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15日，吴心伯率领外交部专家学者小组赴美调研

吴心伯：这次是自2022年11月以来，我的第四次访美，也是访美时间最长，接触面最广的一次。

一星期时间内，我们在华盛顿和纽约两个城市，参加了近20场活动，交流对象不仅有智库，也有美国国务院、国会等政府部门，不仅有商界，还有媒体，不仅与美方专家、官员、记者交换了意见，也和我驻美使馆的一线外交官交换了意见。因此，这次访美可以说行程很丰富，也比较有收获。

吴心伯：我认为，他们最感兴趣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我国的外交，包括中俄、中欧、中日、中印关系等，当然重点关注的还是中美关系；

二是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相关情况。他们注意到，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向好，我国新质生产力，例如新能源产业、光伏产业等，取得进展。

美国智库、商界、媒体、政府几乎都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即将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会释放哪些重要的改革信号？这对于美国商界、中国今后的对外经贸关系意味着什么？

吴心伯：我认为，美国务院用“中国室”（China House）取代了以前的“中国处”（China Desk），出发点是要把美国对华政策放在全球对华竞争的框架中考虑。

之前“中国处”关注的重点是中美双边关系，现在美国觉得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不仅仅是在双边层面，越来越多的是在地区、多边、全球等层面，所以他们的机构要做相应调整，将美国负责地区、多边、全球层面的涉华事务官员汇总到新成立的“中国室”。按他们的说法，是要更加综合性和一体化地处理对华关系。

至于“中国室”在对华政策上的作用，我认为主要还是在战术层面提供决策支撑，日常提供有关中国问题、中美关系的信息和分析，处理一些个案等等，而不是不直接参与决策的过程。决策是由更高层级制定的，例如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常务副国务卿。

吴心伯：目的很简单，就是加强对华遏制、打压和竞争。从这些机构成立后的活动所释放的信息来看，就是炒作中国威胁、中国挑战，夸大中国对美国利益带来的威胁，然后从各自的角度设计对华政策，包括对华情报分析、战略判断，并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

这些机构总体上对华认知都是负面的、甚至是极端负面的，对华态度是强硬的、甚至是超级强硬的。

吴心伯：首先，他们对去年以来，特别是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的缓和感到比较欣慰。

其次，他们也注意到，中方这一段时期以来对美方的一些关切都做出了积极回应。例如，中美禁毒合作、中美两军恢复交流、中美人工智能（AI）政府间对话等。

他们也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不满，觉得其实可以有更多的进展，双方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现在与大家的期望还有较大的差距。最重要的是，大家对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都有很强的不确定性。而这一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跟美国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有关，担任下一任美国总统的人选不同，对华政策也有所不同，中美关系的状况也会发生变化。

一位研究中国几十年的美国专家说，现在中美关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有点不适应。我开玩笑地说，这是“新常态”。他说“我一点都不喜欢这种新常态，我很怀念过去的好时光”。

我觉得，美国智库中有相当一部分长期从事中美交流研究的专家，还是会怀念过去中美关系较好的阶段。当然，理性告诉他们，那个阶段已经结束了，不可能再出现了，要面对的是当下的现实：中美关系面临的不仅是如何改善的问题，还面临着如何防止变得更糟的问题。

吴心伯：我认为，自去年以来，中美关系处在缓和与改善的小周期。在这个小周期内，我们确实看到气氛的改善、松动，包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已经和将要取得一些进展，这都是过去一年多来双方努力的结果。

但总的来看，美国对华政策的大框架没变，还是处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继续对华遏制打压的大框架下。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方一方面要中方考虑其关切，做出回应，另一方面对中方的很多重要关切缺乏足够的回应。也就是说，他要我们帮忙，但我们关心的事他不帮忙。其次，对中国遏制打压的措施在继续推进，特别是在美国大选年的背景之下。

所以，当前中美关系还是处在低位波动阶段，未来的走向也不确定，总体上我觉得中美关系并不乐观。

6月7-15日，吴心伯率领外交部专家学者小组赴美调研，图为代表团在昆西研究所

吴心伯：今年以来，美国对台政策是“两个加紧”：

一是加紧所谓“对台海问题的管控”，特别是赖清德上台以后，美国很担心他会越过底线，导致台海发生冲突。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拜登政府不希望台海局势发生大动荡，因为他要应付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还要忙着选举，没有精力再来处理另外一场冲突。

二是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军事上加紧对台支持，武装台湾，提升台湾的作战能力。

美国两手并行，但重点还是在第二个“加紧”。

未来几年，美国打“台湾牌”的方式，除了我们熟悉的套路，包括提升“美台关系”、加大对台湾地区的军事支持之外，可能会越来越多地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美国觉得，在跟中国的双边互动中，他们在台湾问题上占不到多大便宜，也很难牵制我们的对台政策，所以美方更多的是考虑拉盟友、伙伴，鼓励其他国家关注甚至介入台湾问题。以此加大对我们的国际压力，牵制大陆对台政策。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动向。

吴心伯：直接影响就是台湾问题的国际化。本来台湾问题是我国的内部事务，后因美国介入，就有了国际因素，即美国因素。现在美国想要更多的国家介入进来，例如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给我国造成更大的压力。

我们还是要牢牢把握住台海问题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要进一步实施和推进既定的对台政策方针。从5月20日赖清德上台后，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对台政策还是在致力于塑造对台海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另外，面对台湾问题进一步国际化的趋势，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在多边层面、国际层面更好地阐述“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的历史、现实以及国际法基础。

吴心伯：美国专家讲到“产能过剩”时，马上就笑，说“我知道你们不喜欢这个词”。因为他们清楚，这就是一个借口而已。

多数美国专家都坦诚，炒作中国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产能过剩”，以及最近拜登政府宣布加征关税，更多的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大选政治的需要，现在正处于美国大选前期，上述举措是为了摇摆州，例如密西根州的选票。

也有专家表示，从美国经济、产业发展来说，拜登采取的也是一种预防性措施。因为美国现在在这些领域确实落后于中国，无法和中国竞争，但拜登又认为，从长远来说，这些产业很重要，他希望发展美国在这方面的能力。如果市场放开，中国的产品进入，美国的这些产业今后就不可能发展起来，所以拜登政府的做法是想保护这些产业。但我觉得，美国专家都比较怀疑，加征关税是否能达到包括保护美国产业竞争力在内的目的。

吴心伯：美国现在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谈自由贸易了，自由贸易已经是过去的一个词了。现在美国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提倡自由贸易的美国了。

从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来看，通过保护主义、高关税，不可能真正提升美国的产业竞争力。

一些美国朋友说，一辆从中国卖到美国的新能源车大概是一万美元，如果买美国产的新能源车要5万美元，凭什么我要多花这么多钱？

美国产的车性能不一定比中国产的好，价格却更贵，要消费者多花这么多钱，没有道理。所以从市场运作的角度来看，该政策是不能持久的，也不可能达到提升美国在新能源产业竞争力这一目标。

吴心伯：很明显，今年美国大选的两位候选人——拜登和特朗普——是最不受欢迎的候选人，这是美国几十年来首次出现这种状况，但这也是当下美国政治的现实，是政治激化、党派纷争等等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两位候选人在对华政策上没有大的分歧，都是把中国看作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都是要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但在操作层面有所区别。

如果拜登连任，首先，他的打压重点可能放在技术打压方面，不是“小院高墙”，而是“大院高墙”，因为他觉得这对确保美国的军事优先和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

其次，在关税方面，我认为，拜登在第二任期内没有连任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可能会调整特朗普的部分关税，因为他觉得有些是中低端产品，没有必要限制。并且加关税后，90%还是美国人买单，消费者多花了钱，又推高了通胀。

再次，他也会继续拉拢盟友，从多边地区的角度向中国施压，包括所谓的“印太战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AUKUS）等。

最后，拜登也会试图对中美关系进行管控，不希望中美走向大的冲突，比如在台湾问题上，一方面支持台湾地区，另一方面要管控赖清德，不让他的言行太出格，给美国惹麻烦。在中美人文、地方交流领域，总体上还是会采取比较积极的姿态。这对中美关系，对两国社会、人民的交往，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如果特朗普执政，首先，我非常担心整个中美经贸关系。因为现在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其主要顾问，释放的风声是要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0%甚至200%的关税，并且声称要取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这么做的话中美经贸关系就要断掉了，现在联系中美的一条最主要的纽带就没有了。

其次，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执政经验来看，其安全团队用的是一些对华鹰派，甚至是超级鹰派。这些人会在台湾地区、南海问题等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重要问题上对华发难。

特朗普没有拜登那样的管控中美关系的意识，甚至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能力。特朗普是不可预测的，不知道他今天做了一件事后，明天要做什么，在处理问题上有没有分寸，知不知道轻重。

这就意味着，如果特朗普上台，中美关系可能会出现特朗普第一任期后期，2020年下半年那种失控的局面，这也是很多人的担心之处。

吴心伯：我见到的很多智库人士，他们对特朗普归来的可能性普遍表示担忧。但最近一段时期，特朗普的势头还在上升，这也让很多人感到压力。

对于拜登，他们也有所担心，尤其是拜登的身体状况，他能不能顺利完成竞选，如果连任，能不能顺利做完这4年，这些都让一些美方人士十分担心。

因此，今后4年，不管是谁执政，肯定会很困难。所以很多美国人把真正的希望放在下一代美国政治人物在2028年的表现。

吴心伯：我们之间的座谈会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话题很广、交流很深入。总体来看，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不缺乏信息，但是因为该报负责驻华报道的记者现在不能回到中国，不能在一线跟中方各界交流，只能在美国报道中国，造成的问题是，他们看到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后，如何去判断这些信息？这些信息是否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是个案还是具有普遍性？这些问题导致他们在写报道时，准确性和平衡性不太好把握。对于该报负责中国报道的记者来说，这是一个普遍问题。

这次和我们进行交流的一位记者，此前常驻上海，负责报道经贸问题。他说他在上海生活了18年。一个在上海生活18年的记者，他来报道中国经济和中美经贸关系，是驾轻就熟的。但这几年他一直待在纽约，再写中国经济报道就有很大的隔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