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以来，美国进入重要转型期，其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领域发生重大变化。这不仅给中国的美国研究带来了诸多新的课题，而且赋予了研究者们新的使命。

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在议题领域呈现出新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美国政治研究领域的拓展。美国政治生态的重大变化，需要研究者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因此，对美国政治的研究除了关注政党、国会、选举等传统议题外，研究者们更多聚焦民粹主义、反建制主义、右翼保守主义、政治极化、政治联盟重组等，这些研究揭示了“特朗普现象”的深层次因素，拓展了美国政治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二是对美国经济矛盾和经济政策的研究更加深入。随着美国经济矛盾与经济政策的关联度不断增强，研究者们多关注美国的经济不平等问题、铁锈带问题、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技术民族主义、产业政策、供应链调整、制造业回流等议题。这些研究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美国遭遇的严重经济问题，以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对美国经贸与科技政策的巨大影响。

三是对美国社会文化的研究视野更广。随着美国社会矛盾和“文化战争”的加剧，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种族问题、宗教问题、价值观冲突问题等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理解美国主流社会对人口结构变化和价值观受冲击的焦虑感以及美国身份认同弱化的原因，有助于把握美国政治矛盾的深层次根源。

四是对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的研究取得新进展。特朗普执政时期颠覆了美国外交和对华政策的传统范式，而拜登政府则在一些重要方面继承了特朗普的“遗产”。研究者关注特朗普“美国优先”理念主导下的单边主义外交、拜登政府大国竞争理念驱动的盟伴外交、美国“印太战略”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中美战略博弈等重要议题。对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进行跟踪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影响，为我国内外政策的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随着中国学术界不断在深度和广度上拓展美国研究的议题领域，美国研究本身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对美国国内问题的关注度上升。中国的美国研究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初，对美关系的现实需要使得对美研究长期侧重于中美关系研究和美国对外政策研究。近年来，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以更好地理解美国对外政策变化的国内根源。显然，对美国国内问题研究的加强有助于改变我国美国研究重“外”轻“内”的倾向，也让研究者能够更准确地把握美国的对外政策行为。

二是美国研究的范式创新。中国的美国研究从理论、范式到概念都曾受到美国叙事和学术的较大影响，导致美国研究的中国特色不明显。近年来，中国学者在美国政治经济和对外政策研究等方面开展范式创新的尝试。在美国政治经济研究方面，中国学者以认同政治的兴起为背景构建了美国政党政治研究的新范式，破除了美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周期范式迷思；以发展型国家的研究范式创新打破了美国缔造的自由市场经济神话，凸显了近年来美国产业政策回归和经济民族主义兴起背后的历史逻辑。在美国对外政策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创造性地从政治生态变动和社会联盟演化等角度对美国对外政策的逻辑进行阐释。此外，中国学者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内政、外交以及中美关系发展的新概念，如美国政治的“双重极化”特征、美国政党从“阶级型政党”到“观念型政党”的转型趋势、中美关系互动形态从“主动—被动型”向“相互塑造型”演变的逻辑、美国对华政策以“规锁”为底色的新特征等，都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理解美国内政、外交以及中美关系正在经历的重大变化提供了学理启示。

三是研究方法和手段更加丰富。中国的美国研究长期以来基于文献研究和定性分析，研究方法和手段比较单一，这一局面近年来有所改观。例如，研究者们在对贸易、产业、国会、选举、民意的研究方面越来越多地运用定量研究、回归模型和广义的计算社会科学等研究方法。在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中注重运用心理学特别是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美国研究者们走出文献、走出书斋，广泛接触美国的智库、利益集团、产业组织、媒体、政治活动家等，从中不仅获取了对美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对美国更加精准的印象。

四是研究队伍和学术共同体建设不断壮大。近年来，更多的博士毕业生加入美国研究队伍，成为美国研究的生力军。他们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更多元，展现出较强的学术活力，有力地推动着美国研究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建设也取得新的进展。例如，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合作举办“美国研究青年论坛”，为来自三家单位及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年轻学者提供交流和展示的平台。中华美国学会成立了“青年分会”，并在学会举办的研讨会中设立“青年论坛”，邀请博士生和青年学者分享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并由资深学者进行点评。这些举措无疑有助于青年学者的成长、美国研究队伍的壮大以及美国研究的学术繁荣。

新时代呼唤新的学术风貌和学术成果，中国的美国研究亦是如此。首先，不断提高美国研究的学理性。要提高美国研究的学理性，研究者们需要更准确地把握美国的国家性格与行为特征，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概念，建构新的研究范式。此外，中国的美国研究者也应该对美国学术界的一些主流观点进行解构，挑战美国学者长期提倡的一些错误的假设和论证。

其次，要推进中国的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形成美国研究的中国特色。任何研究都是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互动，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认知和把握，其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带有研究者的烙印。建构中国的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在中国学者产出的原创性成果基础上，提炼基本概念、逻辑与理论。它能够有机地贯穿美国的历史与现实，并支撑和指导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领域的研究，从而建立美国研究各领域知识的内在逻辑联系，实现知识结构的体系化与系统化。

再次，要积极推进美国研究的教材建设。教材的编写是一个重要的再创造过程，需要梳理现有研究成果，解构和重构一些重要的学术话语，对美国研究的知识成果加以体系化和学科化。编写一套反映当代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军事等领域的最新发展、体现中国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教材，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组织国内一流学者队伍、推进跨学科合作、秉持长期主义的理念。

最后，要更加重视获取美国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要善于对美国发布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去伪存真，建立中国学者积累和加工的美国研究数据库，并根据对美研究的需要不断丰富数据库建设。对美国选举、种族、产业、贫富差距以及对华态度等问题的研究要更多地建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加强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面对中美人文交流环境趋紧的现状，对美调研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但我们的美国研究学人应该迎难而上，尽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更加贴近研究对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6月27日第29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