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在美国：疫情似一面镜子，照出了最重要的东西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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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海外日记栏目的第27篇，也是第22篇首发原创。坐标美国圣路易斯，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校友、青年作家钱佳楠。在日记中，作者记录了疫情前和疫情中令人忐忑的纽约、芝加哥之行，以及自己在圣路易斯的隔离生活。她描述了从不安到适应“新常态”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愈发感受到在疫情中人与人互助的温暖和重要性。
3月6日我从圣路易斯出发去纽约的时候，未曾料想接下来的一个月，全美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那一周是美国很多高校春假的开始，我获得的麦克唐纳奖学金每年春假组织学者去纽约采风，而我选择提前两天单独出发，这样可以见见我的经纪人和朋友。就在计划的旅行日前几天，还有来自亚洲的学者去信组织方，提出对于疫情的担忧，组织方特地回复说，计划会如期进行，我们已经带足了洗手液和酒精湿巾，也会要求巴士消毒。戏剧性的一幕从我刚下飞机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我正乘机场大巴从拉瓜迪机场来到曼哈顿，刚刚为重回大城市感到欣喜，就收到了室友发来的简讯：“麦克唐纳组织的旅行取消了。”我赶紧查看邮箱，果然收到旅行取消的通知。那天是周五，当时的我订好了后一周的周三晚上回圣路易斯的机票，原本的团体活动安排于周日到周三，也就是说，如果我还是决定后一周的周三晚上回去，我连周日到周三住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在脸书上发布了这个突发状况，立即收到了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同学的回复，她说我可以住在她位于布鲁克林的家；另一位来自中国的诗人朋友也说，我可以住在她位于新泽西的家。我很感激，但是我内心顾虑重重，这体现在我公文包里的整盒酒精湿巾和洗手液上。当时我在纽约的中国朋友还没有给我送来口罩，但我上飞机前特地买了远足用的防尘围巾，从机场到酒店，我都是“蒙面大侠”，每隔十分钟，我就拿出洗手液洗手，一到酒店，我就用酒精湿巾把所有地方都擦了一遍，包括我的旅行箱，手机壳和钥匙。那天下午，我去中城区见经纪人，坐在“优步”里，我看到车窗外的纽约一如既往的热闹，街上熙熙攘攘，所有店铺都开着，移动餐车也还停在人行道上。写字楼的大堂也没有什么不同，就是多了一瓶洗手液，我登记好姓名后，乘电梯上到Wylie Agency的办公室，经纪人和助理立即和我握手，促膝而谈。当晚，我和另一位爱荷华的同学见面，他打着伞到地铁站接我，见面还是拥抱，然后一起去广式茶餐厅吃饭，聊了整整五个小时。他还告诉我，我应该住到布鲁克林的那位同学家里，好不容易来纽约一次，当然应该多待几天。如果没有新冠肺炎，我当然愿意在纽约住下去，然而，看着纽约人仍然把病毒当成普通流感，我的内心颇为不宁。当时航空公司还没有出台免费改签或取消机票的政策，我订的机票属于无法改签，和出票方沟通了还是不行，唯一的办法是订一张新的回程机票，但是周五时候奖学金方面的回复仍是承担改签机票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周六，我和另两位爱荷华的同学一同吃午餐，这两位同学都是土生土长的“纽约客”。其中的一位还说，他经常梦见纽约的“末日”景象，比如核弹轰炸，生化武器，或者现在这样的疫情，“如果这座城注定就此倾覆，我甘愿同它一同倾覆。”他在洋洋洒洒地表忠心，我却在一旁翻查手机上的新闻：纽约的病例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州长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与此同时，奖学金方面发来邮件，说如果我必须订新的机票，他们可以报销。于是，我当着两个“纽约客”的面，订了次日的返程机票。回到圣路易斯后，我所就读的华盛顿大学发来邮件：春假会延长一周，本学期所有余下的课程将采取远程教学，本科生必须搬离宿舍。延长的春假让我的一位邻居兼同学对壁球发生了兴趣，他愿意成为我的新拍档，于是我们带上球拍去往学校的健身房。因为是春假，加上本科生又不在，健身房里人很少，我从戴着黑色皮手套的工作人员手里接过两颗比赛用球。壁球室在健身房附楼的地下两层，整一层只有我们两人，感觉很安全。新拍档打网球出身，上手很快，才第一天，我们就打了一场正规比赛。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们隔天就去练球，不亦乐乎。
我们先是收到学校教学楼“清场”的规定，要求所有研究生把个人用品带离办公室。因为嫌弃比较文学系的办公室在地下室，我从没使用过那里，所以我没有太在意，加上我本来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在家里写作和阅读，所以网课反而可以让我省下出门的时间，我的工作本身没有遭遇重大损失。然而，我的壁球拍档读建筑系，他需要把模型，图纸等等全部搬回家，而且接下来的网课会导致他们的很多实践项目流产，他的暑期实习也可能因此延后，他促发我去思考这些突如其来的“调整”给其他专业领域的人士带来的压力。与此同时，学校图书馆改变了开放时间，只有周一到周五的白天开放，而且必须刷有效的学生卡入内。看到这条规定的时候，我俩就担心健身房会关闭。有一天，归还壁球的时候，我们还特地问了工作人员：健身房会不会关掉？工作人员说，我没有收到风声。讽刺的是，就在第二天，壁球拍档发给我简讯：健身房宣布暂时关闭。那一周的周五，整个县市的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都宣布关闭，圣路易斯下达“居家令”，如非必要，不要出门，践行“社交隔离”。
Delmar Loop街上的店家都贴着或暂时歇业或只提供外卖的告示
“居家令”颁布的第二周，我独自到家附近的德尔玛鲁普（Delmar Loop）街散步。这条街原本是圣路易斯有名的商业街，有类似好莱坞的名人地砖，旧式有轨电车载着好奇的游客来回穿梭，餐厅到了周末更是人满为患。但是，疫情笼罩下的德尔玛鲁普街成了鬼城，几乎所有的餐馆和商店都贴上了告示，不是暂时歇业，就是只提供外送。路上连人影儿都没有，如果碰上了一两个人，我们也就心照不宣地各自往一边靠，所谓相隔“六英尺”，我戴着口罩。
但我还是和壁球拍档去附近的森林公园跑步，我们会绕公园慢跑一圈，整整八英里。然而，一个温暖的午后，我觉得跑步也不安全了。或许是因为没有地方可去，人们都来森林公园“放风”，但凡看到人，我都会绕进一旁的草坪拉远距离，但是倘若人一多，防不胜防。那天回家，室友告诉我，哈佛的校长就是在慢跑的时候感染上新冠肺炎的。和所有人一样，我感到，所有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正常生活里习以为常的一切如今都成了奢侈。我还有着个人的愁绪，偏偏这种时候，我的护照快要到期了，我必须去一趟芝加哥中国领事馆。出发之前，我就担心自己给室友平添了更多的风险。室友是韩国人，很早就开始关注疫情，我们都担心身为国际学生，万一在美国染病，治疗的费用将会是天文数字，所以最好的预防措施就是不出门，然而，我却需要在风口浪尖去芝加哥。按照国内朋友的建议，我备好了口罩，一次性塑胶手套，还在亚马逊上买了防护眼镜（因为医疗用的防护眼镜已经卖空了，我购买了抵挡蓝光的阅读护目镜），还有一次性雨衣。因为没有驾照，我必须乘坐火车，我只能祈求这种时候的火车上没什么人。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原本订的下午三点的返程车票被取消了，只有晚上五点的，这就意味着我在领馆完成护照更新之后会有近四个小时的时间需要打发……因为所有的餐厅和店铺都闭门歇业，我可能连厕所都找不到……所幸，出发前一周，中国领事馆也改变了对外开放时间，原本下午的预约全部改到上午，我就把火车票改到下午一点，这样，我几乎可以一办完护照就返回火车站。我的火车是早上四点半从圣路易斯启程，从家打车到火车站的途中，司机看到我的装扮，以为我是医科生（再三考虑之后，我没有穿雨衣）。到了火车站，玻璃大门上贴有这样的告示：旅客进门必须摘去太阳眼镜，面罩等一切遮挡面部的物件。我下意识地摘下了护目镜，仍然戴着口罩。凌晨四点的车站大堂没有几个人，我看到有其他美国人也戴着口罩，就没有摘除口罩，甚至还把护目镜戴上了。我每天都查看美国的病例，在火车站，我能够感受到这种严峻的疫情带给普通民众的心理变化。当疫情在亚洲爆发的时候，美国人包括专家在内都将新冠肺炎视为加强版的流感，民众一副就算得病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亚洲人普遍使用的口罩一度成了种族歧视的标签，专家也出面说没有证据支持口罩在预防新冠肺炎时有效，当然，作为亚洲人的我们也心知肚明，在美国也买不到口罩。但是，四月初，在圣路易斯火车站，我看到上车的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一都戴着口罩，无论是白人还是非裔，坐在我后面的那位非裔大叔带了整瓶的消毒剂，简直把座位进行了大扫除。这是我自疫情最初在武汉爆发后，第一次感受到普通美国人开始重视这个病毒了。到了芝加哥，我打车去领事馆，“优步”司机也戴着口罩，他告诉我，芝加哥的“优步”公司要求司机戴口罩，虽然并没有跟进的监督措施。我请他放下车窗，说这样我俩都安心一些。中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都是全套装备，口罩，护目镜和手套。前来办理业务的人也都是类似的装备。更新完护照后，我从领事馆走回火车站，芝加哥也成了空城，那些威严壮丽的高楼大厦仍然在密歇根湖畔耸立着，一座座铁桥仍旧坚固，但是街上只有零星的跑步者。走过剧院和音乐厅，仍然听到门廊的音响播放着歌剧，但是面对街口的大屏幕却写着“后会有期”。
这是我在美国中西部居住的第四年，我来过好几次芝加哥，这座城从没有像这一次这样既熟悉又陌生，我仿佛看见了它毫无遮掩的裸体。回程的火车和去程一样没什么人，Amtrak有整节的观景车厢，我坐在里面看着美国著名作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的随笔，为之后的采访做准备。窗外是中西部成片成片的农田，整节车厢只有我一个人。如果是平时，我应当为自己的“特权”而欢呼雀跃，而此刻，我只感到安全——我感染的风险又小了一些。
国内的朋友还警告我，路上不能吃也不能喝，尽量不要去厕所。我也这么做了，整趟芝加哥之行只去了一次厕所，当然，我首先用酒精湿巾把所有地方都擦了一遍。去芝加哥之前，我就跟室友商量好，回来之后我会做好严格的居家隔离。我们所住的公寓是两室两卫，但是客厅和厨房是共享。我在出门之前给自己做好了后一周的饭菜，装在饭盒和食品袋里，这样，我就尽量不使用厨房。我还在厕所里屯好密封垃圾袋，不使用我们合用的垃圾桶，但凡进入客厅和厨房，我都会戴上口罩和手套。好朋友知道我居家隔离之后，给我送上了各式各样的温暖。先是我原本在爱荷华，如今一起来到华盛顿大学的同学给我烘烤了迷迭香面包，他亲自送到公寓楼门口，室友下楼去取。当天，室友去超市的时候还帮我带回了鹰嘴豆泥，那个晚上，我就着鹰嘴豆泥，吃着新鲜出炉的面包，心满意足。而后是另一位邻居兼朋友把他的生日蛋糕装在饭盒里放在我家门口，接着我的壁球拍档给我送来了苹果和蔬菜，再是旅居圣路易斯多年的作家张洪凌老师亲手做了高难度的贝格（bagel）和全麦面包，给我送来，因为是社交隔离，她看到我的室友后就把食品袋放在门口，然后离开，室友再去取。张老师还发短信告诉我，这些食品袋也已经放了超过一周，所以应该没有病毒了。室友看我天天吃一样的饭菜，也想方设法帮我换花样，她烤了饼干，做了意面，大酱汤，还有迷迭香牛肉，每次都是单独给我盛好，发短信给我，然后我出来拿进房间，这些不仅是美食，更是友谊，关爱和人性之善。居家隔离的第一个周末，我似乎感到了抑郁——疫情的不确定性再次让我对写作这项职业选择感到愧疚，已经而立之年的我仍漂泊不定，而且，我的写作究竟有没有意义——我不仅不能集中精神，还有着种种消极的念头。在脸书上发了牢骚后，很快就有不少朋友从世界各地发来问候。第二天晚上，我和另一位爱荷华同学打了长达三小时的电话，我开着免提，一边吃室友做的意面，一边听他聊漫威电影里潜在的文化意识形态，好像回到了中学时和朋友们闲扯淡的时候，向来回避闲聊的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才是生命中的快乐之源。居家隔离的第二周，因为确定了和乔纳森·弗兰岑电话采访的时间，我沉浸在大量的阅读和反复的采访稿修改之中，无暇面对自我质疑。没想到，正式聊天的时候，我们面对疫情的感受不谋而合——他说：如今，我们更能感受到我们对于身边的人和事的依赖。病毒是对我们社区的考验：社区里的人有没有遵循法规？人们是否善待彼此？人们是否支援陷入困境的地方企业？我们的食物从哪里来？这些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我们还谈了不可解决的死亡问题，数码时代的思想自由，以及非虚构写作中的主观性种种大问，他耐心，温和，他所提供的思维方式有如醍醐灌顶，让我迫不及待地想整理和翻译出来和更多读者分享，也是这个过程之中，我知道自己的工作有着意义。于是，在居家隔离余下的日子，我似乎找回了废寝忘食工作的热情。“废寝忘食”大概是夸张，就在隔离结束前两天，好友问我哪天“重获自由”，我不情愿地告诉他是两天之后，但随后还是厚脸皮地追问：“我还有没有可能吃到你答应做的香蕉蛋糕（banana bread）？”他说，我就是想说，我明天给你送来。我已经想着重获自由之后，要把这些大家送来的食品盒填满再送回去：马卡龙，曲奇饼干，芝士蛋糕，绿咖喱鸡等等。这些因为病毒侵袭而阴霾密布的时日，或许每个人都在重新估量生命中有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我也一样。生活最终会恢复正常，但我希望自己不会忘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关爱如此珍贵，要在往后的工作和生活里做一个能给他人带去温暖和力量的人。如果你此时也身在海外，欢迎与我们分享你的见闻或观点（留言或于后台联系我们投稿），我们希望这个小栏目，可以伴大家共度时艰，祈愿全球疫情早日平息，大家健康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