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容易激动，也容易幻想。写小说的人，总喜欢把自己代入其中，或者把自己仇人的影像放在反角的位置上，于是，读小说的人，只要对作者有些了解，总能在小说中或多或少地对号入座。于是，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总是从作者本身的生长环境入手的，所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无外如是。

文人也多认为自己代表正义。无论是悲悯的，或是激越的，还是慷慨的，都无可避免地带着“上帝的视角”，表达着看似属于绝对实则属于个人的正义——这种正义背后，往往表达着作者本身的诉求——政治的、经济的、情感的。

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既是被迫的，也是主动的。拨开魔幻现实的面纱依然是真实，解读诗词背后的真义也往往鲜血淋漓，把文学作为一种工具，从来是政治的专属，而自甘成为工具的“文学”，却似乎并不应该被排斥在文学之外——我想表达的，其实是通俗所谓文学的阶级性乃至于斗争性，始终与其主观性、现实性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于是，圣人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作为文学的创作者，文人理所当然地拥有“兴观群怨”的自由与能力，不过，这取决于自由的边界在哪里，能力的高低在何处——所谓正义，边界和高低之分而已。

文学真的能阐释正义吗？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复杂的生活往往比文学更生动、更精彩，价值的正义来自于价值观的正义，而这个价值观，往往不是由当时乃至当代所决定的，更不由作者自己所决定，而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把这个决定的权力交给了需要它的人。于是，我们有了更多“同情式的理解”，又多了更多“时代的误读”，还有了更多“错解的共鸣”。

但唯有一点或许再怎么全球化都很难改变：文学没有国界，文人却有自己的国家。

一切激动、幻想，与正义，都与文人所在的国度、所滋养的文化、所伴生的文明，息息相关，记住这，所谓悲悯，才是真实的同情，所谓人道，才有了人性的基础，所谓文学，才有了现实的关照。

或许，从来没有文学的正义，只有正义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