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些地区已经推出刺激消费的政策，譬如补贴新能源汽车、摇号发放消费券等。但在消费意愿方面，中国同发达国家有很大区别。我们在2008年危机之后，对刺激消费政策，包括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做过调研发现，用消费券刺激家庭或者个人进行消费，总体效果不是很好。从统计上看，家庭消费支出的确会有一个轻微的反弹，而且很快又会回到原来的状态。从这方面看，消费刺激不太能解决我们消费支出偏低的状况。

实际上，中国在2019年以及2019年之前的消费支出都不甚理想，家庭消费增速减缓，甚至出现了所谓“消费降级”的现象。归根结底是中国居民的家庭储蓄倾向过高，这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我们都知道，发达国家的家庭或个人，基本没有什么存款，收入大部分都被消费掉。现在出现疫情，如无额外收入补贴，可能就无法进行消费，所以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政府需要通过给个人发钱的方式去保证和刺激消费，直至秩序恢复，就业和收入回归正常，消费也随之归于常态。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近30年，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可是国民储蓄还是居高不下，这是消费拉动经济缺乏后劲的主要原因。中国城市大多数家庭的储蓄，一是为应对住房压力，二是自我保障或预防。这是一种自我保险，要有足够的存款大家才能够安心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此种不确定性，除了购房压力和子女教育的支出，主要还是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医疗等支出。预防性储蓄是我们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既然储蓄倾向如此高，我们用消费券这类办法，并不能改变家庭当期消费过低的趋势，不能真正刺激大家去消费，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由于中国人储蓄率比较高，靠自己没有消费掉的收入，不向外借债，推动了经济发展。中国这几十年来比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比较正面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的消费需求长期上不去，经济就会缺少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只能不断靠投资拉动经济，产生的收入又变成储蓄，然后再去投资，形成一个循环。但是投资会受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增长的路越走越窄。中国基本就是这样的状况，如果不刺激投资，经济增长就会下行，原因就是增长在“走钢丝”。

1980年代中后期，冰箱、洗衣机开始进入中国家庭，出现过一个消费扩张的浪潮。1990年代，彩色电视和家电普及推动了中国10多年的消费增长。在2000年以后汽车又开始进入家庭，这些都是全国性的集中消费浪潮，推动消费爆发式的增长。消费增长比较快，对经济拉动当然也比较大，我们靠这种一波接一波的集中消费浪潮维持了比较快的经济增长。2010年后汽车消费进入较高的饱和期 ，汽车的购买就不再是集中消费行为，开始不同步地出现，消费浪潮也就消失不见了。

过去20年，很多经济学家讨论中国高储蓄的原因都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做好了之后，家庭储蓄会显著降低，因为预防不时之需的储蓄动机会减弱。另一方面，我们进入快速老龄化，储蓄率也会降下来。不过这些变化都非常缓慢，子女教育和社保还是会长期影响家庭的储蓄倾向。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高储蓄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问题。

现在疫情冲击反而可能让更多的家庭增加储蓄而不是增加消费。因为就业岗位受到疫情冲击很大，很多人所在公司业务下滑或者中小微服务企业倒闭，收入减少或干脆失去工作的担忧会明显上升，所以也会加大储蓄。

因此，政府在这个时候更应该做的不是发放消费券，而是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小微企业生存下去，保障就业稳定。特别国债应该像德国那样去激励企业，让它不去裁减工人，不去大幅降低工人工资，这个钱由政府来出。保就业比发放消费券更重要。现在80%以上的就业来自中小微企业，所以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扶持中小微企业，如果地方政府能给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支持，帮它们渡过难关，那么就业就没有太大问题，尤其针对那些最容易裁员的行业给予政策激励。如果未来几个月的潜在失业人数能大幅减少，员工收入没有特别严重的波动，对于维持原有消费能力有很重要的作用。今年中央政府可能不会太在意 GDP，会更关注就业，这是对的。可以肯定失业率会上升很多，政府要尽量让失业率维持在可承受的范围内。这样的话，政策就需要从发放消费券转到稳就业，有限的资金应该更多地去支持中小微企业。

这个问题与国情有关。北欧发达国家能做得到每个国民的基本收入保障，可以理解，但我们目前还做不到，一是我们体量不一样；二是我们还处于经济发展的时期，肯定要鼓励更多的人去就业，靠就业获得主要收入。现在中国政府的基本思路就是这样，政府做基本保障的兜底，由于我们的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现在政府没有这么多的财力做更多的收入支持，只能做到托底。现在我们有了基本保障，有了最低工资，确保每年都有上调。即便最低工资，也不可能短期里定太高，不然又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反而不利于企业吸纳就业。

现在就业出现一个新现象，因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变得非常有弹性，过去就业要去正规的企业、去正规的服务业，按照劳动合同履行一个较长的合同期限，现在各种非正规就业越来越多，临时的和短期的工作越来越多，很多人自我就业、自我雇佣，我们非正规就业比例上升很快。日本、美国也是这样。你看他们的GDP增长率都还很低，都没有回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但就业市场还是不错的，找工作比较容易，失业率降到历史低位。再看我们，GDP增速下来了一半，失业率并没有明显上升。每年城镇还能够增加1000万-1300万个岗位，基本能吸纳新增就业的需求。所以现在GDP增长与就业不像过去那么严格对应，二者关系现在变得比较松弛了。只看GDP增长率根本没办法判断就业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今明两年，因为疫情冲击我们应该把就业放在第一，GDP放第二，是有道理的。

每个人的衣食住行跟经济都有关系，只是说经济周期不见得会影响到每一个人。任何一个经济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现象，经济的增长总是靠那些最活跃的部门来推动。大多数人的衣食住行构成经济总量的基本部分，而增量往往是少数活跃部门创造的，这些部门可以是外贸部门、房地产部门或金融部门，它们当然跟经济周期关系很大。但不否认经济当中有一些活动可能跟经济周期本身的关系不大，抗周期能力较强，比如理发店、超市，即便是现在动荡不安的华尔街的一个清洁工，资本市场出现踩踏，出现股灾好像对他们也没有影响。你知道，如果一个公司受到危机冲击之后要裁员，肯定首先裁掉高收入岗位。上海高端小区里住着不少企业高管和高级白领，他们可能在金融危机期间会受到很大冲击，甚至有些人失去了工作，但是这些小区的保安还是那样，依然能够过着平静的生活。

提到低物质欲望时代，反观日本在过去30年的情况即可。日本经济总体上不增长已经快30年了，日本人也进入低欲望的时代。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日本的时候就有很多讨论，日本经济虽然不增长，但日本人的基本生活并没有恶化。如果家庭收入多年不增长，就会推迟买新房，推迟或取消国外旅行，但基本生活仍然很安逸。回到中国看，年收入200万元的家庭同年收入20万元的家庭，在基本生活层面上差别不是很大，差别在需求层次上面。没有了更多的收入增长，人们就不得不压缩一些更高层次的需求，但这对大多数家庭的基本生活不太有影响。

当然，日本已是发达国家，有高度发达的科技和人均GDP，而且日本又是老龄化特别严重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进入低欲望时代也未必是什么坏事，尤其对比美国，更是这样。日本人比美国人住更小的房子，更少开车，更注意环保和节约，更追求生活的精致。

眼下的疫情也许让我们有机会体验一回低欲望的生活方式，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会选择进入低欲望时代。极端地说，如果没有欲望，我们的经济发展将会停滞，这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想要的生活。我们为何要讨论消费不足的问题？就是因为中国经济还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和欠发达阶段向高收入和发达国家阶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