》周刊也称之为“中国制造”，而法国《皮卡尔信使报》甚至公然以“黄祸”为题进行报道。

这些歧视性的行为和言论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也给海外华人乃至亚裔群体带来了深重的忧虑。随着歧视一方给出“自我保护”和“言论自由”等理由，有关歧视问题的争论声一浪高过一浪。

新冠肺炎疫情歧视之所以会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一方面，是由于歧视的扩大化，人们惊讶地看到，新冠肺炎疫情歧视并不是单纯的疾病歧视，而是已迅速地扩大为地域歧视和种族歧视；另一方面，歧视的两面性也令人困惑。人们发现，歧视带来的并不都是负面影响，也有正面意义，例如国内曾有上海旅客举报武汉旅客吃退烧药登机的案例，以及当前国外高校对中国留学生进行隔离和停课的现象，虽然存在歧视嫌疑，却对疫情防控有着积极作用。

这使得围绕歧视的讨论变得更为复杂，如果仅以直觉感受为凭据，已不足以回应现有的问题。人们亟需辨明，歧视是否存在正当理由？自由是否可以成为歧视的依据？

理性与非理性：歧视的两种色调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歧视是一个引人反感的词汇。尤其是上世纪中叶美国反种族歧视运动深入人心，使得人们广泛地认识到，歧视会给社会带来不公、给个人带来的伤害。这种普遍的观念为歧视这个词汇赋予了强烈的负面色彩。

事实上，歧视的含义十分复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对歧视的定义有许多不同版本，其内涵也在不断地扩充。随着社会的发展，歧视的含义不断丰富，除了人们所熟知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还有诸如逆向歧视、基因歧视等新现象。此外，歧视的界定也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人们对于歧视的判断，一定程度上基于他们所持有的道德观念、生活经验和个人立场。

从最宽泛的意义而言，歧视意味着区别对待。从这种意义出发，歧视的含义并非全然是负面的，它可以被用作一个中性词汇，甚至在一些情境下，歧视具有正面意义。以中国留学生返校难的问题为例，校方行为的确是区别对待，也有可能对中国留学生的受教育权产生损害，可以称之为歧视。但是这种行为有利于保护师生的生命安全，是值得肯定的。

华裔青年在佛罗伦萨街头呼吁抵制歧视

歧视有时是出于趋利避害的理性。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歧视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疫情在湖北武汉爆发之时，国内实际上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措施。有疑似症状者、曾在疫区经停者、与确诊患者有密切接触者，有必要接受隔离和医学观察。这既是对于公共卫生安全的保护，也是对被歧视者本人的保护，有利于及时发现病情、予以医治。同样，在中国留学生返校问题上，国外学校出于安全考虑采取隔离或停课措施无可厚非，只要后续能够对中国留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予以相应的保障，这种做法就仍在合理范围内。

而在人们的常识中，歧视更多是出于非理性。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歧视之所以能够发展为地域歧视和种族歧视，就在于多重非理性原因的存在：

第一，知识的匮乏。在疫情发展前期，人们对疫情产生的原因、主要的症状、传播的途径等缺乏足够的了解，很容易产生恐惧心理。在恐惧心理的作用下，人们很容易将对于疾病的恐惧转化为对感染者的排斥。这是疾病歧视的直接成因。

第二，信息的不对称。新型冠状病毒具有潜伏期，辨识感染者的成本极高。对于普通人来说，最为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扩大歧视范围，不但歧视感染者，并且歧视和感染者有共同标签的人群。这个标签甚至能够不断扩大：在中国，可以是湖北武汉；在亚洲，可以是中国；而在世界范围内，则可以是整个亚裔群体。

第三，社会中原有的歧视心理。地域歧视和种族歧视作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现象，其在疫情中的爆发看似意料之外，实则情理之中。在标签化逐步升级的过程中，歧视扩大化可谓水未到、渠先成，借着“防疫”之名甚至变得更为理直气壮。

第四，错误的舆论引导。当下民粹主义思想沉渣泛起，部分媒体和社交平台造成错误舆论导向，个别国家甚至对疫情政治化，令疫情歧视不断发酵，全球防控工作雪上加霜。这是歧视爆发过程中，最为不幸的“人祸”。

澳洲《太阳先驱报》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歧视的两种色调展现无遗。硬核大爷严守村口、生人莫“进”的坚决与果断，疾控人员安抚患者、排查密切接触者的耐心与负责，是疫情歧视中明亮柔和的暖色。而社交网络中辱骂同胞、新闻媒体上叫嚣“黄祸”、擦肩而过时施以拳脚，则是疫情歧视中尖锐刻骨的寒冷。

平等与自由：歧视论争的两面旗帜

引发新冠肺炎疫情歧视争议的具体事件有很多，但归结起来，所有争论的核心问题都是一致的：面对疫情威胁，歧视的理由是否可以视为正当？人们是否可以宣称具有歧视的自由？

学界有关歧视的讨论同样与这两个核心问题紧密关联。

在有关是否应当禁止歧视的辩论中，赞成和反对的两个派别各有一面鲜明旗帜。赞成者的旗帜是“平等”，而反对者的旗帜是“自由”。

从赞成者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论证，反对疫情歧视义不容辞：第一，权利平等，无论是感染者、密切接触者，还是疫区居民、华裔乃至亚裔群体，都享有平等的权利。除了生存权、教育权、就业权、享受服务等基本权利，他们也平等地享有尊严；第二，偶然性，疫情在亚洲的中国武汉这一地点暴发，是一个具有偶然性的事件，受歧视的人群无法控制疫情的产生，更无法在疫情暴发时选择自己的籍贯和种族，以此为依据对他们进行歧视是不公平的；第三，有效性，歧视行为未必有利于疫情防控，网约车司机拒载亚裔乘客就是最好的例子，真正能够保护司机们的是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支持、正确防疫知识的普及以及口罩配备和消毒措施的落实，而不是损人不利己的拒载。

日本机场，上海乘客拒绝和武汉乘客同机

从反对者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分辩，疫情歧视有正当理由：第一，个人的权利至高无上。在疫情蔓延的过程中，个人为保护自身权益而作出的选择不应受到干涉。国外媒体曾转述一位餐厅老板的发言：“我有接受和拒绝待客的自由。”这样的表态虽然容易受到诟病，但他所陈述的自由确实受到社会保护。第二，被歧视群体也负有责任。人们指责部分感染者、有疑似症状者、有接触史者隐瞒信息，既然他们采取这样不负责任的态度，其他人就有提高警惕、扩大防范对象范围的权利和自由。

就道理来说，无论是平等还是自由，都是站得住脚的理性思考。

而从现实而言，歧视之所以容易引发争论，就在于人们无法在实践中两全其美。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歧视问题的处理不是去回答“是”与“否”，而更多是对于“度”的衡量和把握。

一方面，歧视在一定限度内，可以是合理的，甚至是建设性的。

从公共卫生伦理的角度而言，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我们应当遵守“相称性原则”，即在公共卫生管理实践中，要确保公共权力行为对个人利益的损害是有相应社会价值的，并且要尽可能地把损害程度降到最低。

疫情暴发时，我国迅速做出实施隔离的决策，在当时也曾引发争论。但时至今日，事实证明，这项举措带来了巨大的价值，政策规划符合相称性原则。不过，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个别过激行为，如私闯住宅、破坏财物、甚至暴力相向。这类损害不仅毫无必要，更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即使借“防疫”之名，也绝对不可姑息。

另一方面，歧视的自由在一定限度内是受保护的，但也是有后果的。

一般而言，禁止歧视在公共事务中被视为是正当的，在私人事务中则被视为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因此，对于私人事务中的歧视，一般交由市场和社会舆论进行调节，而不鼓励政府和法律的过多介入。这一方面是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有些歧视行为具有合理性，一刀切的硬性干涉有可能适得其反，造成不良后果。

因此，在私人领域中，个人的确有歧视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不合理的歧视通常伴随着代价，如经济的损失、声誉的下降、人身财产侵害的威胁、乃至社会秩序的扭曲。这是人们做出不当歧视行为后必须承担的后果，也是约束歧视的一道紧箍咒。

有必要强调的是，歧视作为一种认识和作为一种行为是不同的。歧视作为一种认识，一般难以对其进行干涉。但这并不表示，因歧视而产生的过激行为无法约束。德国柏林两位辱骂殴打中国留学生的女性，其行为被警方定义为“种族主义袭击”，就是越界的例证。

在歧视议题的讨论中，人们有时会陷入一种误区，认为平等和自由在这一语境下是对立的。可事实上，平等和自由都是值得珍视的理念，二者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们的权利。探讨歧视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分个对错，而是为了寻找平等和自由的最佳平衡，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

幸与不幸：歧视问题的两大隐忧

当前，最令人庆幸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歧视现象在国内外爆发时，都受到了及时的约束。一方面，社会中反对歧视的声浪不断。国内有“隔离病毒、不隔离爱”的呼吁，国外亚裔群体也发起了“我不是病毒”的网上话题。另一方面，政府官方及国际组织等权威性机构的发声也非常及时和明确。国内有权威媒体快速反应，叫停过激行为；国外既有日韩友邻官方表态理性防疫，也有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消除污名化和歧视。

社会支持以及权威发声在反歧视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反对新冠肺炎疫情歧视因而早已具备了有利条件。尽管疫情歧视事件频频见诸报端，也造成了不小的危害，但大都仅局限于个人行为。

然而，在人类社会中，还有许多歧视问题，同样不合情理，同样令人心痛，但是更庞杂，更隐蔽，更残酷，甚至已经渗入了制度，渗入了思维方式，渗入了社会肌理。这些痼疾的存在，一直都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大隐忧。

德国《明镜》周刊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制造

不幸的是，还有一重隐忧也正在逐渐浮出水面。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让许多媒体惊呼，全球化带来了传染性疾病的规模升级。然而，比这更令人忧虑的是，全球化似乎也带来了歧视与污名化的规模升级。

正当中国为疫情防控做出巨大奉献和牺牲时，部分个人、媒体、甚至是政府并没有及时地意识到，在全球化的现状之下，疫情并不是武汉的问题，也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许多国家未能及时对疫情予以足够的重视，无视防疫知识的匮乏、防疫机制的落后，却放任谣言流传，造成“信息疫情”的大肆扩散。

这次疫情中的幸与不幸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只是理论的设想，而是当前人类社会的现实。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具体地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能会有的两面：一面，是无视全人类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事实，抱持甚至宣扬偏见，使得具有危害性的歧视在危机面前不断膨胀，造成无谓的损失和伤害；另一面，则是真正重视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以人本情怀对待群体差异，以理性思辨处理利益冲突，共同面对未来挑战，将不可避免的损害降到最低程度。

歧视有其理由。但有理由并不意味着必然正确，反对歧视与否的标准，就在于它对于人类社会整体及长远发展是有害还是有益。

歧视是一种自由。但这种自由是选择的自由，每个人被赋予这种自由的同时，也被赋予的一种期望：在歧视与不歧视之间，我们有能力去做出真正理性的选择，并用每一次选择筑就人类文明进步的光明之路。

作者简介：焦露曦，复旦发展研究院青年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