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厉以宁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开始上升，一方面是因为他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史方面的著作，另一方面是他非常积极地对改革政策发表意见和建议。厉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因此得了一个“厉股份”的雅号，他还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当张军作为学校年轻教师参加一些外国经济学说的研讨会时，厉以宁已经作为知名经济学家在台上做学术报告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张军在产权经济学研究上崭露头角后，两人才算真正认识。

“我们这代学者和厉老这代学者完全不一样。”张军说，以厉以宁为代表的这一批学者在年富力强时生逢动乱，但是他们有幸迎来了改革开放，并深度参与其中，他们翻译、介绍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言论。反观张军，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在复旦大学从本科一路读到博士，并前往欧美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后又回复旦任教。1994年张军开始对中国的转型经济特征发生兴趣，并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解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

上一代经济学家亲历参与推动，下一代经济学家分析研究归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但回头来看，两代人恰好合力书写了改革开放的“中国理论”。

“那个时候老一代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的种种呼应，做得特别好。”张军发现，有的时候，这种学界和企业界的呼应甚至直接影响了相关政策的制定。比如，2000年前后，厉以宁受托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查组到辽宁、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调研，发现民营经济在准入领域、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遭遇重重阻力。在厉以宁的主持下，调查组形成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也成为2004年“非公经济新36条”政策出台的重要数据支持。

“高尚全和华为也是。”说到这里，张军突然想起，2018年，他曾邀请巴山轮会议参与者、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参加他的《深圳奇迹》一书在深圳举行的新书首发式，会后，任正非派车来接高尚全去华为参观。一问才知道，两人的渊源要从一封举报信说起。

1997年，高尚全在参加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时，有人给中央写信“举报”华为科技公司，说它姓“资”不姓“社”。理由是华为国家没有投资，是非公有制企业，又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之后，高尚全主动提出去深圳实地调研。调研的结果令他很兴奋，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以2.1万元起步，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企业却给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也分享到了发展的成果。高尚全认为，它恰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之后，他为华为发声，从理论层面上支持华为这类新型企业的发展。后来，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新型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其中就有来自华为的启示。

几年前，高尚全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也曾讲过这一段。高尚全还提到2014年11月，任正非专门来面谢，并问他做了好事为什么不说。高尚全回答：“我不是为你一个企业，人家说你姓资，我说这是姓社，我用不着跟你说，我也不图什么。”

“当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会发生直接的碰撞，这时候有厉以宁为浙江的企业家讲话，高尚全为华为呼吁，是非常了不起的。”张军评价。

当厉以宁在为股份制改革鼓与呼时，沈祖伦正在浙江积极主张大力发展股份合作经济。相关报道显示，沈祖伦任浙江省省长期间，当温州、台州一带自发产生了不少股份合作公司、合伙人公司时，他给予极大的关注，鼓励与支持温州、台州的做法，并要求在全省其他合适搞的地方都搞起来。他还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在浙江省大力推进乡镇企业改制，大胆让办厂能人控股、持股，让企业骨干入股，通过体制改革进一步激发乡镇企业活力，使浙江大大小小的乡镇企业又迈上了一个台阶。

1996年，张军为了调查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与浙江农业大学的钱彦敏一同多次前往温州。那时候他就注意到，和当地很多人聊到沈祖伦时，大家的评价都很正面，“有种特别的亲切感”，这让张军对这位老省长特别关注。

“那时候从杭州到温州要坐一夜的长途汽车，很辛苦。”张军回忆，当时温州交通不便，但海外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到了中国，最热门的目的地之一就是温州，他们抢着要看“温州模式”，这让在上海的张军很羡慕。不过，到了温州也让张军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魅力。“找一些干部接洽和访谈，还是比较容易的。”在张军的描述中，当时地方上的政府部门不像个衙门，“倒可以理解为一家营销公司”。

“其实当时的一些地方干部，之所以能成为干部，他们本身就是创业者，就是企业家。”张军进一步说，“从本质上看，这些干部和创业者、企业家是一类人。”看记者还不太理解，张军解释，“他们敢于承担风险、敢闯敢干，对个人的得失考虑得不是那么多，这些都是典型的企业家的禀赋”。

把这些企业家的禀赋特点去对应沈祖伦这样的干部，能一一对上。比如，义乌商城集团原董事长陈勇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20世纪80年代，义乌的马路市场因交易繁忙导致马路被堵，沈祖伦到义乌调研后表示，既然有需求，就应鼓励发展市场，义乌市场也由此发展起来。后来，义乌市场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土地审批的问题，沈祖伦当即批示让相关厅局支持，这让义乌赢得了发展先机，最终发展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0世纪80年代，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不是很规范，随便选一个理由就会被端掉，如果干部没有一种朝前看的眼光，不愿意担责，就很容易把这些萌芽扼杀在摇篮之中。”回顾了这一段历史，张军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为什么这些干部愿意冒风险担责？说到这里，张军提到了他的同事对浙江的民营经济和干部关系的一个研究发现：大概此前参加过游击队的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后更愿意尽可能保护地方民众的经济利益，给予民营经济发展更多肯定和支持。“沈祖伦就在浙东打过游击。”张军提醒。

当然，这个研究还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发现，也有例外。因为接下来张军又举了温州“八大王”的案例：1982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站在市场经济风口浪尖的人。温州柳市出现了一批冒尖的经商户被称为“八大王”，首当其冲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在这个故事中，最终让“八大王”得到平反的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是一位南下干部。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干部，可以明确的是，在当时的转型过程中，浙江确实涌现了一批有担当的干部，他们克服保守的思想禁锢，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试验先行，并愿意为其中的风险担责。“在转型碰撞中，像沈祖伦、袁芳烈这样的干部，可以起到协调、缓冲作用，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张军说。

至此，从张军的叙述中，一幅画面徐徐展开：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家、政府干部、企业家们之间在不断互动、相互影响，共同让改革动能越来越足，开放大门越开越大。

这些环节是缺一不可的吗？“是的。”张军的回答非常确定。他提到同样刚去世不久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作为一个商人，年广久大字不识、“敢”字当先，凭着其父“利轻业重，事在人为”的遗训和高明的营销手段，把自己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但他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忧患意识，甚至看不懂按会计制度制作的规范账本。尽管在他的带动下，芜湖在一两年内崛起的国营的、集体的和个体的瓜子经营者有57家，其中个体的占了48家，使芜湖成为名副其实的瓜子城。但此后芜湖和年广久都没有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直至这一品牌逐渐被人遗忘。

相比之下，另一位刚去世的宁波企业家郑永刚走得更远。1986年厉以宁在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指出，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3年后，郑永刚接手杉杉的前身宁波甬港服装总厂，那时，这家企业资不抵债，三年换了三任厂长。5年后，在郑永刚的带领下，杉杉开始探索企业改制，先从国有改成集体，随后再改为股份制。1996年，杉杉在上交所上市，成为中国服装业第一家上市公司。1999年，杉杉总部迁到上海，公司进入新一轮发展期。

回顾这些故事、这些人，几乎都与长三角有关，这是一个偶然吗？

按照张军梳理的脉络，这固然和长三角人的奋斗精神有关，但也和时代的机遇有关。20世纪90年代初，浙南和苏南的制造业已经逐渐蓬勃发展起来，又加上浦东开发开放，大量的加工贸易订单涌进来，“正好就接上了”。之后上海迅速发展，反过来对长三角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上世纪80年代中，张军和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后来的妻子，偶尔会逛四川北路附近的昆山花园路市场。那时很多上海人去广东批发小商品，扛着大包小包在这些露天市场销售，号称是“香港货”，“热闹得不得了”。但长三角发展起来后，这些市场逐渐消失。正如歌中所唱的：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这堂经济史课接近尾声时，张军总结，在过去发展中的两个法宝，至今依然有借鉴意义。一个是他心心念念的“企业家式的干部”，另一个是地方可以成为政策创新的策源地。“就像小岗村包产到户一样，有些基层自发的创新可以先试验一下，不断总结推广。”

“但其中也有一个悖论。”张军想了想说，一般来说，规则或制度趋于完善是一个社会成功的标志，但越完善，政府、业界、学界之间的互动状态就越少，留给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空间也会慢慢变小。现在，当外部挑战升级、不确定因素加剧，地方政府的改革与政策创新的主动性变得更加重要，政府与企业增强互动、充分沟通，无疑可以更有利于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实现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改革开放之初，几位经济学者在一篇关于中国改革的论文中，以马克思引用过的这句名言作为结尾。40多年过去，这句话依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