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6日美国中期选举,任期过半的特朗普政府面临中考。在特朗普政府当选的2年来，美国对外关系发生了几近颠覆性的变化，其中中美关系的变化幅度之大更是令人瞠目结舌。2017年12月美国《国际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判断大国竞争成为国际战略矛盾的核心，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当前，美国政府对我实施全部门全政府甚至举国  体制性的施压战略，其国会在对华问题上更是“多箭齐发”，刻意制造中美的对峙局面。美国政府在中美贸易战、南海、台海，以及我国新疆和西藏地区等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2018年10月4日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美中两国恢复关系40年来最强硬的讲话”，更是在社会舆论上把中美关系推向“新冷战”的漩涡。

中美关系发生“百年未遇之变局”，在其中宗教因素有何影响或起了何种作用？特朗普政府上任伊始，美国舆论和智库界不少人士认为，奉行“重商主义”和“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总统在其任内并不会太看重宗教问题，其首任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ison）大砍国务院经费并裁减机构（如国务院“宗教与全球事务办公室”），使一批具有所谓倡议人权和宗教自由背景的官员离职或退休，削弱了美国政府内的宗教关注,这种情况直到2017年7月特朗普提名时任堪萨斯州州长的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为美国国务院第五任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后才有改观。布朗巴克曾担任美国众、参两院议员，是国会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关键人物之一。他于2018年2月1日正式宣誓就任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距离2017年5月上一任大使戴维·萨珀斯坦（David Saperstein）卸任已有1年半之久，但如此高级别政客出任该职为前所未有。2018年6月12日，原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人类传播研究系副教授、藏独支持者丹增多吉（Tenzin Dorjee）出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新一届主席，这一事态同为美国政府试图激活和激化中美关系中的宗教因素的全面对华政策的一部分。

所有政策都有变与不变、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的两面，当然侧重点和倾斜面可能会有差异甚至迥然不同，美国的对华宗教政策亦是如此。下面我们对从特朗普政府上任到中期选举以来宗教作为影响中美关系因素的变与不变，作一简要梳理。

一、当前中美关系中宗教因素的持续性

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内外政策都发生重大调整。但宗教作为美国对外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因素，目前仍在以下方面保持着相当大的连续性。

首先，至少就目前而言宗教互动仍是中美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美宗教交流始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1979年8月28日至9月7日,以赵朴初任团长、丁光训任副团长的中国宗教代表团赴美参加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神学院召开的“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第三次大会，这是新中国宗教在世界舞台上的首次集体亮相。“世宗和”会议结束后，丁光训主教又应美国基督教教会联合会之邀，率领中国基督教代表团访问了纽约、华盛顿、旧金山等7个城市。这次访问也被视为1949年后中国基督教与世界基督教重新建立联系的破冰之旅。在历经西方主导的传教时代以及中西宗教零交流时代之后，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宗教互动进入了一个交流更加平等、主体更加多元、范围更加广阔的“后传教时代”。目前中美之间的宗教交往无论从参与面、团体机构、合作研究项目、人员交流等都具有广泛性和高频率。

其次，就中美关系而言，宗教仍具有对比度强烈的两面性或多面性。它一方面可以是敌对势力渗透的载体，另一方面也是民间友好交往的纽带；一方面是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甚至是冲突引爆点，另一方面则是加强两国民心相通以及夯实民意基础的有效途径。与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一样，宗教在中美关系中的正负作用大小和相互转换，在较大程度上更取决于主观因素即我国政府的管控和治理水准，以及我国宗教的自身建设、对外交往和防渗透能力。

再次，在中美关系中,宗教依然配角和次要因素而非主角和决定性因素。笔者此前曾经指出，就中美关系而言，如果说“一个中国”是中美关系的“基石”、经贸往来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那么宗教因素充其量也不过是“垫脚石”，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程度不等的促进或促退作用。作为次要因素宗教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应等闲视之，掉以轻心，但也无需过分夸大，作泛安全化的处理，从而分散和摊薄我国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资源。

第四，美国对华宗教关系和政策的基调未变。“宗教自由”向来被美国用来建构盟友和形塑对手。美国一方面寄希望于用美国政教模式来塑造中国，对中国进行道德说教；另一方面则用美国宗教自由标准来衡量中国，并以此来抹黑和打压中国。美国在对外宗教关系尤其是推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领域的基本理念和看法保持不变,如其朝野共同鼓吹的“宗教自由优先论”“宗教自由和平论”“宗教自由反恐论”以及“宗教自由繁荣论”等；而在对华宗教领域美国政府将“主权问题人权化、人权问题宗教化、宗教问题安全化”的做法也基本未变。目前有舆论和研究认为在某些领域如高科技领域中美已陷入某种“新冷战”局面，其实在对华宗教领域美国政府几乎就从未摆脱过冷战思维。从1999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以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已连续19年在其“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将我国列为“特别关注国”，此种持续性在中美关系的其他领域相当少见。

二、特朗普政府在中美宗教关系中的重大调整

然而在过去两年间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宗教领域亦出现某些重大调整和变化，这些调整和变化包括：

第一，宗教领域对华持续施压是美国全方位、全政府对华战略的一部分。中美博弈中宗教议题地位上升最显著的例子是2018年7月24至26日美国国务院召开首次全球“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参会的有来自80多个国家的40多位部长级官员、175名社会团体代表以及100多名宗教领袖。此次会议台独、藏独、疆独分子等以各种形式参会，美国国务院还在其网站和驻华大使馆网站上发布谴责中国宗教政策的公开声明，表现出对中国的严重敌视和挑战姿态。该会议的具体成果之一，就是成立地区性国际宗教自由圆桌会议机制，该机制目前已成为美国在宗教领域对我国施压的重要平台。2019年3月8月至12日，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将率团出访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并出席3月11日至12日由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联合举办的所谓“印太地区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会议，成为中美建交以来访台的最高级别美国政府现任官员。目前美国对华安全战略与对华宗教战略空前一致，试图通过运作所谓宗教人权议题把我国拖入冷战式意识形态冲突的漩涡，中美在宗教领域的冲突加剧并且表面化。

其次，美国政府最高层形成对华宗教鹰派。随中情局局长蓬佩奥（Mike Pompeo）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John Robert Bolton）分别接替蒂勒森和麦克马斯特（Herbert Raymond McMaster）出任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目前特朗普周围已形成由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国安助理博尔顿以及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组成的美国政府前所未有的最亲近宗教右翼的上层核心圈子，完全改变了美国政府和国务院在所谓宗教自由问题上无所作为的情形。事实上此4人不仅与聚集在华盛顿特区和弗吉尼亚州的阿林顿和亚历山大两县的国会宗教自由连线、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宗教自由研究所等美国主要所谓宗教自由倡议机构、智库以及为之提供大量资金和信息的宗教人权类非政府组织关系密切，而且本身就是所谓国际自由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如国安助理博尔顿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成立之初的1999至2001年间，就是该委员会成员。与此同时，近期以来，此前在所谓对华人权和宗教自由议题上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的美国行政部门与国会也一反常态，开始就上述议题“对表”。与在沙特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遇害事件上美国政府与国会仍分饰两角并严重对立不同，目前美国不仅国际安全战略重心与对外宗教战略重心趋于重合，政府与国会在对华宗教领域也达成高度共识。

再次，宗教领域对华策略与手段上也出现新的变化，对我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形成直接的严重挑战。与经贸问题一样，在所谓宗教人权领域，美国越来越强调所谓对等原则，改变在上述领域光说不做的现状,并且宣称要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实施所谓“宗教迫害”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实质性制裁，包括不能入境美国、针对个人财产进行制裁等。其中目前已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西藏旅行对等法》，以及分别在参众两院审议的《2018年新疆维吾尔人权法案》，就试图将两国有关人员进入对方国家某些地区“对等化”。上述2项法案的提出均表明美国政府目前在经贸领域对华施压所采用的所谓“对等策略”已开始延伸至宗教等领域，并以此来实质性制裁和“精准打击”我国政府和驻外机构的有关人员。

第四，经贸和地缘政治议题与宗教议题的对冲局面发生变化。就一般而言，美国对所谓中国宗教自由问题的强调是随地缘政治和中美政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呈反比的，即中美关系中经贸冲突和地缘政治因素的上升通常意味着宗教因素重要性的下降，这在美国经济萧条、反恐形势严峻和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情况下尤为如此，较少出现经贸和地缘政治议题与宗教议题重叠并行的局面，因此关于美国对华政策通常有是受经济利益绑架还是受宗教利益劫持的争论。然而在当前，美国对华施压的经贸和地缘政治目标与宗教议题已从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制约，演变为全方面的相互推进。

三、宗教与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

特朗普从政以来的政治和选战策略是巩固基本盘，他比以往各届政府更加依赖宗教保守派尤其是白人福音派的支持，在宗教领域兑现了大多数竞选承诺，如签署暂定7个穆斯林国家签证和移民的总统行政命令、恢复“墨西哥城政策”即禁止将美国海外援助资金用于资助施行堕胎的机构、通过行政命令阻止实行限制教会团体参政的“约翰逊修正案”、任命最高法院2名保守派法官戈萨奇（Neil M. Gorsuch）和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在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内设良心与宗教自由部门来保障社会保守派在医疗领域的诉求，政府发布公告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在实施各自政策时均要尊重“宗教自由”，以及把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等，使其政府成为近数十年来美国最亲近宗教右翼的行政班子。因此尽管其民调屡创新低，但特朗普在宗教选民中间的支持率和工作表现满意率却一直居高不下。作为把特朗普推上总统职位的“三股势力”（即福音派基督徒、传统经济保守派和白人工人阶级）之一，宗教保守派尤其是白人福音派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再度发力，使共和党仅丢失对众议院的控制而避免了失去多数州长职位以及参议院多数党地位的全面崩盘局面，选前美国舆论界一度流传的民主党大获全胜的“蓝色潮”并未出现。

2018年8月27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国家宴会厅宴请约百名福音派领袖。要求他们动员福音派信众在中期选举中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称如果共和党失利，民主党将反攻倒算。结果白人福音派在此次中期选举中的投票率之高创下记录，把75%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并且在印地安纳、乔治亚、密苏里、佛罗里达等州的选举中取得了更高的投票率，从而为共和党保住和赢得了若干关键的联邦参议员和州长职位。

2006至2018年中期选举众议院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得票率（根据宗教归属）

（资料来源：NBC News，转引自Elizabeth P. Sciupac and Gregory A. Smith, “How religious groups voted in the midterm ele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