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面对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现实，我们旧的思维模式越来越不可靠。我们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关于经济全球化的主流思想，已经保持了一个相对长的稳定期。取而代之的是急剧变化。在这样的关头，故事叙述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方式来理解问题是什么、应该如何解决问题。故事叙述提供了质疑旧常态和建立新常态的工具。

Globe illustration. (Credit: Blue Planet Studio via Adobe Stock.)

我们是国际贸易和投资法的学者，密切关注着这些辩论。关于经济全球化中谁赢谁输的争论越来越多，这让我们想起了乱七八糟的魔方。颜色乱七八糟的，每个面都代表着关于贸易、不平等、社区解体、公司权力、公共健康和环境灾难的不连贯和混乱的论点。

我们想知道，我们能不能解开这个魔方？是否有办法将不同颜色的碎片排列成连贯的故事，并形成一个框架来显示这些故事之间的关系？这能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政治时刻，并为我们提供工具来分析可能的前进道路？随着我们对西方媒体的辩论进行分解，出现了六种关于经济全球化赢家和输家的叙述，我们将这些概念化为魔方的六个面。

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如果你认为全球化使国家贫困、破坏社区，那你就完全错了。当然，你可能因为其他国家的人力花费更少而失去了工作，但这与因为隔壁工厂的工人更有效率或因为技术进步使你的技能被淘汰而失去工作完全没有区别。市场只是在做它的工作。你应该提高自己的资质，以获得更好的工作；与此同时，你仍然因全球化收益，因为它使你能够获得更便宜的产品。调整的过程有时可能会很艰难，但这是我们为了长期繁荣而不得不接受的短期成本。最终的结果将是一个更有效的经济、更低的价格、以及更丰富的消费者选择。

在这种观点中，那些觉得自己吃亏的人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击，只是对必然伴随着进步的创造性破坏的自然反应。适当的反应是帮助个人适应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为他们提供再培训，让他们分享贸易带来的收益。帮助工人进入新工作岗位的援助不仅有助于实现国际分工重组带来的效率提升，而且也是一种政治需要，因为它支持了公众对国际一体化的支持。底线是，贸易的经济收益足以补偿任何可能受到损失的人，因此，每个人最终都能从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中受益。

我们把这种“人人都是赢家”的观点称为建制派叙事，因为在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里，它是西方国家理解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范式。这种观点反映了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主要政党的共识，也得到了许多作为国际经济秩序守护者的机构的支持，如世界银行、IMF、WTO。许多人仍然赞同这种说法，认为自由贸易不仅可以增加繁荣，而且还有利于其他目标，比如促进和平。由于建制派的说法一直处于世界主流，也代表了对全球化最积极的看法，我们把它想象成位于魔方的顶端。

建制派叙事现在发现自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围攻。关于自由贸易对工人和环境影响的担忧以前就有过，但对经济全球化的不满在西方的主流圈子里往往被压制。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里，那些强调经济全球化如何产生赢家和输家的叙述，重新成为政治辩论的中心。这些潮流把我们从魔方的阳光顶端推到了边缘，推到了立方体的四个侧面。在是否、何时以及如何重新分配贸易收益的问题上，中左翼和中右翼之间的争论相对有限，而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四种说法，它们对基于建制派观点的假设提出了更为根本的挑战。

政治光谱的一种表现形式（来源：“What I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I Agree to See, https://www.iagreetosee.com/faq/what-is-the-political-spectrum/.）

建制派叙事将世界经济视为一个整体，并将各国视为相关的行动者；正是在这些层面和分析单位上，全球分工的卓越效率最为明显，每个国家都专注于其比较优势。这种叙事强调的是绝对收益而不是相对收益，它采用的衡量标准是经济，通常是GDP。四个挑战者叙事的支持者并不一定质疑经济全球化在总体上产生了绝对的经济收益，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全球范围内衡量。然而，他们关注的是这些收益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分配，并从表达失败者的失望、恐惧和愤怒中获得了大量能量。这四种叙事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哪些行为体是赢家，哪些是输家，以及他们为什么认为这很重要。

在政治光谱的左边，我们看到两种说法，强调经济全球化的收益是如何向上流向富人和跨国公司的。左翼民粹主义叙事的重点是国家经济是如何被操纵的，以使全球化的收益流向少数特权阶层。这种说法的支持者指出，即使各国的GDP都在增长，但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现象也在急剧增加，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级被掏空。左翼民粹主义表现为垂直的敌意；其支持者为那些败给腐败精英的普通人站出来。一些支持者将矛头指向CEO、银行家和亿万富翁（前1%），而另一些支持者则将矛头指向受过教育的专业阶层和更广泛的中上阶层（前20%）。然而，无论界限划在哪里，左翼民粹主义者都认为，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穷人已经失去了机会。

公司权力论的支持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真正赢家是跨国公司，它们可以利用全球市场的优势，廉价生产，到处销售，并尽可能少交税，而不是把国内精英挑出来。这些公司利用他们的力量，在贸易和投资等对他们有利的领域制定国际规则，而在税收等可能对他们不利的领域游说，反对有效的国际合作。通过这种方式，跨国公司操纵着国内和国际规则，使利润最大化、责任最小化。根据公司权力的说法，经济全球化产生了许多失败者——工人、社区、公民，甚至政府，但只有一个赢家：公司。

尽管这两种叙事方式都关注财富的向上再分配，但它们的重点不同。左翼民粹主义叙事将重点放在国内问题上，强调国家内部不平等现象的爆发。相比之下，企业权力论则采用了跨国的方法，将跨国公司和跨国工人阶级视为关键行为者。这两种说法在美国和英国等地经常交织在一起。在这些地方，许多左派人士批评大量资本的所有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相比之下，在许多国内不平等程度较低的西欧国家，公司权力的说法更加突出，这一点在2015年和2016年欧洲各地反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抗议活动中很明显。

来源：González-Páramo, José Manuel. “TTIP: Myths & Facts?: BBVA.” NEWS BBVA, BBVA, 2 Nov. 2018, https://www.bbva.com/en/ttip-myths-facts/.

在政治光谱的右边，有两种关于赢家和输家的叙述，主要是看到全球化的收益从侧面流向了外国人和外国。在右翼民粹主义的叙述中，工人、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社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从全球化中受到了损失。这种说法的重点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在美国，蓝领工作流失到中国和墨西哥，破坏了制造业，这种说法有强烈的反贸易因素。在西欧，核心特征是反移民情绪和对主权丧失的担忧，而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焦虑则不那么明显。例如，在英国，许多投票支持脱欧的人并不反对自由贸易；他们反抗他们认为来自布鲁塞尔的指令，并渴望重新获得对移民的控制。

右翼民粹主义叙事与左翼叙事一样，对精英阶层极度不信任，但两种叙事在指责精英阶层的内容上有分歧：左翼民粹主义者指责精英阶层以牺牲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使自己致富，而右翼民粹主义者则谴责精英阶层未能保护辛勤工作的本地人口免受外部“他人”的威胁。因此，右翼民粹主义叙事具有强烈的横向“我们”与“他们”的特质，无论是通过保护工人不受工作外包的影响，还是保护他们不受可能竞争这些工作、靠福利制度生活或威胁本地社区认同感的移民流入的影响。右翼民粹主义的说法还强调了国家内部的地域划分，比如繁荣的城市和衰落的农村地区的命运不同。对于这种说法的支持者来说，这些地理分界线映射出不同的价值体系：农村地区是稳定、传统、爱国主义和忠诚等保守文化价值的堡垒，而城市中心则代表着不受约束和无道德的“全球主义”。对于这种说法的支持者来说，这些文化裂痕比基于阶级或收入本身的划分更重要。

地缘经济叙事也关注外部威胁，但类型不同：它强调美国和中国作为大国对手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竞争。虽然两国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绝对利益，但相对而言，中国已经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多年来，对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相互作用的担忧此起彼伏。美国在冷战期间将苏联作为安全威胁，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将日本作为经济竞争者。但美国越来越多地将中国视为经济竞争者和安全威胁，使地缘经济叙事具有冷战时期所没有的紧迫性。虽然这种说法在美国最为突出，但它在其他西方国家也越来越受欢迎，中国越来越被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潜在的安全威胁，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伙伴。地缘经济的说法并不赞扬贸易和投资能提高经济福利、促进和平，而是强调与战略对手的经济相互依赖和数字连接所造成的安全漏洞。

尽管右翼民粹主义和地缘经济的说法都强调外部的横向威胁，但它们在关键方面有所不同。前者关注的是文化和经济损失，而后者则更注意国家的相对经济实力及其支撑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能力。前者主要哀叹过去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而后者则关注在未来技术的竞争中获胜，如5G和人工智能。前者针对的是压低本地工人的波兰水管工，而后者则对可能与西方技术有关联的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投以批评的目光。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叙述，要么认为每个人都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胜（顶面），要么认为经济全球化既产生赢家，也产生输家（四个侧面）。相比之下，在魔方的底面，我们找到的叙述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从当前形式的经济全球化中失败。这些说法将经济全球化描述为全球威胁的来源和加速器，比如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其中一些叙述的重点是全球连通如何增加了病毒和经济类传染的风险。还有人警告说，与西方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全球传播相关的碳排放激增，正在危及人类和地球。这些全球威胁的叙述强调了我们共同的人性；它们的支持者呼吁全球团结和国际合作以面对共同的挑战。

全球威胁论的支持者从“一切都相互依存”的观察出发：我们的经济体系位于社会和政治体系中，而这些体系又嵌入在我们的环境生态系统和地球边界中。根据这些说法，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经济目标，使个人和社会能够在星球的限度内生存和发展。这可能意味着在供应链中强调弹性而不是效率，在经济中强调可持续性而不是追求利润。这些人警告说，除非我们塑造一个更加可持续和有弹性的全球经济，否则我们将面临所有人都会失败的风险。然而，我们的损失并不平等：一些人和一些国家将首当其冲。这些说法的支持者认为，我们需要关注这些分配问题，要么是出于道德原因（因为我们有义务照顾那些最脆弱的人），要么是出于工具性原因（因为在所有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真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