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些国家称道的韩国防疫经验是什么?

作者:金美来 发布时间:2020-04-09 来源:复旦发展研究院+收藏本文

这是“海外日记”栏目的第23篇,也是第18篇首发原创。坐标韩国,作者金美来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她在日记中指出韩国政府虽然由于制度的局限性,在对待新天地等结社问题上缺乏控制力,但政府主导的防疫措施始终冷静和迅速,使得韩国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在她看来,政府实行的4项制度有助于防疫工作的开展和使疫情归于稳定。





在2014年岁月号的悲剧、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症的流行以后,韩国社会的安全意识倍增,政府对灾难的紧张程度也明显提高了。正因为如此,在1月20日,发生第一例新冠病毒确诊案例的时候,韩国政府不排除此病毒流行的可能,要求保健部所属的疾病管理本部迅速召集医疗机关及企业代表,与他们讨论在开发中的病情诊断方法。同时,把国家灾难等级从“关心”级别上升到“注意”级别,以提高人们对病毒的警惕。


可以说,韩国政府的初期应对相当迅速、妥当。那么为何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韩国疫情局势就陡然严峻起来了呢?


现在的主流舆论倾向于将此怪罪于一个叫“新天地”的邪教组织的擅自行动上。大数据证明,这一判断不无道理。自2月18日住在大邱(位于韩国庆尚北道的大城市)的61岁“新天地”教徒被确诊之后,仅仅两天内,大邱和庆北地区就新增了51个感染者,并首次出现了死亡病例。以此为起点,韩国疫情呈现出失控的态势,确诊规模以几何级数增长,连日维持在三位数。2月23日,以国务总理为首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成立,政府发布的灾难等级从“注意”级别提高到“严重”级别。大邱忽然就变成韩国的武汉了。目前在韩国有9661名确诊者,其中82%在大邱-庆北地区发生,58.7%的确诊者与新天地教有关。由此可见,新天地教的确是造成疫情急速恶化的罪魁祸首。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不少中国朋友问我:“政府既然知道新天地是邪教,怎么可以置之不管?换言之,如果说新天地是害人不浅的邪教,国家与政府为何至今束手旁观呢?”我的回答是:终究还要归因于政治问题。虽然经过前面提到的一系列事件,韩国政府得到了严重教训——对灾难的总负责在于政府,政府才是灾难治理的主控台。但这样的短暂性觉悟无法医治体制固有的病痛。


而且,韩国目前正在进行第21届国会议员选举,多党竞争激烈的局面导致混乱加剧。为了拉选票,在野党一直揪着一些次要问题内讧。疫情发生后,韩国的厌中情绪已经蔓延,有些在野党利用此情形,不断鼓励问题的情绪化、民粹化,对政府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做出脱离问题本质的指责。伴随着政治圈的分裂,韩国出现“信息传染病”(Infodemics:信息与传染病的合成词,是指国家遇到危机或灾难时因为各种谣言四起而加重混乱的现象),流言飞语人心惶惶。在这样的情境下,的确不易提高共克国难的凝聚力。


至2月29日疫情达到高峰,一天新增的确诊者数达到813名。当时韩国成为在全球疫情最严峻的国家,每日新增确诊者数超过了中国。中韩两方情况急速逆转,在世界各国开始扩散厌韩情绪。估计厌中的韩国内民粹主义势力多少得到了教训:病毒无情,恶是疫情,毋恶其人/国。所谓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也包括灾难全球化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政府虽然具有上述劣根性,但政府主导的防疫措施始终冷静和迅速。疫情局势变严峻后,口罩作为第一重要的防疫工具开始短缺,根本买不到。于是,政府严禁囤积行为的同时,命令每天生产一千万片口罩供给民众。从3月9日起,政府公布实行“口罩五部制”,每个人按照自己出生年的最末位数字买口罩。比如,1991年出生的人,就于周一带着身份证到小区药房买口罩。每个人一周只能买一次,一次只能买两片。药房与国民健康保险工团共享信息,查询身份证号码就知道是否重复购买。工作日买不到的人可以到周末再去买。价格由政府控制,两片3000韩币。该政策还显示了对老幼的关照。1940年以前出生的老年人、2010年以后出生的小朋友,他们出门比起其他年龄段的人更为不便,因此其子女或父母可以代买。到了3月中旬,口罩紧缺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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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供给的口罩。包装上面详细说明“口罩五部制”


不仅如此,政府大力宣传“保持社会距离”运动。发短信、贴海报传播“国民行动指南”。主要内容是:尽量取消聚会,尽量少出门,与他人保持2米距离,有发烧等病症就不要上班、自我隔离,多洗手,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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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保持社会距离”运动的海报


目前全体人民努力践行政府倡导的“保持社会距离”运动,但难免陷入抑郁感和挫折感。不出门与不能出门完全是两回事。我估计很对人都能深刻体会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社会(政治)动物”这句话的含义了。白领们在家办公,效率不高。中小学无限期关闭,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在煎熬。人们闭门不出,除红参等提高免疫力的保健品之外,大部分商品的消费均大幅减少,整个经济情况恶化,尤其是失业问题比较严重。疫情发生后,申请停业或解雇员工的小商店不计其数,许多员工失去了工作。政府针对此问题,以疫情后停业或休业的小商工人为对象,开始提供维持雇佣的补贴。而且,为了家庭经济解困,政府准备实行惠及70%韩国家庭的紧急灾难支援制度。各级地方政府也争取执行紧急生活补助制度,收入不到中等水平的家庭都可以申请。


多亏政府的积极防疫措施以及众多医护人员的辛劳,韩国从3月中旬开始,每天新增人数就降到100上下了。至于自我防护,人们比较守规矩。偶尔出门,街上99%的人都戴着口罩,坐公交、地铁的时候也没摘下来。所以,除了3月10日、3月15日分别发生的两次集体感染,到目前为止,疫情基本控制住了。两次发生的集体感染主要原因在于宗教集会。在韩国有968万基督教徒(主要是新教,加上旧教则达到1357万左右) 其中有些教会不听政府劝告强行组织周末礼拜活动,结果发生集体感染。再次证明,韩国政府对“结社”的无计可施——因为结社多少代表所谓“民意”,换句话讲,结社代表一定量的选票,选举出政府,政府岂能不在乎?——特别是宗教结社。但擅自强行集会的有些教会已备受民众指责,因此,目前宗教团体也都按兵不动、自重自爱。


中韩疫情趋于稳定,可惜,最近全球疫情正在快速蔓延。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和专家表示敬佩韩国的防疫措施,要向韩国学习。但值得指出的是,要学特定国家的“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即便能把它硬套在自己身上,也未知是“好”还是“坏”。并且,任何国家的体系都要拥有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和文化。虽然如今韩国拥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多党竞争的代议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让政府自律性不高,但到目前为止,韩国保持着由渴望中央集权的历史经验所造成的制度基础。这些制度便是韩国能被称为防疫模范国的主要根据(basis)。那么哪些制度有助于政府顺利防疫、迅速回归稳定呢?可以概括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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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韩国拥有十分精细的居民注册制度。每个人年满17岁必须到小区居民中心登记十个手指的指纹,申领身份证。政府掌握全体人民的基本信息——出生年日、地址、家庭关系、联系方式等。所以,一个人的身份很容易认定。这就是韩国政府能够比较迅速把握疫情的秘诀之一。难以否认,政府掌握的信息多,能发挥的作用也大。重视隐私的西方社会恐怕难以借鉴如此精细化的居民注册制度。这样的“身份证政治”是中韩两国共有的特征。也可以说是东亚历来共有的政治传统。在古代东亚,户籍的划分、土地的登记是必不可少的国家事务。国家依据这两大信息维持秩序,谋求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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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发达的互联网技术涉及的信息透明性。所谓“互联网政治”与“身份证政治”是硬币的两面。韩国具有世界头等水平的IT技术,速度快、规模大的互联网络提高了人民对政府提供信息的可及性,促进了官民沟通。譬如,目前居民可以实时查询小区药房库存的口罩数量,查询后直接到有存量的药房买,免得空跑。再譬如,若在区内发生确诊者,区政府马上给区民发短信通知([中浪区厅] X月X日 第X次确诊者发生(住在XX洞,73周岁),具体路线请参考官网),在官网公开确诊者的行踪记录,一边告知区内居民确诊者的感染途径,一边让区民自己确认有无与确诊者重叠的路线,若有则做好防护。至于自行隔离者,用APP进行有效管理。如果自行隔离者擅自离开住处,APP立即发动响起警报,给隔离者和管理者发短信通知,同时警方出动并借助GPS系统进行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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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发的短信。

通知区内确诊者发生情况,宣传“保持社会距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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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全民覆盖的公共医疗保险制度。政府通过全民义务加入的国民健康保险(简称健保),给所有公民提供同等的医疗福利。如果医生诊断为疑似病例,患者个人零自付,新冠肺炎核酸检测费用全额(16万韩币)由国民健康保险工团负担。从被确诊的那天起至治愈,整个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由国家承担。这与收入、职业无关,无一例外。而且,政府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让在韩外国人也享受同样的待遇。因此,人民遇到疫情时最起码可以不为费用忧虑。


04

第四,警察、军人等非常时期可调用的人员较为充足。韩国具有以义务警察制度为基础的12万警察人力,而常备以义务兵役制度征集的60万军人。当初政府为了查出21万新天地教徒的地盘,投入了600多名警察的人力。当大邱疫情日益加剧时,政府决定派出大规模军人、警察来辅助防疫工作。外国媒体感叹不已的数量充足的门诊所——包括韩国自创的免下车(drive-thru)门诊所等——都是靠国家拥有的丰富的人力资源来维持运行的。


总之,目前全世界都在直面难以预测的疫情挑战,如果韩国的防疫经验能对其他国家有借鉴作用,那会是很值得欣慰的事。此次此刻,全世界都需要有战胜疫情的信心、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团结的力量。疫情之下没有你我,只有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才是真正的全球化。希望全世界把眼下的全球性大流行病(pandemic) 危机当作突破全球化悖论(global paradox,是指全球化愈进行,各国的民粹主义愈加重的现象)的好时机,同心同德,克服难关,进而接近真正的全球治理时代。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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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 金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