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骅 ：中国宗教“走出去”——论宗教在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作者：徐以骅 发布时间：2020-04-18
来源： 复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收藏本文
《中国宗教》2020年第1期
中国宗教“走出去”
——论宗教在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 徐以骅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委员
本文说明
2019年12月11日，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在北京主办了“跨宗教交流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研讨会”，亚洲宗教和平会议代表以及来自10个国家的宗教和平组织代表、宗教界人士及专家学者30多人参会，主要围绕“宗教与生态文明”“宗教的文化价值”“宗教与社会和谐”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分享了不同宗教不同国家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的理念和实践。本文根据笔者在研讨会上就“宗教的文化价值”议题所作的发言内容整理而成（此次发表有删节）
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恒久议题，向来就有主从论和两元论之争。就主从论而言，有的学者强调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宗教只是文化之树的枝干；有的学者则强调宗教的重要性，认为宗教才是文化之树的根，就像基督教神学家田立克所说的那样，“宗教是文化的本质，而文化是宗教的形式”；就两元论而言，另一位基督教神学家H.理查德·尼布尔关于宗教与文化之间对抗、从属、高于、并列和改造等五种关系类型的经典论述也广为人知。但无论何种说法，宗教与文化都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在对外关系中，文化与宗教亦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历史上,宗教一直扮演着文化交流先行者和主导者的角色,玄装西行和鉴真东渡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当下，宗教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也相当独特且难以取代，要讲好当代中国的故事，就得讲好中国宗教的故事。宗教也是中外关系中认知差距较大的领域之一，这反过来说明宗教文化交流对增进国际理解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宗教文化交流、中国宗教国际形象的建构、中国宗教“走出去”以及如何“走出去”，已渐次成为中国宗教学界关注的议题，宗教在我国对外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得到较全面的分析和诠释。归纳起来，我国宗教学界对我国对外宗教文化交流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路径：一、宗教作为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我国对外宗教文化交流曾长期中断，并且被视为学术研究的禁区。改革开放后首先打破这个禁区的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基督宗教传教运动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或中西交通史的框架下得到了重新审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得到了更全面和平衡的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文化对外交流学术研究的进程。二、宗教作为公共外交的管道。过去10多年来，随着国内对公共外交的研究趋热，对外宗教文化交流被纳入公共外交研究的管道，被称为“宗教公共外交”，或被视为国家对外关系中“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宗教的公共性、社区性、草根性和长期性与公共外交面向他国民众的基本属性相当契合。不过，目前国内学界开始对公共外交和软实力之类源自西方的话语进行反思，认为公共外交，即使是弱化官方性、强调民间性、对话性和双向性的第二代公共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各国外交工具箱中的工具，并且较易陷入公共外交泛化的误区。对外宗教文化交流尤其不应负载过多的正式外事功能,而应尽量回归其与各国平等地分享各自的宗教信息、资源和产品,从而获得彼此之间更多的认知、理解、尊重和支持的初衷。三、宗教作为跨文化对话的平台。在当今世界，对话已经成为不同文明、国家、民族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重要方式，而宗教对话则是跨国跨文化对话的重要内容，也是宗教研究中最持续、最热门和实践性最强的议题之一。在中国，学术界关注的，不仅有国内的教内对话、教际对话、政教对话、社教对话（社会与宗教的对话），而且有国际跨宗教对话以及宗教对话在国际舞台上“拆墙建桥”的建设性作用。中国宗教界以及宗教学界不仅开展了各种以学术研讨、互学互鉴和合作为形式的国内宗教对话，而且正在日益成为国际跨宗教对话的积极倡导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四、宗教作为中外人文交流的行为体。近年来，中外人文交流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升。与中西文化交流和公共外交相比，中外人文交流理念更具有创新性、广涵性、本土性和实践性，更能体现中国外交的文化底色和思想源泉。目前，人文交流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关系中除了政治、经济支柱之外的第三大支柱，被认为反映了中国对国际关系的更加全面的认知，中国也先后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当然，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具有兼容性，我国与其他国家共建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国的公共外交实践。宗教是中国文化传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宗教作为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重要行为体，目前主要还停留在学术研究层面，宗教被纳入中国的双边和多边人文交流机制将是一个渐进过程。五、宗教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中国倡导的国际关系理念和国际治理方案，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主张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被比喻为一艘“大船”，世界各国只有同舟共济才能乘风破浪。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视角，当然也为各宗教的自我超越、求同存异、互学互鉴指出了方向。宗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包括宗教在“一带一路”倡议及其相关风险，中国构建“亲、诚、惠、容”周边关系,以及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等，目前都是中国宗教学界讨论的热点议题。 宗教涉及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并且往往与政治、国界、民族、语言、文化冲突等纠结在一起，因此在不少情况下，跨地区跨宗教交流的妥协性小，冲突性强，沟通难度大。在历史上宗教曾经是文化走出去的“先行者”，但在当前国际关系格局下宗教也可能成为对外交流的“绊脚石”。正因为对外宗教交流难度系数高，所以往往需要凭借更具普遍性和更易被接受的载体。在近代史上，基督宗教在中国直接传教遇阻的情况下，曾借助各种西洋文化载体以辅助传教，如明清时期的天主教经由西方天文学而上达中国朝廷，近代入华的基督教则通过医堂、学堂和教堂，即所谓“福音布道的三位一体”而深入中国民间。而作为我国传统宗教的道教的传播乃至存续，与医学也有着不解之缘，从来就有“十道九医、医道同源”的说法，东晋著名道士葛洪就曾指出：“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中华民族具有更注重取经而非传教的民族传统和文化基因，这就决定了中国宗教的对外交流，更强调“文以载道”和“人文化成”，而非建制性的直接输出。中国宗教对外交流此种不以咄咄逼人的传教冲动和扩张性为驱动力的特点，减少了跨国交流的阻力和政教冲突的可能性，为国际宗教交流提供了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选择方案。 总之，无论在公共外交、跨文化对话、中外人文交流还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中，宗教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并且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我国宗教界在国际上积极传播中国宗教谦和宽容的信仰理念，分享圆融中道的传统智慧，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提供宗教文化公共产品，支持和平与正义事业，抵制宗教极端主义，促进跨国对话和人文交流，从而推动了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丰富了我国对外交流的路径。随着我国宗教中国化和法治化的深入发展,宗教在我国对外文化关系中的价值将会得到更多的呈现和更充分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