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6日，奥朗德的支持者庆祝其当选法国总统。（新华社图片）

社会党在法国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法国是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发源地。法国社会党曾经是法国乃至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一支重要力量。20世纪初，在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和法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背景下诞生的法国社会党，代表着一种新生的政治力量，在欧洲政治舞台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以来，社会党曾三次赢得总统大选，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长期执政，成为法国左翼第一大党，在法国政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社会党也曾经历反复的分裂、在野甚至失败。

社会党在法国政治中长期作为左翼第一大党存在，在政治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平衡和制衡作用，在推动社会进步、保障劳动阶层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一是推动形成具有法国特色的福利制度。社会党在法国政党格局中作为左派代表制衡右派，强调社会公平，主张提高社会福利、保障劳工权益（如扩大普遍性的社会福利项目、实施每周35小时工作制等）以及实施国有化和国家干预。社会党和其他左派政党一起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和制衡，促进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修复，建立起具有法国特色的福利制度。当然，过高的福利水平也成了法国的一个“社会病”。二是促进形成稳定发展的政党政治格局。社会党早期奉行激进的革命路线，拒绝进入政府。在向务实主义的改良路线转变后，社会党积极谋求通过选举获得执政权，逐步发展成左翼第一大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党与共和党交替执政（还曾3次“左右共治”），共同构成了基本稳定的政党政治格局直至2017年双双败选。在极右翼势力逐渐崛起后，社会党也对极右翼形成有力制衡。三是推动扩大地方权力和地方自治。社会党主张扩大地方权力和推动地方自治，在地方有相对较好的社会基础，长期控制许多地方和基层政权，包括在巴黎等大城市长期执政。

在社会党上百年历史发展中，可以发现其以下特点和经验。一是曾表现出适应社会变革、推动改革的巨大勇气和活力。当社会党能使纲领适应法国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主动调整纲领、推动改革时，该党就能上台执政，反之就遭到选民的抛弃。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陷入低潮，法国社会党在密特朗的领导下主动适应法国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采取联合中产阶级、建立“左翼联盟”的策略，制定《为法国提出的100条建议》的务实纲领，成功赢得大选并上台执政。2008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再度陷入低潮，奥朗德领导法国社会党利用选民求变的心态提出对资本主义危机和紧缩政策进行反思的纲领，赢得2012年大选，再次上台执政。二是党内团结问题是社会党在自身建设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也是始终困扰社会党的问题。社会党自建立起就派系林立，各种理论主张和思想派别相互斗争，其中一条主线是长期纠结于“革命”与“改良”之争。此外，社会党还长期面临在左翼内部与其他政党特别是法国共产党的合作与斗争问题。每当能够处理好内部派系之争，以及处理好与其他左翼政党关系的时候，社会党就能呈现强盛之势。三是社会党的改革和团结需要强势领导人推动。社会党的发展和兴盛很大程度上依赖强势政党领袖的出现。在社会党历史上，曾经涌现出像饶勒斯、勃鲁姆、密特朗这样的政党领袖，在思想理论上推动创新和统一，在政治纲领上推动改革，在组织路线上凝聚内部力量，强化左翼团结，他们推动社会党实现了大发展。而当领导层走向官僚化，惮于改革、表现平庸时，社会党就会走向分裂和衰落。

2020年11月21日，巴黎民众身着黄背心，走上街头抗议法国国民议会一读通过的《全球安全法案》。（IC Photo图片）

2017年大选与法国政党格局的转变

2017年法国大选不仅是社会党走向衰落的分水岭，而且标志着法国政党格局的大转变。大选结果打破了传统左右两翼角逐的局面，社会党与共和党的候选人均在第一轮投票中出局，这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尚属首次。以标榜“非左非右”的马克龙及其领导的“前进运动”（后改名为“共和前进党”）为代表的新型政党异军突起。极右的国民阵线（后改名为“国民联盟”）和极左的“不屈法国”分别在第一轮投票中取得21.3%和19.58%的选票，极端政党候选人加起来获得超过40%的得票率。整个大选结果展现出颠覆性的特征。以至于有观点认为，2017年大选终结了法国持续近半个世纪相对稳定的两极对立的政党格局。然而，法国政党格局的转变并未随着大选的结束而停止，反而随着各政党力量的消长继续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胶着混沌的状态。法国政党格局的转变尚未完全定型，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传统大党虽竭力摆脱困境，但尚未走出泥潭。在大选失利、沦为在野党的打击下，社会党和共和党两大传统政党持续走衰，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内部分裂、群龙无首的局面，尤以社会党为甚。继总统大选重挫后，社会党在随后的立法选举中又遭失败，仅获得577个议席中的29席，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仅以6.19%的得票率获得6个席位。连续败北导致社会党内部分裂加剧，重要人物纷纷退党组建新党或投奔共和前进党，党员流失严重。2018年社会党召开党代会时，投票人数已不足四万，比上一届锐减近半，不仅丢掉了左翼第一大党的地位，甚至陷入了生存危机。在此背景下，社会党党内改革与重组的呼声不断，但几经努力至今尚未拿出良方。共和党的情况稍好一些，在立法选举中获得119席，但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亦遭遇惨败，仅以8.48%的选票获得8个席位，党内也出现分裂和党员流失的状况。

尽管传统大党陷入衰落，但它们依然拥有相对健全的组织结构和从上层到基层的严密而牢固的组织系统，在地方更是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实力。虽然社会党在议会两院和欧洲议会中失去了众多席位，但它仍然控制着众多地方政权。在2021年法国大区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在第二轮选举中的得票率尽管与2010年鼎盛时期相比下降超过30%，但它仍控制了5个大区、27个省和11814个市镇,其中包括巴黎、里尔等大城市。共和党则在2020年法国市镇选举和参议院改选中保住了基本盘，守住了一半以上的大中型城市，并仍然占据着参议院中的多数席位，实力和影响力有所恢复。目前，社会党正在重拾人心，积极备战2022年大选。

第二，极端政党影响力持续上升，但未能突破天花板。极端民粹政治力量上升成为近年来法国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特征。特别是随着经济危机、移民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的持续升温，加之美国特朗普主义盛行、英国“脱欧”的外部刺激，民粹主义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极端政党和政治人物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极右翼国民联盟的影响力不仅维持了10余年的上升态势，还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以23.34%的得票率一跃成为法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发展势头迅猛。在政党建设方面，国民联盟试图通过更名（原名“国民阵线”）标榜所谓“正常化”，但其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本质并未改变。虽然得到了越来越多底层“失去者”的支持，但国民联盟未能在法国国内选举（地方选举和参议院改选）中取得实质性突破。极左翼“不屈法国”在2017年大选后时起时落，也未在之后的选举中取得实质性突破。然而，尽管同样面临党内分裂问题，“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曝光率，剑指2022年大选。最近极右翼人物、前《费加罗报》专栏作家泽穆尔的异军突起表明，民粹主义和极端主张在法国依然具有市场。然而，泽穆尔更有可能从极右翼国民联盟的选民群体中分一杯羹，而非大幅拓展极右翼选民群体。

第三，非传统新型政党异军突起、发展迅速，但后劲不足。在2017年大选中，马克龙及其在选前一年才组建的“前进运动”异军突起，这成为法国政党政治的最大变局，也成为世界政党政治中的新现象。由于共和前进党新颖的组织方式和爆发式的发展，不少人将其视为一种新潮流和新型政党。然而，好景不长，尽管共和前进党在总统大选和立法选举中击败了传统左右两大政党和极右翼政党，并广泛吸纳了社会党、共和党出走的党员和重要人物，成为法国第一大党，但在之后的欧洲议会选举、法国参议院改选和地方选举中，共和前进党并未取得预期的胜利，甚至表现糟糕。2020年，共和前进党第一次参加市镇选举就在几乎所有的大城市败选，这表明共和前进党的崛起并不是建立在稳固的阶级基础、地方社会基础和政党组织基础之上，发展后劲不足。相较而言，传统大党尽管选举失利，但仍拥有一定的地方和社会基础，以及从上到下的组织体系。这也再次表明，马克龙的当选是人心思变而无可奈何的选择。法国选民抛弃了传统政党的方案，希望换一种方案，然而他们并不确定马克龙及共和前进党的方案是否合适。在目前的政党格局下，2022年法国大选依然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第四，政党政治日益碎片化，缺乏核心政治力量。在传统的政党格局被打破后，法国政党政治呈现出日益分散的结构，政党博弈陷入胶着状态。共和前进党尽管标榜“非左非右”，但它不是法国传统意义上的中间派，尚不足以形成强大、稳定、真正平衡的中间极。右翼共和党的恢复仍然有限。极右翼影响力虽然持续上升，但泽穆尔的出现可能带来新的分化。左翼政党的碎片化更为严重，社会党仍未找到复兴的出路，“不屈法国”和绿党交替占据着社会党留出的政治空间，然而两党的表现都不稳定。法国共产党则处于被边缘化的困境。

2021年10月14日，法国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在2022年总统选举前的左翼政党初选中获胜，成为社会党的正式候选人。（IC Photo图片）

法国政治环境的新变化与社会党的困境

法国政党格局的转变反映的是政治生态和社会基础的变化，这也是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所有政党必须面对的新的政治环境。

第一，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以及法国经济实力的持续下滑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导致法国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法国产生了大量新社会群体，既有新兴的中产阶级、管理人员、科技精英和互联网从业者，亦有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失业的传统工人、落魄的中产阶级、移民二代和难民等新的低收入群体。另一方面，法国的高福利制度越来越难以为继，不仅没有使社会底层减少，还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新的中产阶级贫困化问题。阶级结构的变化打破了传统的左、右政治认同，既构成了共和前进党这样的新型政党崛起的社会基础，也构成了像“黄马甲”运动这样不分左右、不分阶层的普通公民直接行动的社会基础。

传统上，社会党曾经是中下阶层的代表和社会公平的倡导者。然而，社会党未能适应法国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上述变化，对新的社会底层和贫困地区的诉求倾听不足。2017年惨败下野后，社会党也试图对此进行反思，先后提出多个竞选纲领，但这些纲领在关键问题上避重就轻，把重点放在绿色生态问题上，各派在寻求新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定位这一关键政治问题上意见不合。这表明社会党在寻求新的阶级身份定位时依然摇摆不定。

第二，随着移民人口的大量增长和难民大量涌入，以及随之而来的宗教极端主义抬头和恐怖主义袭击频发，移民难民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法国政治的中心议题。加之法国经济不适应全球化的情况未能改善，民粹主义影响力在美国和中东欧国家上升，英国“脱欧”等因素又从外部加以刺激，都从反向进一步冲击了法国选民特别是传统阶层和社会底层的身份认同和身份政治，使得法国政党政治走向极端化。

在移民难民和文化认同问题上，主流政党纷纷向右转，进一步压缩了传统上主张社会平等和文化自由主义的社会党的政治空间，对社会党的政策选择提出挑战。社会党曾一度希望在新的底层包括移民群体中拓展政治空间。然而，随着移民问题与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捆绑，越来越“安全化”，社会党也不得不在竞选纲领中回应安全议题。社会党人、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在竞选2022年总统的纲领中就围绕安全议题提出一系列新主张，如强调要尊重和保护警察，加强对警察的培训和支持，重建警民互信和社区安全共治，加强司法独立，提高效率，以管控替代轻罪监禁，增加教改中心等。可见，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社会党也被迫在安全议题上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

第三，2017年大选以及“黄马甲”运动表明，法国的政治动员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传统的政党组织模式提出了重大挑战。一是新媒体的普及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社交方式转变使得社会结构和政治动员更加扁平化和网络化，同时也更容易形成偶像化效应。“泽穆尔现象”即是其最新表现形式。二是民众采取公民直接行动的方式，使得传统政党与工会的利益表达和集中代表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三是政治选择议题化，选民在不同议题上可能作出不同的政治选择。

政治动员方式的改变对于困境中的社会党虽是重大挑战，但也带来了机遇。社会党的历史发展经验表明，领袖人物对社会党的团结和改革至关重要。就新的政治动员方式而言，社会党也特别需要塑造偶像式的人物来适应新媒体时代和吸引年轻群体。然而，2017年惨败后，社会党精英不断出走：总统候选人阿蒙退党并另立左翼政党“7月1日运动”（后改名为“世代党”）；前总理瓦尔斯投奔共和前进党；两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科隆和勒德里昂不顾党内反对，加入共和前进党组建的新政府；党内左翼领袖、欧洲议会议员莫雷尔和利尼曼退党后另立新党“我们共同的事业”。直到2018年3月，社会党选出新的第一书记富尔后才开始着手重组事宜。然而，社会党党内路线之争至今仍未停歇。2021年10月，伊达尔戈在党内投票中以72%的支持率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但最近的民调显示，其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仅为5%。除马克龙、勒庞、泽穆尔外，其他政治力量也纷纷推出了偶像化的政治人物参选，社会党在这方面尚存差距。此外，在议题选择上，目前社会党似乎热衷于绿色、生态议题，但在是否与绿党联盟的问题上党内仍存分歧。

总体看，如何适应法国政党格局、社会结构、阶级结构、选民诉求等变化，重新界定身份和社会认同，并提出相应的纲领；如何克服党内分裂，加强党内团结，并制定左翼联盟战略；如何形成新的领导核心，是当前摆在法国社会党面前的三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