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下半年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趋稳、缓和与改善的迹象。美国对华政策在维持基本思路和政策框架不变的同时，在战术层面作出一些调整，如加强对华接触与交往、对双边经贸关系表现出较灵活的姿态、在开展对华竞争的同时谋求有限合作等。

中国对美政策在坚持斗争的同时，更加重视塑造美国对华行为，一方面针对美国的遏制打压予以坚决回击，另一方面也因势利导推动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和中美关系改善。2023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是拜登执政以来中美两国间最重要的外交事件，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的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有助于界定中美博弈的边界。

中美关系的演变既受到大趋势的影响，又受到小周期的作用。美国基于两党共识强化对华遏制打压，中国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而坚决斗争，中美战略博弈呈现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这是大趋势；同时，美国又会出于内政外交需要阶段性地缓和对华关系，以谋求中国在美国关切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中美关系在一定时间内趋向稳定甚至有所改善，这是小周期。

2023年中美关系演变就是大趋势和小周期共同作用的结果。2024年是美国大选年，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外溢效应增强。大趋势、小周期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共同影响中美关系，其走向尤其值得关注。

2022年11月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后，尽管受到“飞艇事件”的冲击，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仍出现小幅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加强接触和交往。

拜登执政的前两年，受所谓“美国对华接触失败论”的影响，加之外交重点放在修复同盟体系、拉拢盟伴牵制中国上，在对华交往方面采取冷处理态度。在2022年11月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中，拜登表达了加强对华接触的意愿。从2023年6月开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总统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参议员舒默、加州州长纽森等相继访华，中美推进并启动在亚太事务、海洋、军控和防扩散、外交政策规划等领域的机制性磋商，并建立商贸、经济和金融工作组。

美方加强对华接触的最重要举措是拜登邀请习近平主席赴美举行元首会晤，并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对稳定双边关系、扩大两国合作面具有重要意义，也向动荡不定的世界释放了积极信号。峰会之后，美方保持了对华接触的势头。

2023年11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斐洛里庄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图自：新华网

从2023年12月到2024年4月初，中美两军恢复交往，包括美军参联会主席与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通话、中美举行第17次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等；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与中国公安部部长通话并会晤；中美经济与金融工作组、农业联委会、禁毒合作工作组召开会议，中美商贸工作组举行首次副部长级会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泰国举行会晤，布林肯与王毅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与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期间会晤；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与美国对朝事务高级官员朴正铉通话；中美举行外交政策磋商；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通话。4月2日，习近平与拜登通话，拜登表示愿安排耶伦财长、布林肯国务卿访华，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虽然拜登政府加强对华交往的理由是要管控中美竞争、防止冲突，但双方加强接触的意义不仅限于此。中美官方保持接触与对话有助于增进了解、处理分歧、探讨可能的合作领域，并向两国社会释放积极信号，带动两国间更多地方与民间交往，改善了两国关系的总体气氛。

其次是在经贸问题上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

美方认识到对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表示希望继续与中国保持重要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美方宣称，在对华经贸关系上不追求“脱钩”，而是“去风险”。美方承认，中美经贸关系的完全“脱钩”对两国都是灾难性的，也会导致世界的不稳定。所谓“去风险”，就是限制美国及其盟友在关键领域（如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的技术或产品流向中国，防止中国在具有战略意义领域的技术提升或军事能力加强；减少美国在关键材料和关键产品供应链中的对华依赖，以降低美国对华脆弱性。对于不涉及上述“风险领域”的对华经贸合作，拜登政府持支持态度。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形容这种涉及安全因素需要管控的对华技术和商品贸易只占对华经贸关系的百分之一，言下之意是绝大多数的对华经贸关系不在限制之列。

美方也对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的问题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在雷蒙多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同意成立由副部长级和司局级官员组成、邀请双方企业代表参加的工作组，以讨论和解决双边经贸关系中的问题。在2024年4月初举行的中美商贸工作组第一次副部长级会议上，双方达成一系列共识：两国商务部愿与双方企业保持密切沟通，就企业关注问题进行讨论；共同支持双方举办的贸易投资促进活动，以及在清洁能源技术、妇女健康等领域的合作活动；加强就产业界关注的具体标准问题进行讨论；探讨加强贸易便利化合作；发挥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作用，加强出口管制领域的沟通交流。这对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改善具有积极意义。

最后是调整对华政策定位。

拜登执政前两年，强调中国是“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愈来愈强大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唯一竞争对手”，对美国构成“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美国对华政策就是推进对华战略竞争，致力于实现“竞赢”(outcompete)中国的目标。

自巴厘岛会晤以来，美方关于对华政策的叙事有所变化。一是更多谈及中美合作的必要性。在巴厘岛会晤中，拜登希望与中方在气候变化、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公共卫生和粮食安全等领域开展合作；在旧金山会晤中，双方同意在气候变化、禁毒、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合作。

二是主张中美要在竞争的同时建立共存关系。在2023年4月的一次对华政策讲话中，财政部长耶伦表示，“我们相信，世界足够大，容得下我们两个国家。中美两国能够也必须找到共存共荣之道”，与之前美国官员在谈到对华关系时充满零和思维的话语不同。2024年1月，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表示：“我们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是世界舞台上的一个重要参与者。这意味着在双方竞争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找到共存之道。”

三是强调要避免冲突。在巴厘岛会晤中，拜登表示 , 美国将继续有力地开展对华竞争，但竞争不应走向冲突，两国要负责任地管控竞争。在旧金山峰会上，拜登再次表示，世界期待美中两国负责任地管控竞争，防止其走向冲突、对抗或“新冷战”。布林肯和沙利文等政府官员也多次表达类似观点：在坚持对华竞争的同时，承认合作的必要性，认识到要与中国共存，强调不与中国发生冲突。这反映出拜登政府在对华指导思想上务实、理性的成分有所上升。

尽管有上述调整，遏制打压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更是府会在对华问题上的着力点。2023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强化在科技领域的对华打压与限制措施。继2022年10月推出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史无前例的打压措施后，2023年1月，美国迫使荷兰、日本同意限制对华出售半导体生产设备，两国随后采取了相关对华出口管制措施。8月，拜登签署行政令，禁止或限制美国投资者在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三个行业领域对中国实体的投资。这种前所未有的对外投资审查措施旨在阻止中国在上述关键技术领域的进步。10月，针对华为公司在5G手机芯片生产上取得的突破，拜登政府发布对华半导体出口新规，收紧对华先进芯片和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此外，拜登政府还以各种借口对数十家中国科技企业实施制裁。

在安全和外交领域，拜登政府继续对华施压围堵。以中国为假想敌、剑指台海和南海的美日澳三边军事合作不断强化。2023年2月，美国空军、澳大利亚空军以及日本航空自卫队在关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举行了代号“对抗北方-23”的空中作战演习。8月，美日澳三国海军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12月，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实施的“山樱”联合军演在日本举行。在菲律宾马科斯政府上台后，美国竭力怂恿和支持菲方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对华挑衅和对抗的姿态。

2023年2月，美国从菲律宾新获得4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限，这些基地靠近台海和南海。5月，菲律宾和美国签署了所谓的“双边防务指针”，作为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补充。根据该“指针”，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遭遇袭击时，美国可依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介入。借此，美国强化了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进一步介入南海问题。除了双边安排，美国还以“小多边”形式为菲律宾提供支持。

2023年6月，美国、日本、菲律宾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在东京举行首次会谈，旨在加强三国防务合作，包括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三方防务官员互访、三方海岸警卫队联合训练、提升菲律宾的海域态势感知能力等。同月，美国海岸警卫队、日本海上保安厅、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举行首次联合演习。

2024年4月，美日澳菲四国在南海举行首次联合军演。在美国、日本等国的支持和怂恿下，马科斯政府一改前任在南海问题上的务实立场，竭力在仁爱礁、黄岩岛制造与中国的摩擦，升高南海紧张局势。

此外，加强美日韩合作也是拜登政府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举措。2023年8月，美日韩三国首脑在美国戴维营举行峰会。三国宣布将三边峰会机制化，每年举行一次，并推动三国外长、防长、工商部长和国安顾问举行年度会议，加强对地区安全问题的磋商与协调，深化三国工商与科技合作。虽然朝鲜是三国安全合作的一个主要目标，但三方在台海、南海、供应链、关键及新兴技术出口管制等问题上的协调明显指向中国。

2023年8月18日，美日韩三国领导人举行戴维营峰会。

图自IC Photo

在美国朝野鼓吹“中国威胁”、提倡对华强硬政策的政治大合唱中，美国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的角色尤其突出。2023年1月，第118届国会众议院决定设立该委员会，授权其“就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技术和安全进步的现状及其与美国的竞争情况进行调查和提出政策建议”，并“根据其对各类问题的调查需求举行公开听证会”。

“中国特设委员会”通过频繁举行听证会、辩论会、兵棋推演等活动，炒作“中国威胁”，在美国朝野进行反华政治动员，施压美国商界对华“脱钩”，为国会对华立法设置议题重点，推动对华“新冷战”。虽然“中国特设委员会”对美国国会涉华立法的实际影响力有限，但其持续而高调的活动严重毒化了美国对华政策气氛，牵制行政部门试图稳定与缓和中美关系的努力，促使府院不断出台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

2023年以来，面对美方不断挑战中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中国更加坚定地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台海继续谋求主动权与主导权，在南海坚决维护中国合法权益，同时积极引导和塑造美国对华政策，推动中美关系的缓和与稳定。

在对美斗争方面，中方果断亮剑，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针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中国商务部在2023年2月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禁止上述企业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禁止其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禁止其高级管理人员入境，不批准并取消其高级管理人员在中国境内工作许可、停留以及居留资格，并对上述企业分别处以罚款，金额为《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实施以来各企业对台军售合同金额的两倍。这是2020年9月《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发布以来首次将美国企业列入清单，显示了中方对美斗争的决心。中方还对美国联邦众议员迈克·麦考尔、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里根图书馆等人员和机构实施制裁。

鉴于美方不断打压中国企业，中方也采取针对性反击措施。2023年3月，中央网信办宣布对美光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5月，中央网信办公布调查结果：“美光公司产品存在较严重网络安全问题隐患，对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造成重大安全风险，影响我国国家安全。为此，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依法作出不予通过网络安全审查的结论。按照《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我国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停止采购美光公司产品。”7月和10月，中方先后出台了对镓、锗、石墨等稀土原料的出口管制措施；海关数据显示，7月以后，中国完全停止对美镓、锗的出口。由于这两类稀有矿产是生产半导体芯片的重要原材料，中方采取的对美出口管制是对美方打压中国半导体企业的有力回击。12月，中方宣布禁止稀土精炼加工技术出口。鉴于中国在全球稀土加工技术上的领先地位，此举将制约美国打造不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链的企图。

中国对美斗争更加具有主动性。2023年2—5月，中国外交部、国务院新闻办、新华社等机构先后发布6份报告，抨击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行为，历数美国在国内外侵犯人权的种种表现，揭露美国贫富分化持续恶化的事实真相。对美舆论斗争不仅有助于反击美国在人权、民主问题上的对华叙事，也有助于在国际社会揭穿美国政治与外交的虚伪性，削弱其国际道义地位。

中国还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开展对美斗争。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国先后于2023年10月25日、2024年3月22日两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美国起草的有关巴以局势的决议草案，使美国在联合国偏袒以色列的企图未能得逞。2024年2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就阿尔及利亚提出的关于加沙局势的新决议草案进行表决，遭到美国一票否决，中方对此表示强烈失望和不满。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在加沙停火止战问题上，不是安理会没有压倒性共识，而是美国行使否决扼杀了安理会共识。美国的否决释放了错误信号，把加沙局势推到了更危险的境地。”张军发言直指美国对于加沙局势持续恶化的责任。

2024年2月初，美国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多地进行空袭，导致大量人员伤亡，联合国安理会就此召开紧急会议。张军在发言中强调，美国有关行动严重侵犯了叙利亚、伊拉克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侵犯他国领土主权和安全的行为。中国在多边场合的对美斗争伸张了国际正义，显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严正立场，更是对美国霸权行径和偏袒外交的有力牵制。

另一方面，中方也根据形势的变化，引导与塑造美国对华政策。从2023年6月开始，中美关系进入一个以加强对话与交流、谋求稳定与缓和为特征的小周期，中方积极利用和运筹这一机遇，推动中美关系企稳向好。在接待美国国务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访华之后，王毅主任与沙利文在马耳他举行会晤，就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建设性的战略沟通。此后王毅和何立峰副总理先后访美，就中美元首旧金山峰会与美方进行对话磋商。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同拜登总统举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会晤，着眼于增信释疑、管控分歧、拓展合作，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以及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这是拜登执政以来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也是中美关系进入小周期后的一个高潮。从中美关系的大背景看，这次会晤对推动两国关系的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从目标看，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愿景大相径庭。

中方希望发展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其中共赢是关键。美方则不然。拜登政府明确提出要“竞赢”中国，意欲独赢而不是与中国共赢。正因如此，美方才会视中国为其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其对华政策也以竞争为主旨。在2022年巴厘岛会晤之前和2023年旧金山会晤之前，中方都与美方进行了密集的外交磋商，希望就处理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达成共识，但中方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并未被美方全部接受。在旧金山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不应该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但美方坚持认为中美正处在激烈的竞争中，美方会继续加强自身实力并联合盟友与伙伴同中国开展竞争。

中美共赢还是美国独赢，这是两国在基本目标上的重大差异。现实地看，这一分歧难以在短时间内通过对话谈判克服。鉴于双方在中美关系的终极目标上难以达成共识，中方提出阶段性目标，即希望在现阶段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美方则表示，不希望竞争导致冲突与对抗，也就是在持续开展对华竞争的同时保持中美关系的适度稳定。这样稳定就成为中美双方的低水平共识。虽然这不算是一个具有雄心的共识，但从两国关系动荡不居、跌跌不休的现实看，稳定确乎是现阶段一个值得共同努力的重要目标，是管理两国关系的当务之急。

过程管理是中美关系最具挑战性的课题。首先是管控分歧，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自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始，中美关系就步入一个充满激烈摩擦与冲突的进程，这是中美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有效管理中美关系动荡不居的进程，不让分歧导致对抗冲突，是两国面临的全新任务。过去几年，由于没有处理好分歧，中美关系一再遭受严重冲击。有鉴于此，中方在双边会晤中提出要增加沟通和对话，要了解彼此的原则底线，不折腾、不挑事、不越界，要冷静处理分歧和意外事件等；美方也表示要同中方保持开放坦诚的沟通，增进了解，避免误解，管控分歧。双方就确立中美关系指导原则达成一些共识，如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保持沟通、防止冲突、恪守《联合国宪章》，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负责任地管控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这些谅解如果得到切实执行，无疑将对减少、管控和克服两国间的分歧发挥积极作用。此外，中美同意恢复两军高层沟通、国防部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两军战区领导通话，这些具体措施对增进相互了解、积累互信、规避和管控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当地时间5月31日，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与美国防长奥斯汀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会面。

图片来源：美国驻华大使馆

其次是扩大合作，推动合作重返双边关系议程。自从美方将竞争置于其对华政策的核心位置以来，合作在双边议程中被严重边缘化。相当一段时间，在华盛顿谈论对华合作就是政治不正确。但是，如果中美之间缺乏实质性的合作议程，两国关系就难以实现稳定。中方一向主张要做大两国合作的蛋糕。在此次旧金山会晤中，中方再次主张要共同推进互利合作；美方也表示，在符合双方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有助于两国更好应对各自和共同面临的问题。双方同意，在科技、人文交流、司法执法、人工智能、禁毒、气候变化等领域开展合作。

总体而言，推进合作对双边关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满足各自利益需要，二是增进互信、减少互疑、降低敌意，三是提升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在国与国关系中，通过管控分歧来实现稳定是“消极稳定”，因为它关注的是避免冲突的发生而非改善关系，重在守住底线；而通过拓展合作来促进稳定则是“积极稳定”，因为合作带来的收益有助于增加对稳定的偏好，使双边关系在提升中实现稳定。合作重返双边关系议程，有助于两国关系实现积极稳定，并向前推进。中方在此次会晤中表现出的合作意愿，无疑对双边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从2023年开始的中美关系小周期在2024年得到延续。习近平主席在2024年3月27日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指出：“过去几个月，双方团队围绕我和拜登总统达成的共识，在政治外交、经贸财金、执法禁毒、气候变化、人文交流等各领域保持沟通，取得了进展。”另一方面，习近平主席在4月2日与拜登总统通话时也提醒美方，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有所增加，需要引起双方重视。这表明中美关系稳定与缓和的态势是相当脆弱的。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稳定与改善能走多远？这一轮小周期能持续多久？

毫无疑问，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是中美关系的最大变数。一方面是美国能否务实地确定其对华政策的目标。如果美国抱着“竞赢”中国的执念不放，其对华政策就会一味地偏向遏制打压中国，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会愈演愈烈，美方希望对华竞争不导致冲突与对抗、中美关系保持适度稳定、两国能够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开展合作的愿景就不可能实现。如果美方认识到必须与中方找到共处之道，甚至共享繁荣，不试图剥夺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利，不竭力阻挠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美互动就能够摆脱零和游戏，两国关系就会有更加积极的前景。

另一方面是美国如何处理对华竞争。竞争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华共识，但竞争的边界并不清晰。例如，在经贸关系上，虽然美方强调不“脱钩”而是“去风险”，但美国不断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强化对华出口管制、制裁打压中国企业、限制双向投资等，严重影响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2023年11月举行的中美商务部沟通交流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谈中指出：“国家安全的泛化、政治化影响正常贸易投资往来，双方讨论经贸领域国家安全边界问题十分重要。”2024年1月，王毅在同沙利文的会晤中强调：“各国都有国家安全关切，但必须正当合理，不能搞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更不能借此遏制打压他国的发展。”2024年4月初，在中美商贸工作组举行的第一次副部长级会议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也重点就美方“泛化国家安全”的做法向美方表达关切。尽管中方强调要合理界定经贸领域国家安全的边界，但美方持续炒作中国商品的所谓“安全风险”，从中国智能汽车、港口起重机再到TikTok，这种无边界的“去风险”只会加剧中美经贸“脱钩”的趋势。

在安全领域，美方一再表示不希望对华竞争导致冲突、对抗，寻求加强同中方的沟通和危机管控，但实际上，中美发生冲突、对抗的主要风险不是来自沟通不足或危机管控不力，而在于美国对中国安全利益的不断侵害。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在“台独”势力猖獗的背景下，不断掏空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不断提升美台关系、不断武装台湾，这只会加剧中美冲突的风险。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强化军事存在和对华挑衅行动，增加了中美两军之间擦枪走火的风险。美国支持菲律宾的对华侵权挑衅行为，也使美国卷入南海冲突的风险上升。此外，美国舰机对华长期、高频率的抵近侦察行为，危害中国主权与安全利益，也是导致中美之间发生意外事件甚至冲突的重要诱因。事实上，在中美两国战略互信越来越低、战略矛盾越来越尖锐的背景下，中美正面临走向“结构性对抗”的趋势。要降低“结构性对抗”带来的风险，仅靠加强沟通或危机管理是不够的，更需要在战略和政策层面做出调整，给美国对华竞争确定边界和底线。

中美关系的小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影响。一方面，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存在较高程度的两党共识，在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对华关系的性质、对华政策的主旨上，民主共和两党之间没有太大差异。另一方面，美国战略界对于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存在不同主张。“极端鹰派”主张要同中国开展“新冷战”，要在经济上“脱钩”，在安全上准备与中国的军事冲突；简言之，这一派的对华政策主张就是经济上“打压加脱钩”，安全上“遏制加冲突”。“理性鹰派”则主张要与中国发展兼顾竞争与合作的共存关系，既要强化对华竞争，又要保持接触与对话，还要保持中美关系的适度稳定；简言之，这一派的对华政策主张是经济上“打压但不脱钩”，安全上“威慑但不冲突”。前一种观点曾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主导美国对华政策，而当下中美关系的小周期更多是后一种观点的体现。但是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前一种观点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间再度主导美国对华政策。

目前来看，安全因素仍是拜登政府制定对华战略与政策的首要考量，这一点在未来一段时期看不到调整的迹象；而在美国大选年背景下，国内政治因素也料将左右拜登在一系列涉华政策问题上的取态。在中美关系当下的小周期中，两国在战略、经贸、科技等核心议题上取得突破将面临诸多挑战，但在加强接触对话、促进人文交流、恢复地方与民间交往，以及一些多边问题上，两国仍存合作空间，有望取得一定进展。

对中国而言，处理当前对美关系，就是要立足大趋势，用好小周期。立足大趋势，就是要对中美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做好应对美国对华遏制打压的政策准备，不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能力。用好小周期，就是要抓住中美关系缓和与改善的机遇，推进建设性互动，引导美国对华政策走向，解决中方具体关切，减少两国关系的震荡和风险。辩证把握大趋势与小周期的关系，既不因为中美关系的大趋势而无视小周期所带来的机遇，也不因为小周期的出现而失去对大趋势的基本认知，惟其如此，才能在中美博弈中保持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