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实社交”网站上写道：“如果尼日利亚政府继续放任基督徒被屠杀，美国将立即停止对尼日利亚的一切援助，并很可能动用武力干预这个如今已经声誉扫地的国家，以便彻底消灭正在犯下这些可怕暴行的伊斯兰恐怖分子。”从事件前置脉络来看，特朗普的言论并非突发表态。此前数周，美国国会部分议员与保守基督教团体已展开密集游说，核心诉求是敦促政府将尼日利亚列为“特别关注国家”（CPC）——这一名单是美国官方界定“侵犯宗教自由”国家的核心依据。而在特朗普发出军事威胁的前一日（10月31日），其政府已正式将尼日利亚重新纳入该名单，同期列入的还有缅甸、朝鲜、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为后续的强硬表态铺垫了政策基调。

多家权威媒体针对特朗普的相关举措作出评论，其中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明确指出，特朗普此举是对其核心选民群体——基督教福音派（Evangelical）支持者的回应。由此，特朗普对尼日利亚，尤其对其国内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武力威胁，在基督徒眼中堪称2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然而，仅仅从简单化的“回应选民压力”视角解读这一事件，显然仅仅是冰山一角。特朗普政府的此次行动，背后潜藏着更为复杂的国内政治生态与国际关系博弈问题。就国内政治生态而言，特朗普作为具有鲜明反建制属性的政客，其第二任期执政合法性的建构高度依赖基于政治领袖个人的“魅力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以保护基督徒为名对尼日利亚进行武力威胁的行为何以成为特朗普形象塑造与政治动员的关键一环？就国际关系博弈而言，美国长期以来以“自由民主”等特定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为旗号的对外干预，是否会因特朗普的“实用主义”主张而发生断裂？基于此，本文将超越简单的政治动机解读，尝试从宗教——这一在美国政治结构中具有深远影响、却在既有研究中相对被忽视的角度切入，力图呈现这一事件背后多维度的政治逻辑机理。

图为尼日利亚拉各斯各报纸的头版报道称，唐纳德·特朗普威胁要对尼日利亚发动“火力全开”的军事干预，原因是尼日利亚未能阻止针对基督徒的袭击。

图片来源：The Guardian。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宗教构成呈现鲜明二元特征：约53%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主要分布于北部地区），45%信奉基督教（主要集中在南部及中部地带），宗教信仰与地域、族群身份深度绑定。近年来，尼日利亚宗教冲突与极端主义袭击频发。“博科圣地”等伊斯兰组织长期在尼日利亚北部及中部地区实施恐怖活动，多次针对基督徒社区发动袭击，包括教堂爆炸、村庄劫掠、平民杀戮等行为。根据国际公民自由与法治协会（Intersociety）于2025年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仅今年前七个月，尼日利亚就有超过7000名基督徒被杀害。不同教派的基督徒和温和派穆斯林经常死于博科圣地、富拉尼武装分子和其他暴力分子之手。具体数字各不相同且难以核实，但据国际公民自由与法治协会报告，2009年至2023年间，尼日利亚至少有52000名基督徒被杀害，18500人被绑架且生还希望渺茫，超过20000座教堂和基督教学校遭到袭击。

从宗教信仰格局来看，美国与欧洲多数国家的世俗化演进趋势存在显著差异——尽管美国基督教信仰在近年呈现一定程度的衰退态势，但从人口信仰结构来看，美国依旧是基督教信仰群体占比超过60%的国家，基督教仍为其主流信仰形态。（见下图）。而且，23%的美国成年人自认为是福音派新教徒。在此背景下，“保护基督教信仰及相关文化符号”成为美国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关注议题。

图为皮尤研究中心一项针对36908名美国成年人宗教信仰状况的大规模新调查。

图片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就美尼双边关系看，美国与尼日利亚长期保持多维度双边关系，为特朗普政府的干预性表态提供了现实语境。在援助领域，美国是尼日利亚的主要援助国之一，2020—2024年累计提供各类援助约45亿美元，涵盖医疗卫生、农业发展、安全培训等领域；在安全合作层面，双方曾就反恐议题开展协作，美国向尼日利亚军方提供过情报支持与武器装备援助，以应对“博科圣地”等极端组织威胁；在经济领域，尼日利亚是美国在非洲的重要贸易伙伴，美国企业在尼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拥有巨额投资，双边贸易额常年维持在50—80亿美元区间。然而近年来，美国与尼日利亚的双边关系因人权议题及宗教自由相关争议逐渐滋生摩擦。美国国会多次就尼日利亚政府未能对国内基督徒群体实施有效权益保护这一问题提出公开批评。这一矛盾在 2025年3月的争议事件中得以具体呈现：在美国国会的集中批评舆论下，尼日利亚政府作出针对性回应，明确宣称该国境内发生的各类暴力事件“并非源于宗教偏见，亦非针对任何特定宗教团体”。

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发布后，引发多方回应：尼日利亚联邦政府迅速发表声明，驳斥特朗普言论“干涉内政”，强调已采取多项措施打击恐怖主义、保护宗教少数群体权益，并指出美国的威胁“违背国际法基本准则”；尼日利亚国内基督教团体对特朗普表态表示支持，而北部伊斯兰社区则表示强烈反对，担忧外部干预加剧宗教对立。而美国国内民主党议员则指责特朗普此举“出于选举政治算计，忽视非洲地区复杂现实”。

本文拟采用由远及近的逻辑框架展开分析：首先，本文拟就宗教维度剖析特朗普核心支持群体的结构性特征与投票动机分析，构建研究的基础语境；其次，深入探究特朗普“殉道者—斗士—被拣选者”多维政治形象的建构，将其武力威胁尼日利亚的行为界定为支撑其魅力权威的“宏观逻辑”；最后，立足美国近期民意变迁的现实场域，从更具体的现实诉求分析特朗普武力威胁尼日利亚的现实动机。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针对美国不同宗教群体总统大选投票偏好的调查，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白人福音派是特朗普宗教支持基础的绝对核心，而新教的其他派别与天主教，也呈现出支持特朗普的政治态度（虽然拜登宣称自己信仰天主教）。而民主党的核心支持者集中于少数族裔基督教选民，非基督教群体（含无神论者）亦呈现出明显的支持倾向。而且，宗教参与程度越高的选民，越倾向于在大选中将选票投给特朗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政治倾向在2016、2020、2024年三次大选均保持稳定。由此可见，从宗教维度而言，特朗普的绝对“基本盘”应为白人福音派选民，而相对“基本盘”应为白人基督教选民。

然而，选民投票的政治动机也值得分析。进一步分析宗教群体的投票动机可知，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并非单纯源于基督教身份认同，而是依赖于特朗普对基督徒核心政策诉求的精准回应。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总体而言，大多数美国基督徒一致认为，“好基督徒”不需要对特朗普持特定观点：80%的美国基督徒认为，虔诚的基督徒也可以对唐纳德·特朗普持有不同意见，而11%的人认为反对特朗普是成为一名好基督徒的必要条件。这一数据表明，基督教身份本身并不直接转化为对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若要维系宗教群体（尤其是白人福音派）的长期支持，必须通过持续释放政策信号的方式，精准回应其核心诉求。其中，白人福音派的政策立场具有特殊性——该群体在气候变化、移民政策、政府对低收入群体援助、高收入群体税收等关键议题上，表现出显著的保守主义倾向。而特朗普在2016年第一次当选总统后，其具体施政举措中，可清晰观察到对上述宗教维度基本盘（尤其是白人福音派及白人基督教选民）诉求的明确回应。特朗普持续通过公开演讲、社交媒体（如推文）构建特定叙事：一方面，频繁使用基督教宗教语言，为其总统任期赋予符合圣经语境的解读；另一方面，将基督教宗教语言与民粹主义概念深度融合，在语言层面兑现对“建立基督教导向国家”的隐性承诺。而这一以“迎合基本盘”为核心的政策导向，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以“共识政治”为导向的美国政治传统，引发了对立党派（民主党）的持续反对。因此，从特朗普的基本盘选民结构与其投票行为动机来看，特朗普确有必要以保护基督徒之名，通过武力威胁尼日利亚的行为来获得国内基督徒选民的好感。

美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总统的民意定位经历了显著的历史转型。早期美国政治信奉共和主义原则下的“杰斐逊民主”，而后在19世纪30年代逐步转向倡导大众民主的“杰克逊民主”，“总统直接代表人民”的观念在政治精英群体与普通民众中日益普及。随着现代国家治理复杂度与挑战性的与日俱增，选民对总统的政治期待同步提升，这一现实推动美国民主进一步演进为20世纪以来政治精英与民众普遍认同的“民意政治”。相应地，美国总统的自我角色定位也发生根本转变，从立宪时代的“宪法执行者”转型为“民意的解读者”与“民意的代言人”。这一历史演进为特朗普的政治形象建构提供了宏观制度语境。

而且，特朗普作为具有反建制属性的素人政客，其与传统职业政客的核心差异体现在三大维度：缺乏主流政治精英圈层的历练经历、对建制派的对抗姿态、对非传统媒介叙事的高度依赖。尤其是2021年美国冲击国会山事件发生后，特朗普不仅在这一事件中直接挑战了美国的民主宪政秩序，其亦彻底遭到建制派的排斥，其中以民主党建制派的排斥姿态尤为显著。这些特质使得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执政合法性的建构过程中，区别于传统政客依赖政策共识或建制支持的合法性获取路径，而是高度依赖“政治形象塑造”这一中介机制，建构一个“民意领袖”形象，以摆脱既有制度的压制。

特朗普2024年的竞选进程，实质上从其拒绝接受2020年总统选举败选结果时便已开启。在此期间，特朗普及其团队广泛运用基督教意象，将特朗普建构的“政治围剿叙事”与基督耶稣受难的宗教叙事相融合，将自身及支持者群体定位为遭受主流政治力量、媒体机构联合迫害的“殉道者”。这种高度情绪化的“悲情叙事”在其核心支持群体中激起了强烈共鸣。对他们而言，特朗普所遭受的刑事审判与国会听证不是法治过程，而是“政治迫害”的体现，特朗普是“蒙冤受屈的无辜羔羊”（约1:29）。而特朗普反建制的竞选风格，不但未引发反感，反而被视为为“恢复正义”的必要手段。例如，曾代理 2021 年1月6日国会山事件参与者的右翼律师在社交平台推特（X）上公开宣称：“正如基督被钉十字架，并在第三天复活，特朗普也将如此。”（见下图）类似的宗教化比较在保守派政治圈中并非个例，佐治亚州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TPUSA Faith创始人查理·柯克，乃至特朗普本人的律师团队，均曾在公开场合做出类似表述。

在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成功地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身份：既是体制打压的殉道者，也是不屈不挠的斗士。他的竞选定位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党挑战者，而是一个“被政敌非法剥夺权力”的合法领导人，一个誓言要为支持者（包括参与国会山暴力事件者）讨回公道的“政治斗士”。在这一叙事框架中，特朗普将自己描绘为遭受“深层政府”操控下的制度性打压的牺牲品，而他所代表的不仅是共和党阵营，更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美国人民”的唯一拯救者。他公开宣称，唯有自己能“拯救美国”，清除“腐败体制”，惩罚那些利用司法、媒体、和行政手段破坏民主的人。

2024年7月13日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遭遇的未遂刺杀事件，客观上帮助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塑造了一个当代的“被拣选者”，作为他竞选活动的象征性形象。事件发生后，特朗普本人、其竞选团队及支持者群体迅速形成统一叙事，将此次“与刺客子弹擦肩而过”的经历诠释为“神意的认可”，为特朗普已具宗教化倾向的政治形象增添了准宗教式的狂热色彩。特朗普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我能从枪击中幸存下来，是因为上帝站在我这边”“是上帝阻挡了子弹”。在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眼中，这一刻已经超越了政治竞选的范畴：特朗普不再仅仅是一个总统候选人，而是一个与他们同样遭受主流政治力量压制的“殉道者”，一个能够代表他们与民主党所代表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价值观战斗到底的斗士，更是“神所使用的器皿”（God’s chosen vessel）。他们必须与特朗普站在一起，一起来“夺回我的祖国”（take my country back）。宗教狂热与政治悲情成为许多特朗普的“基本盘”选民在2024年大选中支持特朗普的主要理由。

特朗普“殉道者—斗士—被拣选者”形象的建构，直接引发了其支持者群体的身份重构。在这一形象体系的影响下，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依附于共和党党纲、意识形态或政策议题的“共和党人”，而是形成了以特朗普个人为核心依附对象的“特朗普共和党人”（Trump Republicans）。尽管特朗普的个人行事风格与公众认知中基督徒的典型形象存在显著差异，但其精心构建的宗教叙事有效消解了这一认知矛盾，通过传递“上帝借不完美之人践行完美计划”的核心论调，使其获得了“当代居鲁士”（modern-day Cyrus）的舆论定位（尤其是在白人福音派支持者中）。甚至，在刺杀未遂后，在新教福音派眼中，特朗普甚至成为“殉道的弥赛亚”，而竞选搭档万斯更被视为前期反对基督教，但而后皈依基督教的使徒保罗。因此，宗教叙事成为其个人政治形象塑造的核心逻辑。并在其执政阶段进一步延续，例如在第二次总统就职典礼上，特朗普融入大量基督教意象，甚至以“上帝拯救了我，让我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表述，将自身政治使命与神圣感召相绑定，进一步强化了其政治形象的宗教维度，甚至被个别激进声音（如福音派）比喻为“救赎再临”式的政治事件。

由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特朗普基于基本盘选民政治倾向与投票动机，以及其个人魅力权威建构的需要，在当选后必须维护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通过强化宗教身份与保守意识形态的关联，实现选民群体的深度凝聚。然而，就国际政治领域的任一议题或事件而言，除需秉持长时段的分析视角外，亦应纳入短周期的现实动态视角，系统考察特朗普政府短期的现实政治利益诉求与政策导向，以形成更为全面的认知框架。

从近期现实政治诉求看，特朗普对尼日利亚的武力威胁行为还受到现实政治压力的驱动。一是特朗普本人的支持率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根据盖洛普（GALLUP）等民调调查机构的结果，特朗普自2025年就任以来，其支持率持续低迷，执政合法性受到一定挑战。截至2025 年10月，其全国支持率仅为41%，而反对率高达54%，显示其在政治动员与社会认同层面存在危机。二是美国多个关键州的地方选举结果加剧了白宫的政治焦虑。在2025年弗吉尼亚、新泽西的州长及议会选举，以及纽约市的地方选举中，根据前期民调统计，共和党整体表现不佳，民主党候选人在郊区与城市地区的选民中重新获得优势。这些结果被普遍解读为对特朗普政府执政表现的“预警性投票”（protest vote），凸显其政治基础的脆弱性。三是2026年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届时，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和参议院约三分之一的席位将重新改选。目前，可见的一个显著威胁为加州的选区已经按照有利于民主党的方向划分。如果目前的民意在中期选举前不能得到根本改变，共和党将面临失去参众两院现有微弱多数席位的风险，而这一结果将对特朗普政府剩余两年任期的政策议程推进构成显著制约。

在支持率低迷、中期选举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利用外交危机或军事威慑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在选举上动员核心选民，成为总统重新获取民意支持的有效举措。这一策略性举措隐含对“聚旗效应”（rally around the flag effect）的潜在利用。“聚旗效应”是国际政治与国内选举互动中的经典现象，特指当国家面临重大国际政治危机或战争情境时，民众因“国家认同优先”的心理驱动，对总统的支持率在短期内出现显著飙升。从美国政治史来看，“聚旗效应”已多次得到验证：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支持率提升15个百分点；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老布什总统支持率同样上涨约 30 个百分点；2001年“9·11” 恐怖袭击事件后，小布什总统支持率更是暴涨近35个百分点。这些案例表明，“聚旗效应”可以成为总统应对支持率困境、凝聚国内共识的重要工具。

对特朗普而言，在支持率持续低迷、中期选举面临压力的现实情境下，其以保护基督徒为名对尼日利亚进行武力威胁的行为，本质上隐含触发“聚旗效应”的潜在动机——通过制造或聚焦国际性议题，强化 “国家利益面临外部挑战” 的认知，进而推动国内民众因 “国家认同”而暂时搁置分歧，提升对其政府的支持度，最终服务于中期选举的选情巩固与长期政治动员目标。

揆诸历史，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虽出于基督徒群体的宗教道义理想，但其中并不乏功利性的政治经济算计。特朗普政府以“保护基督徒群体”为名对尼日利亚实施武力威慑的行为，恰与这一历史逻辑暗合——表面以宗教道义为支撑，实则蕴含多重现实利益考量。

从国内政治逻辑维度解析，特朗普此举的动机具有三重指向性：其一，核心诉求在于迎合基督教选民的政策期待，通过“为基督徒发声”的行动强化该群体对自身的政治认同，巩固选举基本盘；其二，是维系自身“基督教化政治形象”的内在需求——此前通过宗教叙事建构的“被拣选者”身份，要求其以实际行动兑现“捍卫基督教价值观”的形象承诺，以魅力权威维系其力求建构的“民意领袖”形象；其三，是应对民调劣势与选情颓势的策略性选择，通过制造“外部威胁——宗教保护”的议题，在国内政治动员中形成“聚旗效应”，凝聚民众支持以扭转政治被动局面。

此外，正如前言所提出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这一事件的探讨，也可以对美国“灯塔”的形象建构议题提供一个不同于主流观点的解释。不同于大多数观点认为美国的“灯塔”形象建构在特朗普任期内得以结束，本文认为，美国“灯塔”的形象建构以国内政治价值观为导向，本质是一种工具化的意识形态实践。事实上，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美国越来越呈现出根植于清教价值观的“保守主义美国”与根植于《独立宣言》的“进步主义美国”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当自由民主理念处于美国核心价值观主导地位时，其“灯塔”叙事聚焦于“自由民主灯塔”的身份建构，将美国视为人类历史上追求政治自治的第一个“政治实验场域”；而当美国社会复归亨廷顿所界定的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传统价值观时，其“灯塔”形象可切换为“基督教灯塔”的叙事框架，重新成为基督徒的“山巅之城”（太 5:14）。这种切换既服务于总统魅力权威的建构，为其执政合法性提供意识形态支撑；又能将“基督教保护”等议题转化为美国地缘战略的工具，通过意识形态话语包装实现地缘利益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