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被誉为“特朗普预备政府”的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于5月发布的专著《美国优先：美国国家安全的方法》（An America First Approach to U.S. National Security）系统地梳理了“美国优先”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试图为未来的新政府提供一份转型路线图。该书由曾担任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弗莱德·弗莱茨（Frederick H. Fleitz）编辑，凝聚了一批跟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前官员和学者的看法和政策主张。

如果特朗普在11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并于明年1月20日重返白宫，他将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桌上有一份可遵循的剧本。尽管特朗普竞选团队一直表示只遵循并承诺其自己的提案，但考虑到这些保守派智库与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密切关系，审视他们提出的倡议，反思“美国优先”的概念变迁和政策进路变得极为重要。

02来自幕僚的“美国优先”与具体的外交政策蓝图

弗莱兹表示，根据“美国优先”的外交计划，乌克兰问题需要尽快解决，最终乌克兰不需要正式将领土割让给俄罗斯，但短期内乌方不太可能重新有效控制其所有领土。为了保障乌克兰的安全和持久和平，“将乌克兰武装到牙齿”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担心这已经成为一场消耗战，将杀死整整一代年轻人。”

然而，由于美国已向乌克兰援助超700亿美元援助，一批共和党内保守政客不愿为乌克兰提供更多资源。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坎（Charles Kupchan）表示，支持特朗普的许多选民想要做的就是减少援助，“甚至关掉水龙头”。特朗普本人此前曾表示，他若上任后并不会向乌克兰派遣美军，而是将迅速采取行动削减对乌当局的援助。相比之下，拜登政府一直在推动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G7峰会期间拜登与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为期十年的双边安全协议。

一些分析人士还担心，凯洛格和弗莱茨的“美国优先”计划可能会让俄当局在俄乌谈判中占据上风。负责涉俄政策的前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弗里德（Daniel Fried）表示，“美国优先”计划所描绘的俄乌停战方案“似乎像是一个让乌克兰放弃被俄罗斯现在占领的所有领土的进程”。

作为可能的特朗普第二任期幕僚，弗莱兹对乌克兰问题的表态也不免具有党争色彩。弗莱兹批评拜登政府对结束乌克兰战争“缺乏有效的外交政策”“缺少领导力和战略引领”，尤其是拜登对于对乌军事援助的态度前后矛盾。弗莱兹也进一步表达了特朗普回归能迅速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信心。关于援乌法案这一拜登任期内难能可贵的成果，弗莱茨认为法案的通过主要依靠民主党的支持力量，因此这一成果既不属于特朗普所鼓吹的“民主的重大胜利”，也不是对共和党或特朗普的失败。

弗莱兹强调全球盟友对于促进国际安全的作用，并认为美国与盟友的合作能够保卫自身安全和促进全球安全。但凯格洛中将也表示，“美国优先”也意味着对于军事力量的谨慎使用，在诉诸武力之前应尽可能地尝试和平手段解决全球冲突。他还以特朗普任内应对朝鲜核威胁为例，认为特朗普通过强有力的总统领导力和通过外交手段与盟友合作、结成联盟，对朝鲜发出强力且有效的制裁，以非暴力手段成功遏制住了朝鲜的核实验。

然而，特朗普竞选所放出的信号是收缩国际联盟，并对不符合美国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部份大加批判，例如此前对北约成员的国防开支要求。对于弗莱兹的言论，特朗普竞选团队高级顾问，克里斯·拉奇维塔（Chris LaCivita）表示：“无人有权代表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与外国政府交谈并做出承诺”。同时，特朗普竞选网站的政策部分也并未讨论这个话题。弗莱兹表示，他并非“代表特朗普发言”，而是根据他与特朗普的经历提供政策评估。

主笔《美国优先》对华战略部分的叶望辉宣称，“美国优先的对华政策建立在击败中国影响的努力之上，力求使其政策无法影响美国人的正常生活。”他宣称，“中国的影响”已经触及到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政府的每个部门以及总统及其政府必须处理的所有活动。”

叶望辉称，其总体目标是“识别、抵抗和遏制这些恶性影响，并改变我们对这个不稳定行为体的依赖模式”。叶认为关键在于反思中美接触的政治效应：“我们在做什么能够将财富、技术和机会转移给一个企图伤害我们的实体？我们又做了什么来减少这种情况？特别是疫情期间我们了解到，美国对一个市场的依赖过于严重。”

不难发现，叶设计的“美国优先”对华政策以国内政治为出发点，力求开辟本土的“清除中国影响力战线”。将国内问题归咎于中国因素的“中国政策国内化”，将可能导致中美在经贸、文化、教育、环境等诸方面“泛安全化”，走向全社会脱钩的路径。除此之外，这一政策也根植于“美国优先”中对外界影响的不信任和“保持文化纯净”的宗教冲动，可能对中国公民、美国华人和亚裔居民在美国的正常生活造成冲击。

叶更将中国因素注入党争，他表示“中国的问题在于，其‘侵略性的政治战’现在与技术结合使用，这为在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影响行动和试图影响选举或播种分裂创造了问题，”试图抹黑中国“介入美国选举”。这亦与弗莱茨的言论呼应，其煞有介事地宣称中国“介入选举支持拜登”。他宣称，“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目的是保持对“美国政策的有利影响”，并避免特朗普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政策，如加征关税。

在美国政策界的语境下，“特朗普主义”绝不仅指特朗普本人的所思所想，还包括深受特朗普影响、紧随特朗普动向的保守派各界智囊人士所提出的方针。“美国优先”派人士也并非与特朗普亦步亦趋，但他们的政策主张将被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可能的）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实践，进一步形塑了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曾在2019年撰文指出，在不违背大国竞争框架的前提下，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强烈导向使得政策目标明显优先于政策路径，政策流程缺乏严格控制、甚至陷入漂流，进而也为建制派精英创造了实现某些其他目标的空间。

然而，5年之后，如弗莱兹这样的高举更纯粹、更忠实特朗普路线的前官员卷土重来。他们的观点虽然在专业性和连贯性上不及博明、科尔比等共和党安全问题专家，但在理解和讲述特朗普主张时却更为真诚而专注。因此，特朗普若上台，其在官僚系统的选用空间将会更大，“美国优先”将从一种政策目标变成一种筛选官员的基础条件。

事实上，弗莱兹等人已经跃跃欲试。其在书中坦言，特朗普应为过渡方案做好充分准备，提前布局官员人选。他们指出，2016年竞选期间，民主党的过渡团队已提交了超过1000个未来供安全审查的官员任命名单，而特朗普的团队只提交了25个。根据他们的说法，新特朗普政府应该准备好用坚持“美国优先”方法的特朗普忠实拥护者来填补大约1200个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职位。与之对应，博明、科尔比和奥布莱恩等另一批前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精英近日也频频刊文或演讲，为特朗普可能的新政府出谋划策。只是他们的论述更集中在华府内圈，拒绝“美国优先”这样的大众政治口号成为政策设计。

然而，“美国优先”本质上是一种作为选举工具的政策，因而兼具宣传性和功能性。它已成为美国政治话语中一个分歧点。对支持者来说，这代表着一种实用主义的复兴，强调在全球事务中保护美国的利益和资源。然而，批评者则视之为一种退回到孤立主义的危险信号，可能削弱美国与其全球盟友的关系，并损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地位。正如当前的政策讨论所示，特朗普政府期间的“美国优先”策略虽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成效，例如通过重新谈判贸易协议来尝试修正贸易不平衡，但在其他方面，如对外关系和环境政策，则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批评。

作为一种“转型期”的外交路线，“美国优先”也不免陷于语焉不详的困境，往往在孤立主义、现实主义、保护主义等概念间打转，并在精准术语的缺乏下成为一种“四不像”的“缝合体”。然而，更重要的是，应该透过充满矛盾的“美国优先”所体现的政策辩论动态和历史渊源，深刻理解当下美国社会复杂的内外政治脉络，进而体会这一政策的学理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