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对我而言，是机缘与志向交汇的结果。回望最初的那个瞬间，我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未曾预料的吸引力——一种让我从理工科背景迈向国际问题研究的召唤。

1996年底，我还是复旦大学外事处的一名项目官员，负责安排校内学者与来访的外国专家会面交流。其中一次任务，我被指派协助美国研究中心的倪世雄教授接待一位来自美国的学者。会议当天，我陪同学者走进美国研究中心，静静坐在一旁，听倪教授与来宾展开深入对话。坦白来说，我已记不清他们具体讨论了哪些内容，但那场对话所呈现出的宏观视野、学术深度和对现实问题的精准剖析，深深震撼了我。当时的我，只是作为一名行政人员参与接待，却隐隐觉得自己正在见证一场思想的碰撞——一种对全球格局、中美关系以及国际政治复杂性的洞察。这种全新的认知，像一颗种子，在我心中悄然埋下。

作为一名理工科硕士毕业的人，我的学术训练更多聚焦于技术性、逻辑性的问题，而国际问题研究的广阔视角、历史纵深和多层次思维方式，对我而言是陌生的。但那次经历让我意识到，科学与技术可以解构世界的物理规律，而国际关系与战略思考则在解读世界的权力格局和人类社会的互动方式。我开始对这种学术视角产生浓厚兴趣，并逐渐萌生了深入探索的想法。

或许，那一刻我并未意识到，未来的自己会真正融入这个领域。然而，正是那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对美国研究中心有了最初的印象，也让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学术兴趣和职业方向。我开始主动关注国际事务，阅读相关书籍，试图理解那些影响世界的关键议题。而我与美国研究中心的缘分，也正是在那时悄然开启。

01初入中心： 从图书馆到学术研究的转型

1999年，在复旦大学外事处时任领导沈丁立教授支持下，我参加了国际关系专业的在职博士生入学考试，并以英语考试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跟随恩师倪世雄教授开始了博士生学习。2000年，我正式加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踏上了一条从学术辅助到独立研究的成长之路。回望这段旅程，中心的变迁与我的个人发展紧密交织，每一步都伴随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从最初的图书馆管理到网站建设，到期刊编辑工作，再到专职研究，我的角色在不断变化，而美国研究中心的学术方向也在时代的推动下不断深化。这些年的经历，不仅让我见证了中心的发展轨迹，也塑造了我个人的学术道路。

加入美国研究中心后，我的第一项职责并非学术研究，而是图书馆管理。作为中心的图书馆馆员，我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分类和管理中心的藏书资源，确保研究人员能够迅速获取所需的文献。这份工作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美国研究相关的学术著作和期刊，也让我对该领域的研究框架有了初步的理解。

在担任图书馆馆员的同时，我注意到，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美国研究中心的信息传播方式需要更新。于是，我主动提出建立中心的网站，并负责寻找合适的技术人员（为了节约经费，找了一位复旦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进行设计。这是中心的第一个网站，也是我们迈向信息化时代的重要一步。最初的几年，我承担了网站的日常维护工作，包括上传学术成果、更新研究动态、管理访问权限等。尽管这些任务在今天看来可能只是基础工作，但在当时，对于一个研究机构来说，搭建并运营这样一个网络平台意味着对外学术交流方式的转变，也为中心在国际学术界的可见度提供了新的渠道。

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我在2008年迎来了新的职责——担任《美国问题研究》的编辑工作。这份学术辑刊虽每年仅出版两期，但整个编辑流程极为复杂，从选题策划、稿件审核、学术审稿、编辑润色到最终出版，每一步都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在这五年多时间里，我直接参与了学术研究的幕后工作，对如何筛选高质量研究成果、如何构建一篇论文的论述逻辑、如何平衡不同学术观点等方面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作为编辑，我需要审阅大量来稿论文，其中不乏极具启发性的研究。在与作者和审稿专家的互动中，我逐渐培养了更敏锐的学术眼光，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体系。这段经历不仅提升了我的研究素养，也让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学术兴趣方向——数字战略与数字治理。这些积累为我2013年后专职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02学术成长之路： 从网络安全战略到人工智能治理

当我加入美国研究中心时，正值“9·11”事件发生后的全球格局重塑期，美国的安全战略经历了深刻调整。彼时，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围绕安全、外交、经济、文化和宗教等议题的传统研究方向也在这一背景下不断深化、细化。2000年，中心被正式命名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开始关注全球反恐背景下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其中包括恐怖主义研究、美国国会运作、信息安全战略等。我最初的研究方向主要聚焦于网络政治与美国网络战略，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当时仍属较为新兴的方向，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它逐渐成为国家安全、国际关系乃至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6年，中心进一步升级，获批为美国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领域随之拓展，不仅涉及安全议题，还涵盖中美经济政策协调、全球治理体系下的中美互动等。随着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到来，中美竞争逐步加剧，科技竞争成为两国博弈的核心议题之一。这一趋势促使我进一步拓展研究方向。这一时期，我的研究视角从单一的网络战略扩展至更宏观的数字治理，包括网络空间治理、数据主权、人工智能治理等，开始关注美国如何塑造全球数字规则、如何通过技术标准影响国际关系，以及中国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找到合适的定位。

在这一学术成长过程中，国际学术交流成为我研究深化的重要推动力。自2015年起，我开始频繁受邀参加各类国际会议，尤其是关于网络安全、网络空间治理、中美科技竞争的高端学术研讨会。我在多个重要国际平台上发表演讲，与世界各国的学者、政策制定者及智库专家进行深入对话。通过这些交流，不仅获得了第一手的全球研究动向，也推动了我的研究更加贴近国际政策现实。这些会议涵盖不同层次的国际对话，既有全球性的学术论坛，如德国的柏林亚洲安全会议（Berlin Conference on Asian Security），也有专门面向政府与政策制定者的闭门会议，如德国科尔伯基金会主办的“山村对话”（Bergedorf Round Table），甚至包括部分由各国政府支持的战略讨论平台，如印度外交部与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RF）联合举办的“数字金砖闭门会议”（Digital BRICS Conclave）。在这些会议上，我得以近距离观察各国在网络空间治理和数字发展方面的政策思路，深刻感受到网络安全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涉及全球权力博弈、国家主权、经济竞争和社会治理的多层面议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多次中美学术交流中，我切身体会到两国在网络空间规则、数据治理、人工智能道德伦理等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以2017年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网络空间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为例，美国学者普遍倾向于强调市场驱动与开放创新，而中国学者则更关注国家安全与数据主权，这种不同的治理逻辑直接影响了两国在人工智能标准、数据跨境流动、网络监管等问题上的立场。在2024年俄罗斯主办的金砖学术论坛上，我探讨了金砖国家在网络安全治理方面的合作潜力，并在同年9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举行的“网络风险减低： 中美俄欧方案”研讨会上，就中国的网络安全战略与西方学者进行了交流。作为研究者，我的任务不仅是分析这些政策分歧的本质，还要探讨可能的对话空间，寻找能够促进全球网络空间稳定的合作路径。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爆炸式发展，全球主要国家都在积极制定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以确保技术的可控性、安全性和伦理合规性。人工智能治理已成为科技竞争的重要内容，不仅涉及技术本身的安全性，还包括伦理规则、算法透明度、数据隐私保护、政府监管方式等。在这一背景下，我的研究逐步转向人工智能治理和数据治理，探讨全球主要国家如何在技术竞争的同时，寻求在伦理与规则层面的共识，也因此撰写了美国人工智能战略、人工智能影响复合战略稳定的作用路径、人工智能国际竞争与合作、中美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人工智能国际治理、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等相关中英文文章。

03亲历时刻： 从学术交流中汲取营养

除了研究领域的拓展，美国研究中心的国际合作方式也在我工作的这些年间经历了从零散化到机制化的变化。早期的国际学术交流更多依赖个别学者之间的联系，而随着美国研究中心影响力的提升，我们逐步建立了一套系统化的国际合作模式，包括定期与海外高校、智库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设立中长期学术访问项目等。这些机制的建立，不仅提升了中心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也为包括我在内的国内学者提供了更广阔的研究视野。

在学术成长的过程中，我也曾与美国研究中心的其他老师一起前往美国访问多家知名智库和大学，这些经历让我对美国学术界的运作方式、政策研究体系以及中美关系的现实动态有了更加直观的理解。我们曾访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等顶级智库，深入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战略思考。这些智库在美国政府决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判断。在与这些机构的学者交流时，我深刻体会到美国政策研究的务实性，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理论框架，更强调数据分析、案例研究以及政策影响力的落地。

在美国研究中心的这些年，我还有幸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国际交流活动，并近距离接触了一些全球知名的政治人物和学者。这些经历不仅拓宽了我的国际视野，也让我对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思维方式、外交策略，以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经历，是2001年时任美国参议员的拜登来访复旦大学。作为一名资深参议员，他当时在美国外交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力。这次访问中，拜登与复旦的师生们进行了深入的对话，讨论的主题涉及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全球治理，以及双边合作的可能性。虽然这些话题在学术研究中经常被探讨，但当它直接来自一位美国重量级政治人物之口，且结合了他丰富的从政经验，便显得格外具有现实意义。作为在场见证者，我深刻感受到，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之间并非截然分开的两个世界，学者的观点、研究成果往往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策制定，而政策制定者的考量也反过来塑造了学术界对国际关系的理解。

除了拜登的来访，我还亲身参与了柯特·威尔登（Curt Weldon）参议员和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的演讲。威尔登参议员长期关注中美军事与安全事务，而佐利克则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后来成为世界银行行长。他们的演讲分别涉及美国对华战略、全球经济治理及贸易政策。与一般的学术讲座不同，这些演讲更多展现出美国政策制定者对现实问题的考量方式——既有基于利益的战略计算，也有出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特别是佐利克的发言，他提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这一概念，强调美国希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一观点在当时引发了广泛讨论，而今天来看，佐利克的观点仍然是理解中美关系演变的一把钥匙。聆听这些演讲，不仅让我获得了第一手的政策解读信息，也让我对美方在中美关系中的定位和逻辑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另一场让我受益匪浅的交流，是陪同倪世雄教授一起参与的汪道涵市长与李侃如（Kenneth Liberthal）的深度对话。汪老是中国对美外交的重要人物，而李侃如则是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的讨论围绕着中美关系及地区安全问题展开。作为交流记录者，我得以近距离观察这场高水平的思想碰撞。汪老思维缜密，条理清晰，而李侃如先生则展现出美国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深入研究，两人彼此尊重，却又不乏针锋相对的辩论。这次交流让我深刻体会到，国际关系的博弈并非简单的“零和游戏”，而是需要通过长期的沟通、相互理解，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妥协来寻找平衡点。这种智慧不仅体现在政策谈判中，也体现在学术交流与研究之中。

这些宝贵的经历，使我对美国研究有了更现实的认识。美国研究不仅仅是阅读书籍、分析数据、撰写论文，更是在现实的政治舞台上观察、理解，并尝试解读政策制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名研究者，我们既需要站在理论的高度审视国际关系的本质，也需要在具体的政策讨论中理解决策者的考量，因为学术研究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与现实政策、国际对话，乃至全球格局密切相关。

04学术成长的思考与展望

从2000年初入美国研究中心，到2013年后从事专职研究，再到今天回望自己的学术历程，我深感个人成长与中心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心各位领导及前辈专家们的提携和帮助、中心行政老师们的协助都是我成长的条件。中心不仅为我提供了研究平台，也塑造了我的学术方向与研究视角。在这条学术之路上，我从最初的图书馆管理、网站建设、期刊编辑，到独立研究、参与国际学术合作，每一步都带着挑战，但也充满了收获。

如今，美国研究中心已走过四十年的历程。作为其中的一员，我见证了它的成长，也在这里完成了从学术辅助者到独立研究者的蜕变。这不仅是一段个人经历，更是一种学术责任的承接——如何更深入地理解美国，如何更理性地分析中美关系，如何在全球竞争中找到中国自身的定位，都是摆在我们这一代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回顾这一路走来的学术成长历程，我的研究领域经历了从网络安全到人工智能治理、数据治理等领域的演进，这一过程既受到技术发展趋势的推动，也受到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站在美国研究中心成立四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我期待自己能够继续在这些领域深耕，为中美科技竞争与合作提供更加客观、理性的研究支撑，推动中国学者在全球数字治理的对话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同时也期待作为整体的美国研究中心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影响力，为学术界、政策制定者乃至更广泛的社会提供更具深度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

来源丨https://mp.weixin.qq.com/s/07a_E-hULcJj4AMHtnyx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