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悟与僧诤》是吴疆教授关于明代禅宗发展研究的一部学术专著，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聚焦于17世纪中国佛教的背景，如几个晚明时期佛教团体的发展、文人对禅宗的影响，以及临济宗、曹洞宗的主要禅宗祖师及17世纪禅宗谱系的传播。第二部分聚焦于禅悟的宗旨，尤其是密云圆悟与汉月法藏之间的争论，其中还谈到雍正皇帝在这场争议中的角色。第三部分着眼于对法脉争议的探讨，尤其是“两道悟”——天皇道悟与天王道悟之争，此争论从晚明持续至清，其影响甚至达于日本。第四部分则对禅宗的兴衰及佛教复兴的模式进行了分析。上述所有的论述都显露出禅宗的复兴在17世纪留下了痕迹。但不知为何，这些痕迹都在后来的佛教史中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本书的目的，即在于重述与重构此一重新发明的传统，展现其中的丰富张力、交涉与矛盾。

讲座伊始，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陈引驰致辞欢迎，简要介绍了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历史与访问学者项目，并回顾了吴疆教授与中心的因缘。吴教授是中心2018年的访问学者，在中心出版过工作坊论文集成果《佛法与方法：明清佛教及周边》（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这次新出版的《禅悟与僧诤》所在的“国际佛教与中国宗教研究丛书”负责人陈金华教授，也曾任中心的访问学者。随后，中西书局的李碧妍副总编介绍了近年来中西书局在宗教领域的工作成就，以及吴疆教授这一著作的出版历程。

陈引驰教授

李碧妍副总编

吴疆教授在报告中首先介绍了自己研究明清佛教的缘起，指出写作《禅悟与僧诤》受到了陈垣先生《清初僧诤记》和《明季滇黔佛教考》的启示。他认为僧诤史料的集中出现，必然代表着明清鼎革的大背景下，社会文化生活和佛教僧团存在着巨大变化。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吴疆教授对僧诤的史料进行了重新爬梳和考证，并增加了一些前人未见的新材料。他特别提到陈智超先生整理的《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和《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对其研究帮助良多。

随后，吴疆教授讲述了此书的写作过程。在哈佛求学时他研究的是佛教历史，从主流的唐宋佛教史转向了明清时段。当时明清佛教研究的相关论述十分简略，还有很多错误，很多史实必须要通过阅读第一手资料得来。他体会到学术写作是一个资料收集、分析研究、整理组织、互动反馈和写作创造以及多次修改的全过程，同时体现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内心体会和超越的追求。

这本书改编自吴疆教授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第一本专著，2007年底首次以英文出版，2023年又译为中文出版。与博士论文相比，此书增加了有关明末清初佛教和禅宗复兴走向的论述，保留了论文中涉及的两个僧诤，并增加了两章批判性分析，反映其2007年前后对明清佛教的总体认识。另外，他将主要论点由禅宗正统意识(Orthodoxy)的演变转移到对明清佛教的总体认识和时代变迁，并以禅宗的复兴为重点，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首先是有关明清佛教复兴的基本认识，比如佛教复兴的分期，禅宗复兴的滞后与其后的支配地位，以及对禅宗人物的介绍。他认为禅宗是士大夫文化的延伸，而非寺院佛教的产物，是从社会到寺庙。王阳明心学在此间的影响值得强调，尤其是李贽等泰州学派的作用。他发现李贽在禅宗宗派的思想上影响了瞿汝稷的《指月录》。而本书一直以《指月录》为禅宗复兴的起点。

其次是僧诤的分析，这部分的难点在于如何通过僧诤揭示当时佛教禅宗的变化。僧诤文献的特点是琐碎、思想不系统并且夹杂着大量的个人恩怨，传统认为其史料价值不高。吴疆教授以事件为主，挖掘这些史料在思想史、宗教史上的意义，并在这些事实的论述中对时间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展现出禅宗发展的社会性。比如密云圆悟与汉月法藏的争论反映了禅宗的精神议题；费隐的《五灯严统》关涉传法的制度性议题等等。

最后，他在结论部分系统提出了禅宗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传法的制度性意义、佛教复兴的模式、佛教复兴的界限、士大夫的作用等观点。

本书自出版以来，也受到许多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与评论。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肯定了此书对禅宗复兴的地位的描述，认为许多重大的研究发现对十七世纪的中国史研究有重要参考意义。司徒琳（Lynn Struve）称赞此书提供了晚明“佛教复兴”的全景并将读者的视角延伸至这场复兴的顶峰和衰落，充实了人们对当时儒家思想和礼仪实践中的“原教旨主义”倾向的理解。

此外，一些批评指出这本书只是在重述陈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增加微观信息，或是存在不必要的长篇论述，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以及部分英文翻译不准确的问题。吴教授在接受大部分批评的同时，强调了自己在学术写作中追求的目标。他追求概念与思想的提炼、学术叙述的新颖性和冲击性，尝试创造中国宗教史学的新叙事方式。他在写作中充分参考了欧洲史学理论，并希望通过这本书将自己的精神追求传达给大众。他总结，这反映了一种唯心史观，即历史的变迁是人的思想精神变化的产物，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决定了事件在客观环境框架内的走向。

吴疆教授

接下来，在李天纲教授的主持下，与会学者就本书相关内容进行了交流探讨。

王岗教授认为以密云圆悟为代表的黄檗宗，为17世纪的中国乃至东亚禅宗带来了新的思想和组织方式，并以临济正宗的面貌展现出来。黄檗宗通过明确传法谱系来维护正统性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可以放在明清宗族编写族谱的脉络来理解。汉月法藏强调个人内心觉悟来验证传法是否正当，这与当时的宗族思想背道而驰，不利于当时禅宗形成标准化的组织网络，破坏了传法在宗派建设上的权威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棒喝、机锋等传法形式虽被批判形式化，但也容易标准化，从而有利于大规模地组织宗派网络。《禅悟与僧诤》认为严格的传法实践活动，引起了当地檀越的坚决反对，可能影响当地士绅对于寺院的投资。而王岗教授从道教来看，其严格传法实践活动并未与地方士绅产生冲突。实际上，宗族的扩张使地方士绅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宗派可能也是如此。

侯冲教授评价这本书在欧美学界对明清佛教边缘化的背景下，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有别于以往只将语录、灯录等作为史料使用，这本书中体现了这类材料和明清佛教整体变化的密切关系。侯教授还浅谈了自己对书中所用的《东明遗录》等几种重要资料的考察，并补充了一些细节校订。他认为明代大藏经表现出的刻经形式上的统一，代表了明代佛教的复兴应是从朱元璋开始的。最后，他希望就“禅悟”的表现形式与吴教授进行探讨。

樊志辉教授主要提出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吴教授的研究方向和文化语境的转变之间隐含着怎样的逻辑联系；其二，吴教授如何处理庞大繁杂的资料，以及在常规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可以借鉴的手段；其三，相对于完成了信仰体系化、拥有完整建制的基督教，中国宗教本身的传法组织与世系，是教化组织自身的特点，还是政治系统约束下的产物。

黄绎勋教授表示吴教授的研究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僧诤实际上体现的是各种意见的争鸣，表示了佛教的复兴。近年，明清佛教的研究环境势态向好，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密云圆悟、汉月法藏等禅僧稀见文献的整理相继出版，吴教授的著作对现有研究进行了补充，开拓了明清佛教研究的领域。

傅新毅教授谈到，吴疆教授在研究中基本上将相关材料网罗殆尽，并将僧诤的背景和相关争鸣的类型都讲清楚了。然后，他就《嘉兴藏》展开论述。他认为许多研究都要使用《嘉兴藏》或《径山藏》，但现在对其开展的研究基本是书斋式研究，也就是从文献到文献的方式，缺少对文本情况的调查，对《嘉兴藏》的范围也没有严格的界定。他提出《嘉兴藏》实际上是一个动态概念。比如早期的《嘉兴藏》半叶九行，后来则为十行。《五灯会元续略》的和刻本有刊记，记载其板存嘉兴，和刻本是从《嘉兴藏》版本翻译过去的。而现在《嘉兴藏》板已无，仅存和刻本。研究《嘉兴藏》版式的复杂变化，有利于探究僧诤的相关问题，现在学界却少有研究。

张伟然教授评价吴疆教授的著作时说，“这本书堪称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对历史地理研究启发甚大。他希望在这部著作的启发下，历史地理学者更深入地参与到佛教研究中，以图表、地图等量化指标的形式，进一步揭示17世纪佛教的复兴，为佛教史研究进一步打开局面。

吴疆教授对各位学者的评论进行了回应。对王岗教授的提问，他认为道教网络更深入民间，而佛教寺院在社会基层数量更少。法系网络与寺院网络不一定重合，与权利如财产继承权相关。明末传法的僧诤与宗族有很大关系。明中期，祖先崇拜深入民间，世俗家谱和传灯录的编写反映着相同的问题。关于侯冲教授的问题，他提出对《东明遗录》的构成还需再讨论，把“祖灯录”打成“正灯录”可能是翻译有误。此外，佛教复兴应该是一个总体态势，他认为明朝的佛教复兴还是始于明末的整合。禅悟并非简单的制度传法，传法内容还是处在精神层次，个人必须要有体悟，但这也产生了矛盾，即体验是主观性的，但达到禅僧的标准应该是客观的。对于樊志辉教授的提问，他表示学术环境变了，思想要跟上。用英语讨论中国问题是很有效的训练方式，能够看到更多细节。他提到自己和邓晓芒的哲学辩论，邓晓芒认为儒释道的语言个性是不清晰的，他则认为中国的传统是超语言的，儒释道在语言上有自己的特点。吴教授赞同傅新毅教授提出的《嘉兴藏》是动态概念的观点，从海外看明末佛教的研究是很好的切入点。吴疆教授高度评价了张伟然教授在区域佛教方面的工作。吴教授透露，他一直在从事佛寺数据库、区域宗教系统，以及杭州佛教的研究；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反映在本书中。

李天纲教授总结吴疆教授的研究具有范式研究意义，他的学术研究具有本地化的特色，不断吸纳并适应当地的研究方法论。最后，李教授再次祝贺吴疆教授此书的出版。

与会学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