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刊发在《外交事务》的论文集，

包含5篇文章（图源：《外交事务》

杜如松（Rush Doshi），印裔美国政治学者，现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乔治城大学埃德蒙·沃尔什外交学院助理教授。他曾在拜登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副高级主任。（来源：杜如松个人网站）

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院长，曾任奥巴马政府的副国务卿。（来源：维基百科）

在对于制胜派的批判上，合作派与管理派一致。白洁曦和斯坦伯格两位学者在《疏远的危险》中指出，加拉格尔和博明提出的直接对抗策略不仅不现实，而且具有高风险，可能导致极端的后果，如冷战时期的核战争边缘政策。他们认为，这种策略会加剧中美之间的敌对状态，而不会促使中国屈服。

文章中还指出，制胜派存在对中国政府的战略误判：忽视了“中国领导层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可能采取的民族主义和强硬政策。”他们宣称，对中国采取对抗立场 “只会加深这一趋势”。白洁曦和斯坦伯格认为，中美关系不应仅被视为零和的对抗关系，合作在许多全球性和双边问题上是必要的。他们强调，通过合作可以降低战争风险，同时在诸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

据此，他们提出了三点战略：（1）避免直接对抗，强调对话和合作。（2）增强国际合作和多边机构的角色。他们强调了在全球性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如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支持通过国际组织和条约来促进合作，提高问题解决的效率和公正性。（3）保持开放性和透明度。美国应保持对中国开放的态度，无论是在经济、教育还是文化交流方面，这种开放性有助于增强相互理解和信任，减少误解和敌意。最终，白洁曦和斯坦伯格认为战略目标包括：一是建立稳定和互惠的中美关系。二是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

保罗·希尔（Paul Heer），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他于 2007 年至 2015 年担任中央情报局（CIA）东亚问题高级分析师。他是《X 先生与太平洋：乔治·凯南和美国的东亚政策》一书的作者。（来源：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在回应诸位学者的批评中，博明和加拉格尔表达了对他们观点的坚定立场，并进行了详细的辩护。两位都强调，尽管他们与杜如松在对所谓“中国的威胁评估”上有共同之处，但他们认为杜如松“对中国挑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的理解不足”。他们宣称，“中国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代理战争，企图破坏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和信誉，而杜如松及拜登政府的政策并未能有效应对这一挑战。”

博明，曾在特朗普政府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其在2021年于胡佛研究所发表讲话，大谈美中之间的“新冷战”（图源：胡佛研究所）

对于白和斯坦伯格提出的反对走向冷战的观点，博明和加拉格尔反驳说，现实情况是美国“已无可避免地处于与中国的新冷战之中”。他们宣称，中国在全球推动其战略目标，试图削弱西方联盟，美国必须采取“更为坚定的措施来应对。”

制胜派始终秉持新冷战认知视角。他们仍旧认为，与苏联的冷战历史类似，中国的政策和战略意图是全面的，且对美国及其全球利益构成了现实和直接的威胁。“美国需要从冷战中汲取教训，采取更为果断和灵活的政策来确保自由国家的最终胜利。

02 论战背后：“中国通”对华政策的世代因素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愈显激烈，其背后不仅是两国之间的战略博弈，更是一场跨代际的思想与策略之争。

《华盛顿邮报》于2019年末刊登的文章《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呈现“代际冲突”》，揭示了美国战略界内部的这一深层次分歧。文章宣称，与经历过冷战、见证中美关系历史转折点的老一代“中国通”相比，新一代美国对华政策专家在对中国的认知上表现出更加负面的态度，他们在对华政策上也呈现出更为强硬和攻击性的倾向。然而，尽管代际差异确实存在，却并不达致这篇文章提出的“知华-友华和不知华-反华”的二元判断。这一代际差异的形成，不仅源于时代背景的变化，还与个人成长经历、学术训练及时代精神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在参加辩论的学者中，杜如松、白洁曦是19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学人，而博明和加拉格尔则代表了更老派的冷战式观点。

新一代中国问题学者，成长于后冷战时代，这一代人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的认知更为直接和现实，更多地通过个人经历和现场观察来理解中国，而非仅仅依赖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解读，因此无论他们的具体立场如何，对“新冷战”总是抱着一种质疑的态度。同时，这两位年轻亚裔精英，亦理解宣扬不加束缚的对抗政策可能会加深对华裔、亚裔的歧视。

加拉格尔虽也是80年代后出生的国会议员，对“新冷战”的认知反而和老一代共和党国际精英相似。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加拉格尔自幼展现出对历史的热爱，特别是对冷战时期的浓厚兴趣。他对里根时代对苏转守为攻，取得冷战胜利的“单极时刻”充满怀念，也浸润在后911时代和反恐战争的军事氛围中。这体现了制胜派的根本思维，即一种混合了保守主义传统、历史决定论和军事安全狂热的经验体系。而白洁曦等人则认为，这恰恰体现官员的“缺乏想象力，太过悲观，甚至认为一切都不可逆转。甚至是宿命论的问题。”

加拉格尔在众议员军事小组委员会上发表讲话（图源：福布斯）

与其不同，新一代中国通不再仅将“美中战略竞争”视为制胜派眼中的单一的政治或经济过程，而是强调将其放在全球化的多维交互中考量并进行理性评估。他们尝试从科技、经贸等多种视角理解中美关系的面向。杜如松在2020年7月参加的一场参议院专题研讨会上，则详细分析了中国当前在中美技术竞争所处的位置和观点，并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全面排查美国的供应链和产业状况，制订专项战略维护供应链自主和稳定，增加研发投入，吸引科技人才移居美国等措施。由此可见，年轻一代知华派的重点已经不再是过往传统的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问题，已经转向了对新兴技术领域的争夺战。

然而，尽管外界不断宣称美国“跨党派对华政策共识”，各派学者的观点不可避免都受到党派经历影响。杜如松是拜登政府的新精英，代表着民主党“战略竞合”的新思路，而博明和加拉格尔是前共和党政府幕僚和国会议员，代表着后911时代的共和党国际扩张路线。希尔、斯坦伯格则是小布什、奥巴马政府的遗珠，参与了对华接触时代的一系列决策。其中，斯坦伯格是奥巴马政府“战略再保证”政策的设计者，标志着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最后成果。因此，他们很难不以往日中美关系蜜月期的经验作为参照并形成本派观点。

03 大选背景下：三派力量谁主沉浮？

三派力量的对华战略主张能否被采纳，与美国白宫高层的决策与决定紧密联系。在大选前最后的4个多月，拜登对华态度总体上偏向强硬。近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宣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正在不断下降，同时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些涉华负面表态显然笼罩着政治考量，但也反映出拜登团队对华经济评估。在拜登第一任期的最后阶段，对华负面认知继续给予管理派更多发挥空间，同时也让制胜派看到了自己纲领的用武之地。

但11月大选将让本就紧张的中美关系进一步发生变化，届时美国对华战略界的力量对比也将发生变化。对于制胜派而言，特朗普再度回归并开启第二任期将是他们的战略机遇，但特朗普任内是否会采纳制胜派的观点，以及采纳程度如何，却要打上问号。如果当选，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的重点议程将是国内政治，在全球范围内的力量收缩明显。

在对华议题上，特朗普本人大概率仍将延续第一任期的经贸议题制裁与脱钩，推动美国制造业和供应链回流，但对于制胜派所提出的其他竞赢中国策略或许不感兴趣。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孟维瞻指出，制胜派的代表博明和加拉格尔的战略规划“需要很高的国内成本，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两党暂时都不会接受。”布鲁金斯学会也分析称，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坚持孤立主义，同时对华再启贸易战。然而，在非经贸领域，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具体指针的制定还是要依赖班子团队的专业知识，因此特朗普第二任期幕僚中的制胜派力量占比仍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若特朗普胜选，其第二任期重点议程将是国内政治，尤其是共和党内政治（图源：路透社）

值得注意的是，若成功连任，拜登的第二任期很可能也会开启对华贸易战，这对于希望避免直接对抗与冲突，强调联盟遏华和国内投资的管理派将是一场政治考验。2024年4月1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开启对中国的海事、物流和造船业发起301调查，这是拜登任期内首次对华301调查。近期拜登也在电动车、金属原料等中美贸易领域屡屡放话提高关税和贸易审查等，政治意味明显。但考虑到拜登任期内基本沿用管理派的对华战略，基于此形成的对华政策基础也将对拜登可能的第二任期带来路径依赖，加之拜登本人在对华政策并无强烈的变革意愿。因此，拜登的第二任期或将沿用管理派路线，但竞争与对抗因素可能会加大，而管理派的“反对抗主张”又将与这些竞争对抗因素形成博弈。

美国总统拜登5月14日在华盛顿白宫玫瑰园宣布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图源：外交政策）

尽管目前合作派观点看似处于边缘，但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上台，中美双方仍将保有持续合作的领域，在人工智能、金融和禁毒等双边合作方面仍需要合作派的声音与力量参与。此外，强调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的拜登在第二任期仍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相关议题，而这离不开与中国的对话合作，也离不开合作派的参与。

总结而言，在深入探讨美国对华战略的演变和多样性中，《外交事务》刊登的论文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通过它我们不仅看到了不同政策派别的辩论，更映射出美国内部对中国战略认知的多维度和复杂性。

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中，中美关系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每一个在《外交事务》上的讨论、每一个由白宫发出的政策信号、每一次在国会中的辩论，都可能预示着对中美关系的重大调整。对中国而言，深入了解这些讨论背后的意图和逻辑，不仅是战略上的必需，更是保持政策灵活性和前瞻性的关键。正如这场激烈的战略辩论所揭示的，中美双方都面临着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中找到平衡的问题。通过持续关注并深入分析美国的内部辩论，中国不仅能够为自己的战略部署提供信息支持，更能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寻找到稳定与合作的契机。

最终，中美是否能够转危为机，不仅取决于战略选择的智慧，更在于双方是否能够准确理解对方的意图与限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美国政策辩论的关注和理解，是其全球战略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海面上的船只需要根据风向调整帆布一样，中国也需要根据国际政治经济的风向，灵活调整其策略，以确保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地区乃至全球稳定的促进。

作者｜李亚琦、何文翔

来源｜复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