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日本2025年第三季度GDP按年率下降1.8%，美国关税政策是导致此次负增长的重要原因，其通过重创日本核心的汽车出口产业引发出口下滑，进而直接拖累经济；同时此次经济负增长也叠加了日本内需疲软等内部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01   美国关税政策直接冲击日本出口，拖累外需贡献

美国自2025年4月起陆续对日本商品加征关税，先是对汽车及零部件加征25%关税、多数其他商品加征10%关税，6月又将钢铁进口关税翻倍至50%，后续虽经谈判将多数日本进口商品关税下调至15%，但这一税率仍远高于此前日本输美汽车2.5%的低关税水平。而美国是日本汽车最大的单一出口目的地，日本汽车出口总量约30%销往美国，汽车产业作为日本经济支柱，其出口受挫直接拉低了整体出口数据。数据显示，三季度日本货物及服务贸易出口环比下降1.2%，为两个季度以来首次转为负值，外需对当季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0.2个百分点。

此外，政策实施前部分日本企业为规避关税曾加速出口，造成前期出口数据虚高，而到三季度这种突击出口的效应消退，叠加关税带来的出口阻力，进一步凸显了出口下滑的幅度，形成了更明显的经济拖累。

 02   关税冲击蔓延至核心产业利润，影响经济基本面

美国关税政策让日本主流车企集体承压，进而影响了相关产业链的经济活力。丰田、本田等七大日本车企2025上半财年（4 - 9月）净利润总额同比下降约三成，其中日产、马自达、三菱汽车更是陷入净亏损，即便盈利的车企也出现盈利规模下滑。车企利润下滑会进一步传导至上下游的零部件供应、生产制造等相关行业，导致行业投资意愿降低、就业岗位稳定性受影响，最终从产业层面拖累整体经济增速。

 03   叠加内需疲软，放大了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

此次GDP负增长是外需和内需同时疲软的结果，而内需的乏力让日本经济失去了抵御外部关税冲击的缓冲。一方面，日本10月核心CPI同比上涨2.8%，连续高于央行2%的目标，大米等食品价格涨幅超40%，但实际薪资却连续下滑，8月实际薪资同比下降1.4%，持续的通胀与薪资增长脱节抑制了家庭消费意愿，三季度个人消费仅环比微增0.1%；另一方面，民间住宅投资环比大幅下降9.4%，这主要与日本国内更严格的建筑能效标准和建筑许可流程等监管变化有关，导致新建住房开工量大幅下滑。还有就是民间库存变动也进一步抑制了内需增长，最终内需对当季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样为负0.2个百分点。尽管名义工资在上涨，但持续的高通胀导致实际购买力增长乏力，消费者态度趋于谨慎。内外需同时“哑火”，使得美国关税带来的出口下滑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无法被内部需求抵消，最终导致GDP出现显著负增长。

除了上述直接原因，日本经济还面临一些更深层次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出口市场的“东方不亮西方亮”：尽管对美国出口受挫，但日本10月份对亚洲其他市场的出口出现了增长，例如对中国大陆出口增长2.1%，对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出口增幅更是接近20%。这表明日本正试图通过市场多元化来缓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而就在这样的调整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首先，新增的地缘政治风险，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的言论可能会打击到对中国市场依赖度极高的日本旅游业，并波及更广泛的经贸领域。其次，央行决策陷入两难，此次经济萎缩让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陷入更复杂的境地。一方面，国内通胀压力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乏力又需要宽松的政策支持。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加息的步伐可能会因此推迟。

孙立坚：结合日本当下经济萎缩的现状、债务压力等情况来看，其完全没有紧迫加息的需求。而日本央行仍需就加息话题与政府进行博弈，双方核心分歧聚焦在加息时机，本质是货币正常化与财政扩张优先顺序的博弈。

首先，没有紧迫加息的理由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思考。一方面，经济萎缩下加息会加剧衰退风险，日本2025年三季度实际GDP出现萎缩，这是六个季度以来的首次，且制造业PMI显示行业仍在萎缩，私人消费也未回暖。加息会直接推高企业融资成本，导致企业缩减投资、减少招聘，同时抑制居民消费意愿，让本就疲软的内需雪上加霜。例如日本汽车等核心出口产业本就因美国关税承压，若再遭遇加息，其海外竞争力和国内生产布局都会受冲击，可能让经济从萎缩陷入更深层次的衰退。

另一方面，债务压力让加息无异于“自陷困境”，日本是全球债务压力最大的国家之一，2025年政府债务占GDP比例高达248.7%。加息会直接导致政府债务利息支出暴增，日本政府本就依赖发债推进财政政策，加息后每年仅利息就会形成巨额财政负担，进而挤压用于基建、民生等领域的财政支出空间，形成“加息 - 债务成本上升 - 财政收缩 - 经济更弱”的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核心通胀未达支撑加息的基础条件，加息通常是抑制通胀的重要手段，但日本当前不具备这一触发条件。其不含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指标仍低于2%，尚未形成稳定且可持续的通胀态势，且当前通胀更多受外部输入等短期因素影响，并非内需旺盛推动的良性通胀。此时加息不仅没必要，还会破坏物价与工资共同上涨的脆弱机制。

此外，全球环境提供了缓冲，美联储的加息周期也已见顶，全球债券收益率从高点回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元贬值的极端压力，也为日本央行争取了更多观望的时间，不必为了捍卫汇率而被迫紧急加息。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日本央行仍需与政府就加息博弈的内在机理。其一，双方政策优先级存在本质分歧。政府秉持“先财政，后货币”的明确思路。首相高市早苗的经济顾问Goushi Kataoka明确提出，需先通过约20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提振内需，待明年一季度内需扩张、财政刺激效果得到验证后，才具备加息条件，当前财政刺激优先级远高于货币正常化。而日本央行则坚持推进货币宽松调整，行长植田和男已向首相重申要逐步调整宽松程度，认为物价与工资共同上涨的机制正在恢复，这一立场与政府推迟加息的诉求形成鲜明对立，后续必然要围绕政策顺序反复博弈。

其二，市场预期与政策节奏的协调需双方博弈推进。此前彭博调查显示，多数观察人士预测日本央行会在明年1月前加息，但政府顾问团队直接否定了1月加息的可能性，这种市场预期的温差需要央行与政府通过博弈达成相对统一的政策信号。若双方表态持续矛盾，会导致日元汇率、日债收益率剧烈波动。例如此前日元兑美元跌破155关键关口，就是市场对政策分歧的反应，后续为稳定市场，双方需就加息时间表博弈出清晰方向。

其三，历史立场与政策独立性的平衡需要博弈。一方面，首相高市早苗此前担任议员时曾直言加息是“愚蠢的”，其核心团队对加息的抵触态度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日本央行虽有独立性，但需与政府保持政策协同。此次植田和男虽称首相理解央行立场，但政府大概率会通过财政预算规模、政策宣传等方式间接影响加息节奏。而央行要维护货币正常化的长期目标，不会完全顺从政府的短期财政诉求，这种独立性与协同性的平衡，必须通过持续博弈实现。

总之，现在似乎在走这样的路径：经济负增长 → 国内需求疲软 → 通胀可持续性存疑 → 央行失去紧迫加息理由 → 政府与央行在“推迟加息”上达成共识 → 货币政策进入观望期。虽然短期走得是这样的路径，即“紧迫加息”的必要性不高；但继续、渐进的政策正常化仍具基本面依据，关键看工资与服务通胀的持续性。另外，日本央行与政府也会在节奏与沟通上反复权衡，即既要稳增长与债务融资，也要稳物价和预期锚定，此外，更可能出现的是“小步加息+灵活购债操作”的组合，而不是骤然的转向。也就是说，我们尤其需要关注四组信号，即工资扩散度、服务通胀路径、日本政府债券拍卖与曲线波动、以及汇率与外部美元周期，这些信号将决定正常化的斜率与沟通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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