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于4月14日至17日访华，在中国上海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讨论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可能的合作。会后，双方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领导人气候峰会、联合国气候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等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沟通交流，取得积极进展，重启中美气候变化对话合作渠道。这也为中美两国在部分议题上探索“共生共赢”的合作方式释放出积极信号。
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和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解振华在上海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谈；图片来源：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应中方邀请，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于4月14日至17日访华。据新华社报道，双方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领导人气候峰会、联合国气候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等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沟通交流，取得积极进展，达成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重启中美气候变化对话合作渠道。克里在上海的会晤是拜登（Joe Biden）政府首次派高官正式访问中国。这也为中美两国在部分议题上探索“共生共赢”的合作方式释放出积极信号。
当下的中美关系充满复杂性，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美国方面对待中国强调竞争，但又不放弃接触和对话；中国对美国的部分不当外交行为表示谴责的同时，也在尝试在个别议题与美国扩大接触。这一点在本次会谈的时机和地点选择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根据美方公布的行程安排，克里先后到访印度、阿联酋、孟加拉国、中国和韩国。行程结束后，美国将在4月22日至23日举行为期两天的地球日线上视频峰会。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裴洛西(Nancy Pelosi)本月13日写信正式邀请拜登于本月28日就职百日之时赴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施政演说，希望拜登“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就各项挑战与机会分享见解。”美国新总统一般会在宣誓就职后的2月就赴国会发表上任后第一次施政演说，但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延期至执政百日。克里此次亚洲之行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拜登“执政百日”冲刺政绩预热。在正式出访中国上海前，正在印度访问的克里8日在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时，就气候变化问题回答说，“希望与中国合作。虽然不能肯定，但是抱有希望。”克里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也坦率地表示：“是的，我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很大分歧，这是绝对的。但气候必须独立，否则，你将伤害你自己的人民。”克里作为中国在气候谈判问题上的“老朋友”，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与中国展开合作的期待，这一表态也为接下来的会谈奠定了良好的基调。本月9日，美国总统气候变化特使克里访问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图片来源：CNN
与此同时，拜登“老友”美国前参议员克里斯·多德（Chris Dodd）选择在此时率团“访问”中国台湾，随行的两位非现任高官分别为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和史坦柏格（James Steinberg）。尽管美方强调此次访问属“非官方”性质，但美国“挑衅”“踩红线”的意图也比较明显，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克里的会谈增加谈判筹码。中国一侧，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本月15日宣布，应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4月16日在北京出席中法德领导人气候视频峰会。而克里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4月22日至23日美国即将召开的线上全球气候峰会做事前准备。两相呼应，《日本经济新闻》揣测，中国此举旨在与欧洲的核心法国和德国确认合作，在接下来的“气候变化峰会”上确保主导权。但也有专家表示，此举也不必过分解读，无论是线下或是线上，领导人是否出席某项会谈都需要大量的外事准备，两个会谈恰好出现在同一时间段或许只是日程紧张背景下的某种巧合。回到更广泛意义上的环境保护议题，这一时间段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便是日本决定向太平洋倾倒超过100万公吨的核废水，这无疑给克里访问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在克里到访韩国后，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溶即向美方转达了韩国政府和民众对日本决定将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的忧虑，并呼吁美方就确保“日本透明且迅速地向国际社会提供有关信息”予以关注和配合。考虑到中美当前的微妙关系，美国在日本排放核废水的问题上自觉站到了日本一侧，也引发了国际舆论的谴责。不难看出，美国在联合日本、韩国等国家开展与中国竞争的同时，也有部分媒体表示其在特定议题上被日本等国家“绑架”。这张照片由美国驻首尔大使馆提供，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左)与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溶举行会谈；图片来源：Washington Times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谈地址选在了中国上海。一方面，考虑到北京多次承担重大外交外事活动的压力，有意发挥上海作为重要对外联络城市的作用。同时，上海近年来在科技创新、碳市场能力建设、垃圾分类等环境保护议题上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选择在上海会谈更能够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成果和决心。另一方面，今年是纪念1971年“乒乓外交”50周年，“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建交的契机。4月上旬，上海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包括邀请美国总领事馆馆员进行乒乓球友谊赛等。1972年，作为中美之间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始。上海承载了中美友好的诸多历史记忆，选择上海举办会谈同样表达了中国希望与美国展开坦诚友好合作的心愿。图为上海东郊宾馆
会谈结束后，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尽管存在批评声音认为《声明》仍然以粗线条、大框架的方式勾勒了会谈成果，透露出的具体信息极少，不具备可操作化的联合行动指南功能。例如缺乏能够量化的具体数字指标，没有提及中美气候联合工作组、清洁能源联合科研开发等实施细则等。但从另一个面向来看，这次发表的《声明》依旧可圈可点之处，尤其与2014年的声明相比，此次声明中美两国在气候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上也都迈上一个台阶。首先，在标题的确定上，与2014年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相比，本次《声明》更加强调“气候危机”。2014年声明第一条也开门见山地将气候变化形容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但在本次声明中，“危机”一词直接出现在标题中。气候问题已然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危机”，中美共同应对气候危机是当务之急，中美两国在该问题上形成了共同的认知，这一共同认知成为中美合作的前提与基础。《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截图；图片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U.S.-China Joint Statement Addressing the Climate Crisis）美国国务院网站截图；图片来源：U.S. Department of State其次，中美双边合作以推动多边合作为目的，共同致力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等多边进程中开展合作。比较2014年和2021年的两份声明，开篇都赋予《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重要意义。但2014年的描述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重申加强气候变化双边合作的重要性，并将携手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以便在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在公约下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一项议定书、其他法律文书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议定成果。双方致力于达成富有雄心的2015年协议，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更加突出中美双边合作的重要性，并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今年的《声明》则将中美双边合作置于多边合作的大框架下，更加强调在“多边”平台共同致力于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原文表述为“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按其严峻性、紧迫性所要求加以应对。这既包括强化各自行动，也包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等多边进程中开展合作。双方回顾两国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力与合作，为巴黎协定的制定、通过、签署和生效作出历史性贡献。”再次，节能建筑、气候韧性农业等减排方案进一步拓展和明确。为实现与《巴黎协定》相符的温升限制目标，双方在绿色能源、节能减排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拓展和明确。具体包括：1.工业和电力领域脱碳的政策、措施与技术，包括通过循环经济、储能和电网可靠性、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绿色氢能；2. 增加部署可再生能源；3. 绿色和气候韧性农业；4. 节能建筑；5. 绿色低碳交通；6. 关于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合作；7. 关于国际航空和航海活动排放合作；8. 其他近期政策和措施，包括减少煤、油、气排放。爱丁堡大学商业与气候变化中心主任梁希解读，该《声明》在第一条就列出“循环经济”“储能和电网可靠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和“绿色氢能”的技术路径。过去CCUS常被认为是过渡性技术，而在碳中和背景下，CCUS的重要性得到凸显。本次《声明》中没有出现2014年声明中提及的“核能”技术。在政策举措上，或许因为美国还没有发布全国碳市场计划，联合声明也没有提及备受关注的在碳定价和碳市场领域可能的合作。第一，《声明》指出“两国均期待4月22、23日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双方认同峰会的目标，即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前提高包括减缓、适应和支持的全球气候雄心。”外界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否亲自出席存在多种揣测，但《声明》中无疑透露出中方对美国主办气候峰会的充分肯定和支持态度。而作为某种程度的回应，《声明》最后提到的“双方还将合作推动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也是美方对支持中国在气候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肯定。第二，《声明》首次提到两国通过尽可能扩大国际投融资支持发展中国家从高碳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转型。梁希指出，这一点将促使中美系统地开展气候投融资工作，从而约束商业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为海外高排放项目提供融资的行为，达到能源低碳转型的目的。第三，《声明》中开创性地谈及中美“关于国际航空和航海活动排放合作”。美国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建宇将其形容为“历史性的一步”，《巴黎协定》中并未对国际航空和航运设定具体目标和要求，但应对气候危机与降低国际航空和航运的排放密不可分。
克里出访前，外界不乏怀疑的声音，美国国务院曾透露，由于中美在人权等问题上的对立正在激化，克里的访华“有可能被取消”。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正式发布前，《南华早报》就刊文认为克里的访问收效甚微，表示美国气候特使克里结束的中国之行成果乏善可陈，中国和美国在气候合作方面的机会之窗正在缩小。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于2021年3月11日周四在巴黎出席新闻发布会。
但随着克里顺利访华、《联合声明》顺利公布，无论是在应对气候危机还是在妥善处理中美关系方面，此次会谈的作用都得到了外媒积极正面的肯定。此次会谈对今后中美两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进一步发挥建设性作用有着重要意义，会谈的顺利举办回应了大量环保人士的期待。BBC在题为“中美承诺应对气候变化”的报道中提及“中美会议取得的一项积极成果是双方都认可资金应该流向低碳项目，而不是高碳项目。双方还承诺计划进一步减少各自的排放。拜登将在本周美国峰会上或之前公布其倡议。”路透社(Reuters)也撰文指出“这次会谈也标志着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重启气候问题对话。在特朗普（Donald Trump）执政期间，双边讨论一度陷入停滞。”亚洲风能协会艾德格尔·科克维克（Edgare Kerkwijk）表示，“尽管美中声明‘只提供了高水平的承诺’且缺乏细节，但联合承诺将加速世界从化石燃料的转型。在即将到来的格拉斯哥气候峰会期间，我们达成一项更全面的气候协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政客新闻网（POLITICO）也做出类似评价，“尽管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面临日益紧张的局面，但两国仍在继续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虽然声明中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新政策，但它安抚了相关人士的紧张情绪，他们一直担心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中美两国关系冷淡，而这将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此次会谈也让国际社会在阴云密布的中美安克雷奇会晤后窥见难得的一丝曙光，让世界看到了中美合作推动多边主义的可能性。《南华早报》援引相关人士表态，称“重启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对全球具有深远影响。这不仅是为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和巴黎协定铺平道路，也是重启两国政府战略和政策对话的契机。”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全球经济复苏迟缓、中美关系微妙这一全球背景，此次会谈发出的积极信号将极大推动全球气候行动的势头，进而为多边主义合作注入新动能。但如果将此次会谈置于中美关系的大框架下，外界认为会谈发出的积极信号值得肯定，但推动效果非常有限，中美关系的前景依旧不甚明朗。中美在上海的会谈结束后,留下了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国家公共广播（NPR）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其中一个真正的问题是中美两国将如何实现提出的目标，以及何时承诺会做出必要的改变。对中国来说，迫在眉睫的问题是煤炭，因为中国的电力和供暖部门仍然严重依赖煤炭，并且依旧在世界各地建造燃煤电厂。中国最新的经济计划也并没有比前几年减少煤炭使用量。但中国尚未计划在短期内做出这些改变。”外媒对中国能否兑现承诺也存在怀疑之声。中国承诺2030年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但BBC援引独立研究机构“气候行动跟踪者”（Climate Action Tracker）的观点，认为中国目前正在运营1058座燃煤电厂，占全球产能的一半以上，且中国依旧允许甲烷的排放，这“根本不符合将升温控制在2°C以下的要求”。中国河北省张家口市的一家风力发电厂；图片来源：China DailyCNN评价，此次克里访华考验着中美两国能否在同时存在分歧的情况下进行合作。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谈到，两国的合作是遏制气候恶化的关键，但中美在人权、贸易以及中国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一直在威胁着这类努力。《日本经济新闻》如此评价，“北京不愿放弃在气候谈判中的主导地位，但中国渴望创造一个契机，软化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强硬立场。邀请克里访问上海是为了营造一种和解的气氛。”而在美国方面，“拜登政府无意为了更快达成气候变化协议而在安全、经济或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妥协。”正如绿色和平（Greenpeace）组织驻北京的高级气候与能源政策官员李硕所言，中美声明是在“艰难谈判”之后发表的，是在“巨大地缘政治挑战之际”发表的。克里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尽管中美能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优先达成协议，但美国在安保、经济、人权等其他问题上坚决不会妥协。这也反映出中美关系的同床异梦。从长期来看，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仍充满隐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4月发布《共担大国责任，引领全球零碳——中美气候合作新议程》研究报告，其中指出“当前拜登气候计划以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和美国绿色经济复兴为核心，面临产业结构、基础设施 投资、新兴关键资源、市场需求等瓶颈有赖于中方合作参与。中国政府提出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也有赖于国内绿色经济发展提速和参与引领国际气候治理，在清洁交通、氢能、储能技术等领域需 要美方开放技术合作限制。因此，推进《巴黎协定》和达成碳中和目标将是中美关系的‘破冰船’，而中美高级领导人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认识是中美重拾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今年2月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尽管选民对同中国在汽车和医疗保健等许多领域的创新与贸易合作表示担忧，但选民也非常愿意接受围绕清洁能源发展的潜在伙伴关系。不难看出，尽管中美仍然存在诸多分歧，但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拥有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都可以同时获得国内的政治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赢”。可以说，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共识是中美间难得的公约数。很多人将当前的中美关系定位为“竞合关系”，即竞争与合作并存。但在气候这一领域，双方可以说能够实现“共生共赢”的关系，这也为探索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更多的灵感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