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是我们在家办公的第三周，也是瑞士开始实行戒严的第三周。虽然已经成为了全球感染率排名前列的国家，但瑞士至今还没有出台完全的禁令。除食品店和药店以外的商店都被要求关门了，餐馆也只允许外卖，大家仍然可以出门买菜、看医生、进行必要的通勤，或者帮助别人，但是不可以进行五人以上的聚会，以及人与人之间要求保持两米的距离。

面对严峻的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予了职员在物质、心理及其他方面的很多支持：提前发放工资；考虑到员工或许有在家上课的小孩或者比较年迈的父母，允许职员有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以方便照顾家人；不时地进行关于心理健康的会议和心理咨询。我听从一位心理健康咨询师给我们的建议，采取 “disconnect and connect”的策略。disconnect主要指不过度关注危言耸听的新闻和社交媒体，connect是指定期与家人、朋友沟通交流。一些同事纷纷表示，疫情让他们有时间与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重新建立联系，通很长时间的电话，这在从前是不会发生的。同时，疫情也促使他们反思自己的生活。

疫情期间傍晚的日内瓦湖边行人寥寥无几

于我而言，疫情期间，日内瓦带给我最深的感受是关怀。与热情的土耳其、阿拉伯和拉美人不同，瑞士人性格比较保守，很少对他人敞开心扉，虽然日内瓦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但来到这里的外国人似乎也受到了这种氛围的影响，逐渐将自己封闭起来。然而，在疫情的影响下，这座孤独的城市出现了百年难遇的景象——每晚九点人们都会来到自家的阳台上为医护人员鼓掌欢呼，也有志愿者主动为高危人群买菜，以减小他们被感染的风险。来自同事们的关心更加让人感动，善良的中国同事主动提出可以和我分享家里寄来的口罩；团队里的同事们知道我一个人住，会不时和我打电话询问最近的状况；一位同事还向我发出邀请，去她家里看他们从土耳其营救来的小狗，并且共进晚餐。

一位同事在和我聊天的时候说，如果要对COVID-19采取任何措施，瑞士应当是最先实施的国家，因为瑞士是如此富有，但瑞士并没有这样做，或许和国民对政府角色认识的不同有关。

因为瑞士政府没有出台完全的禁令，虽然相比之前出行人数已经减少，但每天仍然有人陆续外出。在日内瓦的社交媒体群里可以不时看到愤怒的帖子，指责照常外出的人不负责任，感染了自己还要感染别人，同时加重医疗系统的负担，帖子下面的评论又是一场辩论；一位苏黎世的朋友则向我提起当地政府向一家违反规定允许客人进店用餐的饭馆罚款2000瑞郎的做法，并且嘲讽了一番。这让我不禁思考，是否是因为人无法做到完全地对自己负责，并对他人负责，所以才达成协议建立一个政府，让政府来代行这些责任？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国家可以信任绝大多数民众都能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选择吗？

一位菲律宾的同事和我说，日内瓦曾经就是否应该实行公共交通免费进行公投，这样的事情要是发生在菲律宾，大家一定会喜滋滋求之不得地选择免费，但日内瓦的瑞士人却选择了继续收费，因为他们知道公共交通的运行是需要钱的。矛盾的是，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群人，认为自己不在高危人群的行列，感染概率会更小，并且不致命，所以没有任何顾忌；超市里的厕纸早早就没有了，如果政府没有宣布要保证食品店里的食物供应，或许这些商品也会随时被一扫而空，在平常的日子里，很多人同样只进行一周或者一月一次的大采购，但超市的货架从没有像戒严刚开始时候那样空过，扫货的时候人们不会想“我真的需要那么多吗”，“那些行动迟缓的老人们怎么办”。

但有扫货的人，也有主动给老人送货的人；有抱怨政府管制的人，也有呼吁呆在家里为医疗体系减轻负担的人；有为所欲为的人，也有坚持在前线工作的人。自由是需要靠责任来赢取的，就算有不受强制力管制的自由，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将带来更大程度的限制。在深谙了责任含义的那一刻，我相信人也就迎来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