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洪:国际组织全球治理使命将更加艰巨
作者:张贵洪 发布时间:2020-05-01
来源: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收藏本文
新冠肺炎疫情已肆虐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同样对国际组织产生冲击。特别是作为联合国系统负责国际公共卫生事务的专门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及其总干事谭德塞在全球抗疫中的表现,也在国际舆论中成为争论焦点。起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久前宣布美国暂停向WHO缴纳会费,理由是WHO存在三个“没有”:没有及时分享疫情信息,没有及时提供防疫政策建议,没有及时宣布“全球大流行”等。美国还宣布将对WHO进行为期30-90天的调查,以查明WHO和总干事谭德塞在疫情防控中是否存在“失责”行为。4月20日,谭德塞在视频记者会上对美国指责WHO隐瞒新冠疫情真相的说法进行了驳斥,称美国“从第一天起”就对此知情。因为在去年12月报告最初病例的一开始,美国疾控中心(CDC)就有十几名工作人员全职驻扎在WHO位于日内瓦的总部,这证明了WHO的透明度。“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瞒着美国”。客观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是WHO自1948年成立以来需要应对的最大的一次公共卫生事件,而美国的“断供”和“追责”可能是WHO 成立72年来面临的最大一次挑战。国际组织领导人被调查追责并不是没有先例。2004年-2005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接受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多次质询。尽管安南本人最后被证清白,但联合国前任副秘书长、联合国伊拉克计划办公室执行主任塞万被指违规行事,“严重危害了联合国的诚信”。此外,2007年,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因为“女友门”事件陷入“道德危机”而辞职;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卡恩因性侵案辞职;2015年,美国司法当局指控联合国大会前主席约翰·阿什受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已明确表示,将对疫情的发生、传播和各国的应对,进行回顾和调查。由于疫情的大流行已不仅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而且已造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人类危机,作为负责全球公共卫生事务的专门和最高机构,WHO不仅要参与调查,可能也将成为调查对象。美国对WHO的调查和追责主要针对谭德塞为主的领导层。这既有美国国内政治的考虑,也有国际战略博弈的因素。客观而言,WHO每年有近30亿美元的资金,在全球有7000多名工作人员。疫情的暴发和蔓延,有其不可预见性。WHO在预警和防控疫情中的表现是否存在不足,将有待调查的结果。但无论如何,这对WHO是一个挑战和考验。在疫情结束后,包括WHO在内的国际组织将会面临更大的考验,只有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适应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一是如何加强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国际组织是国际合作的产物,是国际协调的平台。每个国际组织,特别是政府间国际组织,都是会员国授权负责特定国际事务的最高机构。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和专业性主要体现在处理特定全球事务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推动国际合作和解决全球问题,是衡量一个国际组织权威性和专业性的基本标准。这一方面取决于会员国是否提供充分的配合和支持,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国际组织从官员到职员的战略视野、领导能力、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二是如何实现国际组织内部的透明和高效。国际组织或多或少担负着服务全人类和全世界的使命,但主要是为会员国服务的。会员国政府和社会组织为国际组织提供会费和捐助以及其他各种支持,以确保国际组织的正常运作。反过来,国际组织通过制定规则和政策、开展项目和活动,提供专业和优质的服务,解决会员国共同面临而会员国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如果说,及时足额缴纳经费、遵守国际组织的规则等是会员国的基本义务,那么,国际组织的主要职责就是做到决策和财务的透明,以及有效地解决全球性问题。三是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的基本力量,也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全球治理赤字,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国际合作的意愿和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际组织的领导和协调作用的欠缺。国际组织的领导和协调作用,与其权威性和专业性是相辅相成的。是否能够在病毒的科学研究和疫苗研发方面充分利用其权威和专业的优势,从而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一定程度上可能决定WHO在未来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地位。疫情后的世界将不再是“原来的世界”。很多国家不得不“节衣缩食”,国际力量面临重组,国际秩序可能重塑。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只有不断变革,才有可能在新的秩序中得到强化,否则就会被淘汰或被取代。疫情后,中国的国际组织策略同样需要进行调整。近年来,我国大力加强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忧虑。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中国公民担任了其中4个机构(粮农组织、国际电联、工发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的一把手。因此,在西方,一些官员和学者就担心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控制和渗透。疫情过后,我们的重点可转向国际组织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特使顾问、咨询专家等,支持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取得咨商地位。(作者:张贵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2020年4月22日刊发于《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