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谈中国的崛起以及美欧同盟的未来

作者: 发布时间:2021-05-03 来源:复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收藏本文



摘要

当地时间2021年4月25日,世界知名出版集团阿克塞尔·施普林格(Axel Springer)首席执行官马赛厄斯·多夫纳(Mathias Döpfner)与美国前国务卿和外交官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进行了深度对谈。本文重点对基辛格就中国崛起和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洞见进行编译,以飨读者。本文略有删减,获取英文原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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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于2019年7月29日在美国务院23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应对中国:阻止崛起还是开放共存?


Q

据预测,2028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在拜登就任前夕,中方与欧盟全力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这被华盛顿认定是一种“挑衅”行为。未来美国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基辛格:美国政府正努力将两国关系保持在传统公认的范围内,但美国国内的现实情况是,公众舆论已经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还是内在的“敌人”。因此,很多人认为美国对华政策主要任务是对付中国,削弱她的大国能力。但几千年来,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大国,所以中国的复苏和发展并不令人惊讶。真正令人惊讶的是,中国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的在经济方面与自己具有潜在可比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具有高明的技巧。(虽然苏联以前也被认为是美国的敌人)但苏联的情况与中国不同,苏联的军事能力上实际上比美国弱,在国际范围内也没有经济优势。因此,对于当下美国的国际地位危机,(国内)几乎有一种对冷战问题的怀旧情绪。

实际上,我们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阻止中国的霸权,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一目标,我们仍然需要与这样一个体量巨大的国家共存。

中国人对历史的看法和俄罗斯人对历史的看法有很大不同。从历史上看,俄罗斯领导人一直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一直在抵御来自各方的潜在敌人。因此,他们变得强大后,就把影响力等同于物理上的支配。中国的看法则更为复杂,传统的儒家思想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起塑造了中国的思想,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尽其最大能力发挥作用,这将产生一种宏伟的行为,并赢得世界其他地区的尊重,在某种程度上这也符合中国的喜好。在封建时期,中国对他国的等级划分是根据她们与中国文化的接近程度来划分的,并设置了专门部门负责给这些国家评级,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无论是历史上还是近期,中国都以军事行动支持这种态度,以提醒对手,这不仅仅是一场哲学辩论。如果你真正研究中国的军事行动,会发现1949年以来,中国更加追求心理效应上的影响力。他们通常很强硬,我们必须做好反对中国霸权的准备。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对中美共存的政策保持开放态度。

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必须厘清不同的思想流派。有一群人认为,从经济到国内政治,中国的外交政策能力必须覆盖所有层面,将当前中国的政策归功于当前的中国领导层,并努力促成一个更通融的群体。另一方面,我认为这种态度会产生最大的阻力。当然,自由社会必须继续按照原则行事,不受霸权威胁。但在当前的科技世界中,共存是必要的,我们可以想象拥有重要人工智能技术的两个大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这些技术将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破坏我们的文化生活。因此类似的辩论,将继续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争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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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Insiderpro

Q

提到人工智能,您认为AI技术能够对我们的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新的战略手段和战争形式将不再是武器,根本上说是数据。在这方面,有些声音认为中国赢得人工智能竞赛的可能性不小。你是否担心未来最终可能会出现由中国单边主导的人工智能治理?

基辛格:五年前,我对人工智能一无所知,我是它的学生。人工智能不仅在经济上引人入胜,而且在哲学上扣人心弦,因为它将改变人类对现实的思考本质,这将影响我们所有人。

美国需要在人工智能方面保持高水平的表现。这里有两个层次:卓越的AI意味着你可以击败任何按照市场原则运作的竞争对手。但说中国人一定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优于我们是错误的,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许多创造性资产。但我们必须全面理解人工智能。在你想象的世界里,人工智能力量之间的竞争将不可避免。其实,“高科技力量”或许是一种更好的说法。高科技倾向于垄断。我们需要克服这个问题。

因此,有一种压倒对手的倾向。现在,共存依赖于双方,两者在不寻求摧毁对手的同时保持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每一方都需要把共存放在寻求统治之前。这需要领导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欧洲人尤其清楚战争的后果,那是既不能胜利也不能结束的。

我们有责任去尝试。现在西方高科技的发展几乎是为了它自己。人们被它迷住了,他们继续建造它。因此,考虑到我们对这一领域的倾斜和表现出的能力,我相信我们能够保持竞争优势地位。

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竞争中,一个关键目标是必须防止它演变为一场全方位的人工智能冲突。这意味着虽然理论上双方都有获胜的能力,但任何一方都不选择运用这种能力。他们应该通过某种理解和共识来限制这种能力发挥作用。我们要努力争取,因为全面冲突的代价会难以想象。美国必须始终拥有足够的防御。但在高科技的世界里,美国也必须为共存而努力。我们不能单方面这样做。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Q

美国和欧洲在中国问题上的战略分歧会对跨大西洋关系构成真正的威胁吗?


如果欧洲奉行利用中美分歧的政策,那么对抗会变得更加尖锐,危机也会难以调和。我不赞成讨伐中国,我赞成的是达成一种共同的战略共识,这样局势就不会因为不断谋求利益而进一步恶化。

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前景


Q

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欧洲的应对近乎功能失调。有意思的是,拜登政府上任后采取了比特朗普更加严格的旅行限制。这将对重建美欧跨大西洋战略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如果美欧不能重建紧密的跨大西洋关系,欧洲最终将成为亚洲的一员。您认为当下是否存在出现这种危险情况的可能性?(美国)会在重建跨大西洋关系的问题上栽跟头吗?

基辛格:美国的民族意识在这一时期有所增强,受到上届政府的鼓舞,民族意识情绪发展迅速。但这种情绪更多是对外国人的冷漠,而不是对外国人的主动敌意。相比之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里,大家基本都认为美国和欧洲在根本上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点在受教育阶层尤为普遍。在那个时期,美国与外国的接触,特别是与欧洲的接触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这种想法已经不那么流行了,你再也不会在美国的报纸或电视上看到有关欧洲选举的报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某种程度上的心理分离已经发生了。

美国方面可能正面临着某种诱惑,即认为我们在新冠疫情结束且美国表现相对良好的基础上,能够以一种更为“孤立”的方式开展工作。拜登政府一直就美欧洲重建联系的重要性发表声明,这很重要,我非常同意这一点,但我认为我们尚未找到建立跨大西洋关系的新途径。因为目前这种联系的本质通常被定义为回归美国的领导地位,但结果可能是欧洲寻求的是协同自治,而不是被指指点点。

目前我们从拜登政府那里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态度的表达,不是一项项详细的政策。人们普遍希望美欧再次联系起来,而且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概念,如果我们先通过对话加强联系,那么某种有凝聚力的行动就会自然出现。但事实上,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才出现,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双方的分歧都在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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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当时的副总统拜登。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Q

某种程度上,是否可以说奥巴马上任时正是美国太平洋时代拉开序幕的时候?

基辛格:是的。二战结束不久,(美欧)有一个共同的主线,也有一个共同的任务,那就是重建欧洲,重新定义美国对其外交政策的态度。这是重要的国家努力。即使在尼克松时期,当人们试图重新定义美欧的正式关系时,在战略领域也相对容易操作,然而事实证明要制定一份具有政治目标的《大西洋宪章》却绝非易事。双方没有敌意,但欧洲也不愿定义一种有机的关系。现在,这一问题将由于全球性挑战再次浮现。欧洲不存在地方性的身份认同危机,所以在定义我们的全球角色时,可以预见的是欧洲会倾向于奉行一种与美国不同的政策。


在短期内,我可以看到双方都有很多好处;从长远来看,我担心的是,双方对自身利益的强调将起到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它将使欧洲沦为欧亚大陆的附属物。通过这种方式,欧洲将专注于亚洲和近东国家之间互相竞争所产生的紧张关系,这些努力可能会让欧洲筋疲力尽。第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将在战略上成为太平洋和大西洋交汇的一个岛屿。这样美国将采取典型的岛屿国家对大陆区域的外交政策,即以弱者对抗强者,这意味着美国将更多地关注分歧,而不是建设世界。即使美欧间能够友好地处理分歧,美国和欧洲也不应该在如何界定共同目标的斗争中耗尽精力。我们不必就每一个局部问题的每一项经济政策达成一致,但我们应该对我们希望大西洋地区在历史和战略上的发展走向有一个共同的概念。


Q

欧洲将与怎样的美国打交道?您是如何看待现任拜登政府在国内和外交政策方面的观念变化的?


基辛格:拜登政府的外交团队正试图恢复他们所认为的美欧关系的传统模式,这种模式建立在频繁、持续的磋商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共识。他们还没有充分解决大西洋两岸在过去20年中发生的重大内部变化这一事实。这些变化强调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普遍观念。因此,尽管这些对话仍在进行,配套的制度也依旧存在,但与美国的对话内容已经变得平淡无奇。上一届政府强调分歧,因为他们坚信如果不强调美国的国家利益,整个国家就无法被动员起来。这种思维方式的困境在于,在当今这样一个技术治国的世界里,国家利益需要有全球基础,再也不可能有哪个国家的利益只局限于自己国家的周边。

在我任职期间,由于我们参与了越南战争,国内的分歧非常激烈,这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是痛苦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类似于家庭内部的分歧。自由派民主党的领导人都是我在哈佛大学时认识的熟人。当前人们对美国的历史价值存在着系统性的质疑。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社会从一开始就有违道德。这种观点的提倡者认为,美国内部的挑战源于美国社会和历史的结构。参议院、最高法院等机构,甚至宪法本身都必须从头再来。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思维模式,尽管持有该观点的人不到半数,但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看法,可能主导学术界和媒体界,变得非常有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