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到爱德华·拉泽尔（Edward P.Lazear）的名字是在1999年秋天，当时我正坐在芝加哥大学雷根斯坦（Regenstein）图书馆的地板上翻阅着《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我那时希望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了解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于是偶然发现了拉泽尔的论文《零售定价和清仓销售》。这篇文章易于阅读，有理有据，而且非常直观——即使对于我这样的本科生来说也是如此。

自那之后，20多年来，他一直是我的恩师、论文导师、老板、朋友和合著者。当他于2020年11月去世时，世界失去了经济学领域最耀眼的明星之一。埃迪（Eddie）不仅是顶尖学校的顶级经济学家。他还有着连贯的思维框架、标志性的演讲与写作风格，以及使他具有超级明星地位的出众个性。尽管一些经济学家也具备埃迪某方面的能力，但正是所有这些能力的完美融合使埃迪如此独特——这是他自己曾经研究过的一个想法。而这正是我们必须铭记他的原因。

每一个见到埃迪的人，都能立刻明白他为何能代表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他遵循了一些简单的原则，并在研究、教学和政策分析中把每个问题都推导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他相信人们的行为是理性的，竞争是一种好的力量，而市场可以通过价格达到均衡来实现经济结果——埃迪在他2000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文章《经济学帝国主义》中这样写道，这同样也是他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的宣言。

埃迪经常告诉我们，作为博士生，要“打好手里的牌”。经济学有一个强大的引擎；不要将其扔掉。他隐含的批评是，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把它扔掉了，或者至少把它放进了回收站。在埃迪看来，经济学的基本工具足以解释世界上98%的事物，但经济学家们太轻易地诉诸于其他解释，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在理性范式下仔细思考。

我在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时正是世纪之交，那时我注意到埃迪是教师中的一个异类。他既参加理论研讨会，也参与实证研讨会，而其他人很少这样做。他坚持使用芝加哥学派的框架，这与他所在的斯坦福大学致力于推动博弈论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埃迪不仅仅是典型的内向型学者；他也以演说的方式实践经济学。埃迪因其关于锦标赛和强制退休的文字研究工作而闻名于世，但他的主要天赋其实只需要观察他本人就可以看出。他对经济行为有着深刻而基本的直觉，是一位精通经济学的辩论高手和阐释者。在研讨会上，他经常同时反驳整个房间的人。他说：“研讨会之于学术生活，就像电视之于现实生活。”埃迪坚持不懈地对不求甚解的思维进行批判（不过在他年老的时候比较温和），你会发现，他年轻时曾是批判赛场上的拳击冠军。有时，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这位老拳击手会站出来攻击，发力迅猛。我记得他把鲍勃·托佩尔（Bob Topel）从芝加哥带来，介绍他关于健康价值的研究。我从未见过两个人如此快速地谈论经济学。虽然我周围的人都在写博弈论的论文，但我却逆势而行，选择了埃迪作为我的导师。我想成为像他一样的人（现在依旧如此），做到如他所说：“打好手里的牌。”

像许多理论家一样，埃迪能够迅速看透问题的本质，并识别出模型背后能推动结果的关键假设。但他更高超的技巧在于，他发现了为什么如果市场能够正常运作，许多问题就会自动消失。在世纪之交，信息不对称理论风靡一时，通过这种视角认识世界成为一种潮流。埃迪经常指出这一点。分析师们常常把信息环境当作是既定的，却从不解释信息不对称在均衡状态下为何以及如何持续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埃迪借用了科斯定理，他认为买家和卖家有强烈的交易动机，这将推动世界走向高效。埃迪对复杂的多主体动态博弈理论的细微差别不感兴趣，而对世界的一阶解释更感兴趣。他是奥卡姆剃刀原理（Occam’s razor，译者注：“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即“简单有效原理”）的生动体现，埃迪不断寻求遵循简单逻辑且容易在数据中揭示的真理——无需任何花哨的技巧。

如果埃迪是天行者卢克，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就是他的尤达（译者注：卢克和尤达是《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重要角色，后者是前者的恩师和贵人）。埃迪职业生涯的前18年是在芝加哥大学度过的，这奠定了他的知识基础。他经常毫不迟疑地说加里·贝克尔是他的偶像。他认为贝克尔“不仅仅”是一名经济学家，而更是一位将经济学扩展到其领域之外的至高无上的社会科学家。和埃迪一样，加里也使用了理性、均衡和竞争等相同的工具作为他的主要思维模型。他最重视的是理性代理人对价格的反应所产生的影响。加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他可以基于一个核心观点来评论一篇论文，然后在整个研讨会上回到这个核心思想。和埃迪一样，加里非常尊重事实，但从根本上说，他是一个理论家。他实践了把理论与数据相结合的芝加哥方法，将两者融合在一起，以获得最佳效果。而现在，知识的专业化已经使经济学专业远离了这种强大的融合方法，而我们也因此变得更糟。

埃迪和加里看待世界的方式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非得要我指出一处差异，那就是加里更愿意接受规范经济学，而埃迪则更严格地坚持积极经济学。加里认为，现行的联邦或政府政策往往是错误的，基于合理的经济学基础上的彻底变革可以改进社会福利。例如，加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美国应该增加以技术为基础的移民，以提高经济产出。相比之下，埃迪坚持认为要了解为什么美国每年只允许一百万移民进入该国，以及了解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具体的冲突关系——正是这种关系阻碍着大量移民的政策。

2006年，埃迪前往华盛顿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CEA）主席，2007年，我跟随他并加入了他的团队。埃迪的知识分子形象和社交形象使他非常适合这项工作。他是布什政府中最资深的经济学家，并因此受到了总统的尊重和关注。即使芝加哥方法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可能会被质疑，但它对于政策分析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杜鲁门（Truman）总统创建了该委员会，因为他意识到，总统的内阁对同一政策常常给出相互矛盾的建议——例如，劳工部主张提高最低工资，因为这有利于工人，而商务部则主张降低最低工资，因为这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CEA则是诚实的中间人，其评估相互冲突的论点，并向总统提出建议。委员会在最大限度地解决中央计划者的问题，这对埃迪这样追求效率的人来说再完美不过。白宫政策工作的速度意味着我们中没有人可以进行长期的学术研究来回答问题。我们依靠作为经济学家的核心人力资本，经常花时间在政策备注、简报、会议和电话中解释基本的经济学知识。这不是一个花哨的计量经济学或复杂的机制设计的时代；相反，这是一个芝加哥价格理论的时代。埃迪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以高超的技巧完成这一任务的经济学家之一。

如果你想看到芝加哥方法的实际效果，可以参考金融危机初期出现的一个政策问题：取消个人破产中抵押贷款的豁免，使其免于“缩减”。“缩减”要求以市场价格而不是历史成本持有资产价值。破产法允许汽车缩减到其市场价值，但不允许抵押贷款这样缩减。例如，一个房主（债务人）可能在抵押贷款开始的时候有一所价值30万美元的房子，但在金融危机期间，房子的价值可能下降到20万美元。与汽车、房产不同，破产债务的价值仍将反映30万美元的历史成本，而不是20万美元的市场价值。政策问题在于是否将抵押贷款下调到20万美元。在没有“缩减”要求的情况下，债务人承担市场价值下降的成本，因为他被要求支付更高的抵押贷款的历史成本。在“缩减”措施下，这些成本转移到贷款人身上。如果市场竞争激烈，而贷方在均衡状态下获得零利润，贷方将通过提高未来抵押贷款的利率来应对成本的增加。这些更高的利率会降低住房需求，从而降低房价。

对于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来说，政策变化（取消抵押贷款的豁免权，无“缩减”）导致市场结果（房价上涨）之间的这种联系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提议这项政策的财政部投资银行家来说，这一点却远非显而易见。这不是复杂的博弈论或复杂的计量经济学的应用，而是一系列的逻辑推论——这正是芝加哥方法的特点。我们在那一年审议的几乎每一个提案上都使用了这种推理，而埃迪在CEA的高价值鼓励了这种思维，并在政策讨论中推广了这种思维。很多时候，我们在实践一种简单的机制设计：小规模的政策干预，可以外科手术式地处理市场的各个部分，同时尽量减少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并避免建立永久性的政府项目。在危机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从2007到2008年——埃迪主张市场有能力进行调整，既能奖励成功，也能惩罚失败，他始终以理性的声音进行抗辩，也实践着他所说的：“打好手里的牌。”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在一个自称重视商业的共和党政府中，需要不断阐述《经济学101》？主要原因是，政治不可避免地影响白宫的每一个决定，无论是外部（参议院对众议院）还是内部（OMB对财政部）。这些不同的政治力量常常使讨论偏离经济现实，而我们在CEA的工作就是要将其带回现实轨道。埃迪认真对待他作为诚实的中间人的角色，并对我们所有的人提出了高标准。他以身作则，在每一个经济困难的时刻，不断地用清楚的语言解释基本的经济学知识——2007年和2008年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虽然埃迪坚定地致力于芝加哥方法，但他并没有教条地追求经济上的完美。我们经常选择第n个最好的解决方案：第二好的方案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第一好的方案也是不可能的。许多经济学家可能会反对这样做，但埃迪非常明智，他知道，经济学只有在高度受限的环境中愿意提供最佳解决方案，才能在政策桌上发挥价值。这发生在2006年关于可再生燃料标准的辩论中，该标准规定生物燃料（如乙醇）必须是汽油的组成部分。虽然埃迪反对政府强制选择一种技术而不是另一种技术的想法，但他接受了政治现实，主张设立一个安全阀，允许小型、高成本的生产商免受该标准的限制。

与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等之前的主席相比，埃迪是一位不太寻常的CEA主席。伯南克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与工作人员在一起；而埃迪大部分时间都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圈子里进行人际交往。我们和埃迪在物理空间上是分开的——他的办公室在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行政办公楼，而我们其余的人由于911事件后的翻修，在两个街区之外的一个卫星大楼里工作。然而，埃迪和他的同事之间的这种距离可能提升了CEA在政策讨论中的作用，因为这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在白宫西翼工作——每个人都认识他。正如现在的传闻一样，埃迪经常和布什总统一起骑山地自行车，而且是为数不多的这样做的高级职员之一。在周末的早晨，他与总统一起乘坐豪华轿车往返白宫，这样的时间不受干扰，这有助于建立他与总统的信任和关系。

作为一个经济学爱好者，埃迪的能力在课堂上得到了最大的展示。他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了一门关于激励和生产力的课程，这门课程是他在自己创造的领域——人才经济学中设立的。他能够向MBA学生教授积分，部分原因在于他是描述任何正式模型背后直觉的专家。他陶醉于MBA学生之间的活跃交流，并经常使用苏格拉底方法来阐明管理和公司决策的平衡后果。他的博士课程也受到了同样的赞誉；2000年，他获得了斯坦福商学院颁发的博士生教学奖。但埃迪的教学远不仅限于正式课堂。他几乎向他遇到的每一个人讲授经济学——从本科生到朋友，从同事到内阁部长。

埃迪的技巧包括丰富多彩的例子、严谨的措辞，以及在每一个解释中都包含了争论的双方主体。他经常用极端的例子来说明一个观点。为了理解代理人在比赛中如何应对风险，他举了在飓风中打网球的例子。埃迪是一个机会均等的老师，他对待本科生和诺贝尔奖得主都有同样的耐心和尊重，并付出相同的时间——他的机智和幽默更是从来不让人失望。

埃迪是众多研究生的良师益友。每个研究生都知道，读博期间会有低谷。我第一年没有通过计量经济学资格考试，差点离开斯坦福大学的项目。埃迪奋力挽留我，让我相信学术生活是高尚的。读博的第三年，在想出来论文的题目之前，我感到很迷茫，但和埃迪在他的胡佛办公室见面总能让我振奋。他告诉我，要不断尝试新的想法，并向目标发起冲击。最终，我建立了一个绩效目标模型——这是对古典锦标赛的改编——最终成为我论文的核心。这是典型的芝加哥风格——专注于效率，没有复杂的机构问题，假设中没有任何限制——这篇论文使我在芝加哥得到了一份工作。我的经历也实践了埃迪的那句话：“打好手里的牌。”

作为导师，埃迪最大的天赋就是总能看到别人最好的一面。20多年来，在我和他的每一次谈话中，他总是说一些关于我的积极的事情。他会在谈话中提到我的长处、技能以及无限的可能性。他在个人层面的积极态度是非常慷慨的。他不会在你面前炫耀自己的优点；相反，他会鼓励你，让你知道，你也可以取得卓越的成就。我将永远铭记这样的恩惠。他对我以及他所接触的每个人的态度都是如此。

去年，我邀请他到德州农工大学做一个杰出的演讲，部分原因是为了邀请他一起写一篇将芝加哥价格理论应用于移民的新论文（这是一个他很感兴趣的话题）。我不是移民方面的专家，但是想要在他的领域中与他对话。我知道我引起了他的兴趣，因为他会随机给我发邮件，比如在周六晚上10点，我们会一起讨论这个话题。在整个疫情期间，我们一直在写这篇论文，快写完时，他在9月向我透露了他被诊断为癌症晚期的消息。他不想谈论这件事，并要求我保密，我照办了。他说，他计划“像一个优秀的荣誉德克萨斯人一样，穿着靴子死去”，并坚持工作到最后。像往常一样，我们每周都会就论文的问题交换长篇电子邮件，一直到他去世之前（即感恩节前的那个周一）。对于像埃迪这样享有盛名又有富有成就的人来说，他在晚年可以做任何事情。但他选择将最后的时间用来进行新的研究，这证明了他相信思想的力量。埃迪用一生践行着“打好手里的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