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尘埃落定，不仅把特朗普再度送入白宫，而且使共和党获得了国会参众两院和全美州长的多数席位，为特朗普推行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政治运动以及实现“美国优先”施政纲领扫清了障碍。本次大选的宗教因素仍然重要，美国宗教选民近30多年来的投票格局基本未变，共和党和民主党大致稳住了各自的基本盘，较充分地体现了美国选民“宗教-种族-意识形态”的三重差距。但在本次大选中特朗普侵入了传统的民主党宗教地盘，而哈里斯则未能在突破共和党宗教阵营方面取得进展，以及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引人注目的兴起，这些都成为共和党胜选的因素，并且将给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内政外交以及中美关系带来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宗教；2024年美国大选；特朗普；基督教民族主义

2024年美国大选的结局颇出乎预料。特朗普和共和党不仅大获全胜，一举赢得了总统职位以及国会参众两院和全美州长的多数席位，而且特朗普获得50%的选民票，高于民主党哈里斯所得48%的选民票，而此前共和党主要依靠多数选举人票而赢得大选，堪称酣畅淋漓的胜利，加上已由保守派大法官占6:3多数的联邦最高法院，打破了华盛顿的党派政治僵局，在很大程度上为其MAGA政治运动以及推行“特朗普主义”和“美国优先”内外政策扫清了障碍。一如20世纪末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选举，宗教因素在本次选举中的作用也相当显著，不仅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创造了条件，而且将对美国的内政外交以及中美关系产生一定影响。

一、 宗教与2024年美国大选

决定美国大选结果的因素纷繁复杂。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宗教新右翼的崛起以及大规模参政议政，宗教在美国大选中的作用日益突显，如在被称为“价值观选民年”的2004年以及在特朗普首选总统的2016年大选中，宗教选民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美国宗教选民和宗教群体的投票倾向五花八门，被形容为“俄罗斯套娃”，即群内有群、派中有派，对任何宗教群体都不能慨而论之。如目前信徒人数最多的基督教就可分为主流派（主线派、自由派）、福音派、黑人基督徒、拉丁裔基督徒、其他基督徒等，就是福音派内部也“教出多门”，分成若干群体或“部落”。美南浸信会前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拉塞尔·莫尔(Russell More)就曾评论说：“许多世俗人士认为福音派如出一辙，实际上福音派有许多流派以及神学和代际分歧。”一项研究就把福音派分为守旧派、建制派、创业派、谨慎派、新潮派、自由派、文化派等七个群体，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投票倾向和理想的政治候选人。作为美国第二大宗教板块，天主教大致可分为白人天主教、拉丁裔天主教、黑人天主教三大群体，它们之间的政治立场和投票倾向也有很大差别，以至于将天主教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估其投票倾向，不具太大的学术意义和实用价值。宗教虔诚度、种族、党派以及意识形态（包括神学立场）的不同使美国宗教选民群体的差异更加多元复杂，大致上形成宗教虔诚度高低、白人与其他种族、自由派与保守派之区别，几乎所有的宗教选民群体都因上述宗教、种族和意识形态（神学）差异而形成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政治或党派选择。自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以来，上述“宗教-种族-意识形态”三重差距均有日益扩大的趋势。

 2024年大选的选后民调表明，美国宗教选民近30多年来在大选年的投票格局基本未变，即宗教性较强的多数支持共和党、宗教性较弱的多数支持民主党；白人宗教徒多数支持共和党，非白人或少数族裔宗教徒多数支持民主党，其中犹太教徒、黑人新教徒、其他宗教徒和不信教者则以压倒性多数支持民主党。总体来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稳住了各自宗教选民的基本盘，这似乎已经成了美国政治每4年重现一次的“公理”。 

 根据上述及其他民调，宗教团体投票倾向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具体而言，基督教尤其是白人基督教福音派继续成为特朗普最大的选民基础，62%的基督徒、81%的白人福音派、58%的非福音派白人基督徒、70%的其他种族基督徒选民投票支持特朗普，其中除了白人福音派的投票支持率低于2020年大选2个百分点外，其他均高于4年前，使基督徒对特朗普的总体投票支持率比2016和2020年分别提高5个和3个百分点。天主教选民对特朗普的投票支持率高达55%，分别比2016和2020年提高3个和6个百分点，其中尤其是拉丁裔天主教徒，尽管总体上仍支持哈里斯，但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比2020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那些未上过大学的男性天主教徒转投共和党票的趋势尤为明显； 按照美国天主教支持胜方或我所称的“得天主教者得天下”的惯例，2024年天主教亦成为特朗普胜选的重要因素，而且呈现出由民主党转向共和党的长期趋势。鉴于本次大选基督宗教徒占全体选民的72%，而特朗普得到了其中56%的投票支持率，以至于基督教和天主教两大宗教群体的支持被视为“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压倒性胜利的决定性要素”。上表所未单列的摩门教向来是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宗教选民团体，大选后的初步民调表明该教对特朗普和哈里斯的投票支持率分别为63%和33%，比2020年大选时对特朗普和拜登的投票支持率66%和30%各下降3个百分点。

民主党哈里斯则继续得到黑人新教徒、拉丁裔天主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宗教无归属者和其他宗教信徒等民主党传统宗教选民的支持。其中黑人新教徒分别以83%对15%的投票率支持哈里斯和特朗普，对哈里斯的支持率略高于黑人总体对哈里斯81%的投票支持率，但该群体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比2020年高了4个百分点。犹太教徒对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支持率分别为63%和35%，其中对哈里斯的投票支持率比2016年希拉里所获的71%要低8个百分点，而特朗普2024年所获该群体投票支持率要比2016年的24%和2020年的30%分别高出11个和5个百分点； 穆斯林群体分别以63%和32%的投票率支持哈里斯和特朗普，而2020年该群体对拜登和特朗普的投票支持率分别为86%和6%。由于拜登政府在哈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的立场，以及特朗普关于当选后结束哈以冲突的竞选承诺，美国穆斯林群体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出现大幅下降。在美国最大的阿拉伯裔社区密歇根州东南部城市迪尔伯恩，42%的居民投票支持特朗普，36%支持哈里斯，另有18%把选票投给了绿党总统候选人吉尔·斯坦因(Jill Stein)；宗教无归属者对两位候选人的投票支持率分别为70%和28%，其中对哈里斯的投票支持率比2016年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增加了5个百分点，但与2020年基本持平，只减少1个百分点；而特朗普则比2016年高出2个百分点，比2024年高出4个百分点。其他宗教徒对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投票支持率分别为67%和29%，其中对哈里斯的投票支持率比2020年拜登对阵特朗普时所获的69%要低2个百分点，而特朗普2024年所获该群体投票支持率与4年前的29%持平。就总体而言，民主党传统宗教选民对其投票支持率除宗教无归属者外有较大变化，其中拉丁裔天主教徒、穆斯林和犹太教群体对特朗普投票支持率的增幅之大尤引人注目，成为2024年大选中的宗教变数，对民主党今后如何维持与传统宗教选民的关系敲响了警钟。部分民主党传统宗教选民在2024年大选中的倒戈，或在较大程度上成为摇摆选民，其实也减弱了基督教福音派在本次大选中的重要性。

就宗教参与度或虔诚度而言，据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 简称PRRI）2024年的选后民调，每周参加宗教礼拜一次或以上的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分别以88%和10%的投票率支持特朗普和哈里斯、很少参加宗教礼拜的以21%和77%支持特朗普和哈里斯；白人天主教徒每周参加宗教礼拜一次或以上的分别以64%和33%的投票率支持特朗普和哈里斯、很少参加宗教礼拜的以56%和42%支持特朗普和哈里斯；非福音派白人基督徒每周参加宗教礼拜一次或以上的分别以52%和46%的投票率支持特朗普和哈里斯，很少参加的则以59%和40%支持特朗普和哈里斯，宗教虔诚度对非福音派白人基督徒来说似乎并不重要。其他宗教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如上表所示，2024年大选特朗普在经常和很少参加宗教礼拜的宗教徒中的投票支持率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前者比哈里斯高出31个百分点，分别比2016和2020年高于6个和5个百分点；后者比哈里斯低13个百分点，但分别比2016年和2020年提高5个和3个百分点。

2024年大选由于特朗普7月23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集会上遭受枪击而更具有宗教色彩。特朗普从投身于全国性政治伊始便被部分福音派基督徒视为被赋予拯救美国使命的现代版居鲁士大帝或《旧约》中大卫王之类的人物，此时便更以“天选之人”自居。在此后佛罗里达州的一次竞选集会上特朗普称：“许多人告诉我，上帝免我于死是有原因的，那就是拯救美国并使其再次伟大。”一项关于“上帝安排特朗普成为2024年大选的胜者”的问卷调查发现，2024年大选全体选民中有25%持此看法，而宗教团体中持此种看法的分别为：白人基督教福音派，60%；拉丁裔基督徒，45%；拉丁裔天主教徒，25%；白人天主教徒，21%；非福音派白人新教徒，20%；犹太教徒，18%；黑人新教徒，17%；其他宗教徒，15%；无宗教归属者，7%，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拥护者和同情者，59%；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反对者和怀疑者，11%。上述各类群体中，白人福音派与基督教民族主义拥护者及同情者对特朗普乃“天选之人”的认可度旗鼓相当，远远高于其他宗教群体。这不仅表明白人基督教福音派是特朗普最重要的政治基本盘，而且揭示了上述两大宗教群体之间在宗教政治领域的高度重叠性。

二、 基督教民族主义与2024年大选

在上届特朗普政府时期，不仅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大行其道，而且此前在美国社会一直“深藏不露”的无宗教归属者和不信教者也日益崭露头角。在以“三巨头”（即美国福音派协会、福勒神学院、《今日基督教》）为代表的基督教福音派逐渐取代以“七姐妹”（即公理会、卫理公会、圣公会、浸礼会、福音信义会、基督会、长老会）为代表的基督教主流派（或称自由派、普世合一派）而统治美国基督教的近半个世纪后，美国出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荣休教授戴维·霍林格(David Hollinger)所称“宗教更加保守与社会越发世俗”的两大相互映衬的潮流。照霍林格看来，在20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内基督教福音派的兴旺发达主要是因其为“那些想要被视为基督徒，但又不愿面对一个种族多样性社会以及一个讲科学的文化的白人提供了安全港”。不仅如此，由于近40年来共和党日益保守的政治取向和重视宗教的所谓“基本盘”选举策略，使许多美国白人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宗教上更加依附或捆绑该党，形成了主要由政党政治界定的美国宗教左右两大阵营的分野，或加固了此前早已存在的某种“宗教两党制”，而且自林登·约翰逊（Lyndon B.Johnson）总统以来，民主党在总统选举中就从未获得过多数白人选票。这一政治、宗教和种族的三重分裂已经造成目前美国社会“党派高度极化”（the hyper-partisan polarization）的政治僵局。

近年来体现这一社会分裂的美国宗教政治以及2024年美国大选的最大变数之一，就是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崛起。从殖民地时代起，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就是美国社会或明或暗的一股潮流，本世纪初以来，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就已成为宗教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正如本书序言所描述的那样，2021年美国极右翼势力和白人至上主义所策动的举世震惊的国会暴乱事件，把长期以来美国社会这股潜滋暗长的逆流推向美国政治的中心舞台。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菲利普·S.戈尔斯基教授和俄克拉荷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塞缪尔·L.佩里合著的《星条旗与十字架：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以及对美国民主的威胁》一书，在追溯历史以及分析当前民调数据的基础上，认为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是宗教右翼势力和白人至上主义的结合，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右翼民粹主义中最强有力的思潮以及美国政治极化的最主要驱动力之一”。

所谓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主要政治和宗教诉求，被描述为要全面恢复美国的基督教传统或将美国重建为基督教国家，因此可被称为基督教国家主义或基督教美国重建派。美国非营利无党派机构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在2023和2024年连续2年发布了关于全美50州基督教民族主义状况的系统性调研报告。该报告用对以下五种看法肯定与否的回答，来界定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五种看法即：美国政府应宣布美国为基督教国家、美国法律应基于基督教价值观、如我国背离其基督教基础便不再是美国、作为基督徒是真正美国人的要素，以及上帝要求基督徒统治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以此来给回答者打分（最高分为1分）。如完全同意上述5种看法的得分为0.75-1分，被称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拥护者；同意上述多数看法的得分为0.5-0.75分，被称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同情者；不同意上述多数看法的得分为0.01-0.49分，被称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怀疑者；完全不同意上述看法的得分为0分，被称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反对者。

根据该机构2024年对美国22,000余成年人的调查报告，美国人中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拥护者和同情者分别为10%和20%，两者相加为30%；而基督教民族主义怀疑者和反对者则分别为37%和29%，两者相加为66%。这项调查还得出以下结论：（1）党派、媒体接触习惯、年龄、教育程度等与对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支持有关，如对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支持与较低教育程度和较高年龄段成正比；（2）白人基督教福音派和拉丁裔基督徒最可能持有基督教民族主义信念，而教堂出席率与基督教民族主义观点密切相关；（3）基督教民族主义观点在南部和中西部占主导地位，而在全美50个州对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支持与投票支持特朗普之间也有紧密关联性；（4）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对2024年总统选举结果和美国民主当下状况持有独特看法；（5）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对移民持有较极端的反对看法，而且更易接受男性权力的观念；（6）与其他美国人相比，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更可能支持政治性暴力，并且更认同极右翼阴谋论组织匿名者Q（QAnon）的观点。 

该机构2024年报告同时表明，高达65%的白人基督教福音派不是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拥护者（30%），就是同情者（35%）。而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基督教民族主义支持和同情者以83%对16%的比例分别投票支持特朗普和哈里斯，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反对和怀疑者则以35%对64%的比例分别支持特朗普和哈里斯。这就是说，在2024年大选中，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和同情者像白人基督教福音派那样投票，而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反对和怀疑者的投票情形则接近于犹太教选民。显然，基督教民族主义也是影响2024年美国大选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说，MAGA运动是以支持美国优先政策和经济保护主义，反对移民、文化多元主义和批判性种族理论，强调传统价值观，富于党派性和战斗性为特征的21世纪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那么以“让美国再次祈祷”（Make America Pray Again）以及“把基督教带回美国”为标志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就是其内核，是MAGA运动的“驱动力”、基督教福音派运动的“强硬派”，以及特朗普最坚决的支持者。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宗旨是要实现基督教“所治、所有、所享”的国家，或用特朗普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把权力还给白人基督教美国”。 拉塞尔·莫尔对此评论说，“基督教民族主义利用基督教作为达到目的之手段，该目的就是实现某种威权主义”。而特朗普重返白宫，在较大程度上标志着基督教民族主义运动的主流化和建制化。研究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权威学者、美国加尔文大学史学教授克里斯汀·杜梅兹 (Kristin Kobes Du Mez)指出，基督教民族主义运动是“远离圣经价值观或传统福音派基督教”的反民主政治运动。该运动的愿景不是多元化的美国，而是要“攫取和使用权力来实现‘基督教美国’”，对基督教民族主义而言，其“敌人在内部”，包括民主党人和觉醒文化。菲利普·S.戈尔斯基教授在此前的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是特朗普现象或特朗普主义的基础。大多数福音派之所以支持特朗普，是因为“他们同时也是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如果控制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一变量，福音派与种族主义的关联性便随之消失。戈尔斯基认为，美国宗教民族主义具有四个关键要素，即末世论、血缘隐喻、弥赛亚主义以及受害叙事。而特朗普灾难临头的话语风格、种族主义倾向、救世主情结、受害者叙事等特性，均与上述要素有着内在的“亲和性”。因此，特朗普主义就是“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世俗化版本”，或“被抽空宗教经典解析和神学内涵”的意识形态。 作为政治化运动，基督教民族主义并非是神学联盟，是“用人们所知宗教的外表掩饰起来的关于国家和身份认同的宗教”以及“重建美国的计划”，甚至意味着“神国来临”。

不过，对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崛起，美国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民调，包括非裔等少数族裔在内的大多数美国人尽管想要恢复和维持基督教传统价值观或基督教在社会和民众中主导地位，但他们同样反对神权政治，支持政教分离传统，并不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或有权宣布美国为基督教国家，甚至大多数美国人很少或从未听说过“基督教民族主义”一词。上述公共宗教研究所的民调报告亦表明，美国66%的成年人不是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怀疑者就是反对者。因此，皮尤研究中心的宗教研究主任艾伦·库珀曼（Alan Cooperman）便称，基督教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广泛的思潮”，其成为社会热点的始作俑者是部分评论家、学者以及政客：前者将该思潮等同于种族主义、神权政治、厌女症、父权制态度等反动思潮，欲除之而后快；后者则将其作为其政治基本盘和选举资源来加以利用。 不过尽管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受到广泛质疑，被形容为“有错误史观和错误神学的非神圣同盟”，但就其民众基础、社会热度和政治能量而言都是当前美国宗教政治中最显要的势力。

然而，宗教议题并非2024年大选的重要议题。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选前民调，登记选民认为对其在大选中投票“非常重要”的议题的得票率分别是：经济，81%；医疗服务，65%；最高法院的任命，63%；外交政策，62；暴力犯罪，61%；移民，61%；枪支管理，56%；堕胎，51%；种族不平等，37%；气候变化，37%。其中对特朗普最有利的是经济议题，55%的登记选民说他们对特朗普作出好的经济决策非常或较有信心，而只有45%的登记选民这样说哈里斯；对哈里斯最有利的是堕胎议题，55%的登记选民说他们对哈里斯有信心，而只有44%的登记选民这样说特朗普。亚利桑那基督教大学的选后宗教民调，表明38%的基督教选民认为通货膨胀是决定他们投票选择总统候选人的最重要因素，其他因素依次是移民和边境管控（34%）、堕胎（20%）、保卫民主自由（16%）以及犯罪及法律与秩序（14%）。 另据美联社公布的全国性选后民调，2024年大选关键议题按重要性排序分别为经济，39%；移民，20%；堕胎，11%；医疗服务，8%；气候，7%；种族歧视，小于7%；对外政策，小于7%。在七大所谓摇摆州中，除威斯康辛州和亚利桑那州关于经济重要性的排序与全美平均值持平外，其余5州均高于平均值，分别为：宾夕法尼亚州，43%；密歇根州，41%；北卡罗莱纳州，42%；佐治亚州，43%，内华达州，41%。显然，对特朗普较为有利的经济问题是其在2024年大选中席卷7个摇摆州，获得全部93张选举人票的原因之一。 

与大多数民调结果一样，上述两项民调所列出的关键议题，除堕胎问题外，均非典型的传统价值观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本次大选中就堕胎问题大做文章或打 “文化战争牌”的倒是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她试图通过反对联邦最高法院2022年通过“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Dobbs v.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推翻确立堕胎权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裁决，支持妇女堕胎选择权来争取女性选票，但此举却被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以由各州决定堕胎问题的表态轻松化解，尽管该立场背离了共和党支持在全美禁止堕胎的长达40年之久的官方政策。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跨性别、觉醒文化等已取代干细胞研究、同性婚姻、学校祈祷等成为新的文化战争议题，堕胎已非大部分保守天主教徒和基督教福音派最热衷的问题，也不是共和党动员其政治基本盘的重头戏，这也是特朗普及其MAGA运动试图以具有重建美国更大目标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来部分取代传统宗教右翼运动目标的原因之一。

同样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民调，特朗普在白人选民、黑人选民、拉丁裔选民、女性选民以及男性选民等五大选民群体中的投票支持率都保持领先或比4年前有所增长，侵蚀了传统民主党选民群体；而哈里斯则未在传统共和党选民群体中取得较多进展。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取决于多种因素，有各种不同的解读，而宗教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并且与其他因素如阶层、种族、性别、教育、党派、地区、年龄等多有重合。尤其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往往是选民的“政治认同决定其宗教认同，而不是反之”，其中基督教福音派的做法被指为“去基督教化”，即与基督教基本信念渐行渐远，而与亲特朗普的“白人选民如出一辙”。 正如俄克拉荷马大学社会学教授塞缪尔·佩里（Samuel Perry）所指出的那样，“对特朗普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所属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团体以及由谁来代表它们所决定的”。因此，除宗教或价值观议题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2004年等少数几次选举外，宗教因素很少成为美国大选的决定性因素，从总体来看，与此前几次大选相比，本次大选的宗教因素有所下降，谈不上是“价值观选民年”，也不及2016年大选，从严格意义上说在2024年特朗普并非主要由基督教福音派或宗教选民“抬进了白宫”。然而，致力于推进基督教民族主义议程的特朗普重返白宫，反而有可能加大宗教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三、特朗普政府新任期的宗教对外战略

从20世纪末尤其是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通过以来，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美国国际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总统后，为迎合其政治基本盘基督教福音派的需要，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领域更是动作不断，使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结合的紧密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此种人权“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以及打造宗教人权版“北约”的行径进一步撕裂了国际社会，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标志之一。

拜登民主党政府上台后，在一系列内政和外交政策上与特朗普政府分道扬镳，其执政团队、内阁和其他政治任命所呈现出的种族、宗教、性别多元性为美国历届政府所罕见，但却几乎洗脱充斥前任政府的基督教福音派色彩，这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拜登政府的选民基础和执政理念。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领域，拜登政府大致继承了前几任政府的政策，继续把宗教作为地缘政治的抓手，但在战术层面却做了较大调整，尤其是以“人权不可分割论”取代特朗普政府所鼓吹的“宗教自由优先论”或“人权等级制”，将宗教自由视为诸多人权中的一种，并且力推全球民主等传统议题，如从2021年12月始拜登政府召集和推动举办了3届结合其人权观和同盟战略的所谓“全球民主峰会”。但这些均以尴尬收场的所谓民主峰会非但未能减少美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赤字，反而摊薄了美国政府的资源。在美国宗教人权建制内，拜登政府被指责为其外交政策“竭力推行超前的性取向和性别意识形态立场”，如在其上任数周后就签署了第 4 号《国家安全备忘录》，指令美国政府机构将促进“世界各地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酷儿和双性人的人权”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从而降低了宗教在美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特朗普政府的旧臣、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联手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主席卡特里娜·兰托斯·斯威特（Katrina Lantos Swett），于2021年7月发起了由所谓“公民社会领导”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拜登政府对外宗教政策的牵制。

与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相比，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内，美国推进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自20世纪末美国策动国际宗教自由运动以来，其自身在国际人权和宗教自由领域劣迹斑斑，极度双标，声誉日下。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和漠视人权的行径更引起国际公愤，“人权卫士”的形象荡然无存。自2025年1月上任以来，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包括威胁丹麦对格陵兰岛的主权，要挟收回巴拿马运河、扬言吞并加拿大等一系列扩张性乖张言行，以及背弃竞选承诺直接介入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大规模空袭的“午夜之锤”行动，甚至以贸易和关税等为手段来干预他国内政，用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外交取代了一度标榜的价值观外交。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和交易型外交以及翻云覆雨的执政风格，不仅与价值观外交互相抵触，与福音派世界性传教理念不相兼容，并且与美式宗教自由的普世性目标相去甚远。特朗普政府这次上任后不久，就开始大幅裁减运营近64年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并于2025年7月1日正式关闭了美国历史上这一最重要的对外援助机构，对仰仗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宗教自由复合体”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这些都势必进一步损害美国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领域的号召力、公信力和执行力。 

其次，尽管近20多年来，美国朝野不断鼓吹要将所谓宗教自由议题纳入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的理论分析视野，并且将其作为地缘政治工具来加以实际运作。但作为战略工具，宗教因素与地缘政治和安全战略本身有着较大差异，甚至相互之间还存在着竞争和对冲的关系，这就是说，作为宗教等非传统安全（或兼具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议题，在重大政治地缘和经济问题凸显的情况下通常退居其次，甚至隐匿消失，成为“被遗忘的治国术”。当前，在俄乌战争、中东冲突以及特朗普发动全球关税战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都需要作出符合本国利益的轻重缓急的选择。因此即使特朗普政府想要继续推进国际宗教自由议程，也难以首尾兼顾，把宗教经营为美国外交的重点议题。无怪有人评论说，“在未来4年中宗教自由只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因东欧和中东正在发生的冲突，它将不是优先事项”。

第三，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的全面胜利，使参众两院拥有多数席位的整个共和党唯其马首是瞻，为实现其内外政策铺平了道路。在上届特朗普政府任内，特朗普推行其MAGA运动受到制度性或建制派的制约。然而，由于美国政教关系或“政教分离之墙”在宗教右翼的冲击下出现松动，加上外交政策向来是行政权力或所谓帝王式总统“最少受到限制的领域之一”，因此推进所谓国际宗教自由便成了特朗普兑现其自称“比其他任何人为基督教、福音派乃至宗教都做得更多”的总统的竞选诺言，以此作为其维持政治基本盘的手段。

从目前已知情况来看，在第二任期内特朗普政府将更加聚焦国内政治。在2025年1月20日的就职典礼演讲中，特朗普就宣布其政府将在移民、能源、气候变化、贸易等议题上迅速开展行动，上任以来更是以特朗普主义来重塑美国政治和外交，其典型事例就是2025年7月3日由国会通过并于7月4日由特朗普签署的所谓“大而美”法案。特朗普2024年2月22日在全美宗教广播协会年度大会上的讲话，堪称其 “价值观内政”的蓝本。他对与会者做了一系列承诺来实现美国道德与法律基础的重建，包括保护“公共广场”的宗教符号和宗教自由表达、保护基督教免受想要拆除十字架的“极左翼”的侵害、设立联邦宗教自由特别工作组、使基督教牧师获得美国文化中“前所未有的权力”、永久废除《约翰逊修正案》、推进教育券计划、向性别意识形态开战、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赛事、使信仰和家庭回归美国生活的中心等。本届特朗普政府任期内将被特别关注的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具体行动议程，还包括消解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得确立国教分句、进一步蚕食政教分离原则，边境管控和遣返移民，加大资助联邦政府推行鼓励生育计划的力度（避免直接反对堕胎等过时策略），宗教进学校、撤销教育部并使学校私有化，禁止政府官僚机构压制基督教，打击觉醒文化、反对同性婚姻和跨性别权利、根据所谓神的律法或自然律重新界定人权和民权，用基督教史观重写美国史，反对包括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经济论坛等“不信神的”全球性组织侵犯美国主权，以及强硬支持以色列的政策等。其实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也有满足基督教福音派和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诉求的国内议程，既针对国内的反犹主义风潮，又以此为名来弹压全国各地爆发的挺巴反以示威以及DEI（多元、公平与包容）文化，从而打击作为自由派大本营的美国一众高校。

第四，特朗普2024年大选获胜，其本人除2026年中期选举外没有再选压力，对宗教保守派的依赖其实有所下降。尽管特朗普在竞选中承诺要让宗教领袖直接“坐镇椭圆形办公室”，但从大选后特朗普的执政团队人员来看，除反建制外，“任人唯忠”为另一主要特点，宗教或基督教色彩并不突出，包括基督教徒（如白宫办公厅主任、国防部长、目前已调任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土安全部部长等），天主教徒（如副总统、国务卿、中情局局长、卫生部长、边境事务和非法移民事务主管等），犹太教徒（如中东问题特使、环境保护署署长等），印度教徒（国家情报总监），宗教信仰不明者（如内政部长等）以及与科学教派关系密切者（如司法部长）。该执政团队中除天主教徒国务卿鲁比奥（Marco Antonio Rubio）是获“国际宗教自由国会记分卡”A+高分的前参议员，以及作为福音派领袖的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Michael D.Huckabee）外，大多并非所谓国际宗教自由建制中的活跃分子，但其主要成员以及大批中高层官员都是MAGA运动和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信奉者，包括参与煽动由民主党“暗黑势力”策动的国内颜色革命和政变之类的阴谋论。如与特朗普关系甚密的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任罗素·沃特(Russell Vought)就是“把基督教民族主义提升为特朗普第二任期聚焦点”的主要推手。他曾任上届特朗普政府的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任，2021年创立作为基督教民族主义运动主要组织之一的复兴美国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Renewing America），鼓吹要复兴美国作为上帝国度的共识，并且是被称为“夺权手册”的共和党极右翼“2025计划”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该计划宣扬以基督教价值观改造美国政府和社会。

在本届特朗普政府就任后不久的2月6日，特朗普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年度总统早餐祈祷会上宣布将成立新的总统宗教自由委员会，打算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责令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成立特别工作组以“消除联邦政府内部的反基督教偏见”，并将设立由其特别顾问和御用牧师葆拉·怀特（Paula White）领导的白宫信仰办公室。2月7日特朗普即颁布总统行政令，成立白宫信仰办公室（the White House Faith Office）来取代小布什总统任期内成立的白宫信仰和社区倡议办公室，旨在帮助“以信仰为基础的实体、社区组织、崇拜场所”在获取联邦政府资助方面获得平等机会，并取消联邦政府任何形式的宗教歧视等。

特朗普又于4月10日提名前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克·沃克（Mark Walker）担任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5月1日签署建立宗教自由委员会(the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的总统行政令，任命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Dan Patrick)出任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由14人组成，由总统任命，下设三个咨询委员会，即宗教领袖咨询委员会，成员不超过15人；平信徒领袖咨询委员会，成员不超过15人；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不超过10人。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三：其一是完成一份关于美国宗教自由的基础、社会影响以及当前所面临威胁的全面报告；其二是就如何通过行政或立法行动来确保国内宗教自由向白宫信仰办公室以及国内政策委员会提出建议；其三是推进公共参与以及吸纳来自不同咨询委员会的专业意见。 尽管根据总统行政令，该委员会需与白宫信仰办公室和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合作以推进所谓国际宗教自由，但其主要工作是消除对宗教自由的国内威胁，特别是来自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威胁。目前，该委员会及其相关咨询委员会有39名成员，主要为福音派，也有来自保守天主教、正统派犹太教、希腊正教、伊斯兰教和安息日会背景的人士，大多支持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国家建设”计划。 与由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和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操盘上届特朗普政府的国际宗教自由政策相比，本届特朗普政府的宗教团队在处理国际宗教事务方面要稍逊一筹；但就在国内推进基督教福音派和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议程而言，本届特朗普政府或许将更为有效。

在美国对外战略中，推进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议题，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府会、朝野凝聚共识，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目前，美国在上述领域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宗教人权建制，较少受政府更替的影响，但所谓宗教自由作为国内宗教政治和对外安全战略议题的优先性和侧重点仍会发生较大调整。目前，本届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宗教政策尚未充分展开，而且呈现除“价值观内政”优先于“价值观外交”的倾向，但近数十年来美国在对外关系上将宗教因素地缘政治化和安全战略化的长期趋势仍将得到延续。

结 语

一般认为，宗教是通过有形和无形两个维度、政府与非政府两类机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种模式、境内与境外两个层面作用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笔者曾将后冷战时期宗教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归纳为七个趋势，即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盟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这一结论目前尚无大幅修正的必要。晚近有学者认为，宗教从建国伊始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变量”：首先，宗教一直是实现美国世俗目标的重要工具；其次，宗教以某种道德规则和民族主义方式形塑美国外交政策；第三，宗教通过个人尤其是总统来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第四，从20世纪70年代始，主要由福音派团体构成的宗教右翼成为影响美国总统政治重要因素，概而言之，工具因素、思想因素、个性因素以及团体因素成为宗教影响美国外交的四大要素。此类概括大致不差，但偏重内生性动力而忽视外源性因素。因此，如果要较全面地评估宗教在美国对外政策上的作用，不仅要考虑个体决策者、基层压力、党派倾向等多种因素，而且还要密切关注政策形成和实施的国际局势和内外环境的变化。

宗教与中美关系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世界格局和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对华安全战略的调整、我国在宗教领域治国理政的实践以及对中美关系中宗教因素的有效管控等内外因素，都有可能影响美国对华宗教战略决策。

在冷战期间，美西方把人权和宗教视为苏东阵营的“阿喀琉斯之踵”，将其作为攻破苏东营垒的利器，体现美西方在人权和宗教议题上战略诉求和话语霸权的《赫尔辛基宣言》和欧安会机制成了苏联和东欧阵营解体的催化剂。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近年来，美西方故伎重演，在宗教、人权和民族等领域对我进行单边、双方和多边施压，将宗教视为成本最低且可一击制胜的地缘政治工具。

体现上述图谋的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在上届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宗教鹰派的主导下达到高峰，通过举办年度性的国际宗教或信仰自由部长级会议等一系列大型活动，建立堪称“宗教版北约”的所谓国际宗教自由机制，进一步凝聚了美国朝野以及美西方的反华共识，并将以国内法为基础的制裁作为大国竞争的武器。然而，由于我国“政主教从”的政教格局、“国强教弱”的宗教国情，尤其是我国政府治理宗教事务的强大能力，美国利用宗教遏华的地缘政治图谋收效甚微，无功而返。事实上，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在拜登政府时期已呈现明显颓势。

可以预见的是，在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期间，在美国政府将我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对我实行“全政府、全领域”打压围堵的战略背景下，美国反华鹰派将更多诉诸于地缘政治手段直接阻遏我国的发展，中美传统安全局势严峻，尤其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将承受更大压力。宗教遏华从来就是美国对华的战略佯攻，而非中美博弈的主战场。但宗教作为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对社会事件具有较高敏感性和放大效应，尤其是在与民族问题叠加的情况下。因此，我国宗教领域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是预防可能由中美经贸和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社会动荡，加强我国社会各界尤其是宗教工作“三支队伍”的反渗透、反干预和反制长臂管辖的能力，进一步推进宗教中国化和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使宗教工作领域成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中的牢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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