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人」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在《国富论》中写道：“任何国家繁荣的决定性标志是其居民数量的增加。”后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就食物供应能否维持的问题针锋相对。到了1937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警告称，未来的人口下降将带来有害的经济影响。

日本便是“这个煤矿中的金丝雀”（译者注：指危险将至的预警信号）。20世纪80年代，日本蓬勃发展的经济让世界为之担忧。在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裂后，公共债务激增，通货紧缩开始出现。许多西方人士认为，日本的债务是不可持续的，日本央行（BOJ）应当采取更多措施来刺激通货膨胀。2013年，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Kuroda Haruhiko）开始实施出乎意料的货币宽松政策。债务徘徊在GDP的230%左右。奇怪的事情随之而来：日本并没有发生财政危机，通货膨胀也没有接近2%的目标。黑田东彦的前任白川正明（Shirakawa Masaaki）说:“标准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需要增加几章——它没有抓住日本所面临的问题。”

许多富裕国家现在面临着类似的“长期停滞”：低通胀、低利率和低增长。尽管最近出现了更高的通胀，但金融市场显示，长期停滞将很快卷土重来。人口是一个重要因素；日本只是提前开始了老龄化和萎缩。随着日本已经适应，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像日本，一些经济学家正以新的眼光看待日本经济。

事实证明，债务并不是这样一个问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智库的亚当·波森（Adam Posen）表示：“我们过去认为的财政限制已不再作用。（日本）迫使人们面对现实：利率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低于增长率。”近25年来，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一直高于100%，但没有引发危机。

这有助于日本以本国货币借贷，政府拥有大量金融资产，而日本央行持有大量债务。但正如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大卫·温斯坦（David Weinstein）所言，日本也成功地控制了支出。他在与马克·格林南（Mark Greenan）合著的一篇论文中写道，自2000年以来，老年人的人均支出实际上已经下降。“人们忽视了一种默默起效的机制。”温斯坦表示，“市场之所以乐观，是因为日本拥有一种罕见的调整能力。”在边际税率较低的情况下，也有提高收入的空间。

一些人仍然担心利率一旦上升的后果。立正大学（Rissho University）校长吉川博史（Yoshikawa Hiroshi）认为：日本无需担心其债务问题，因为其可以通过征税来应对——这种观点“过于学术”。提高消费税在政治上是失败的。决策者们也被产生新财政需求的外部冲击的阴影所困扰。最近，日本财务部副部长矢野幸二（Yano Koji）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把国家的财政状况比作泰坦尼克号，引起了轰动。

然而，一些人认为应该更有力地使用财政政策。许多人现在对2014年和2019年两次不合时宜的消费税上调感到遗憾。在最近的自民党党首竞选中，安倍（Abe）首选的候选人呼吁推迟政府的主要平衡目标，直到日本央行达到其通胀目标。11月下旬，岸田文雄（Kishida）政府宣布了一项价值55.7万亿日元（4830亿美元）的巨额财政刺激计划。

事实证明，提高通胀率并不容易。在黑田东彦的领导下，日本央行扩大了量化宽松政策，采用了通胀目标制，并购买了更多种类的资产。这帮助这个国家从轻微的衰落中走了出来，但只是勉强。“我们误解了通胀问题。”波森表示，“事实证明，长期停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真实、更持久。”

一旦通胀预期稳定在零左右，提高通胀预期就很难了。此外，尽管劳动力市场紧张，但工资并没有上涨多少。日本央行前副行长中麻生宏（Nakaso Hiroshi）认为，工会更倾向于维护就业的稳定性，而不是工资的增长。公司已经逐渐采用了兼职合同雇佣更多的“非正式”员工；这类员工占劳动力的40%，是1990年的两倍。不当的激励措施可能会降低他们的工资：比如，许多女性限制自己的工作时间或收入，以确保已婚夫妇的收入低于某个门槛，从而获得税收减免。

人口老龄化、人口萎缩也可能对需求造成压力，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对于白川（Shirakawa）来说，这算是一种证明。他在日本央行辩称，通缩更多的是导致低增长因素的症状，而不是原因。在他的新书《动荡的时代》中，白川称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被低估”。

日本总体增长仍然低迷，但人均增长最近与七国集团（G7）其他成员国相当。其失业率已降至最低，人均寿命已经延长，不平等程度也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2020年发推文称：“也许2000年左右对日本不满的西方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应该去东京向日本道歉。”“并不是说他们做得多好；但我们的表现更糟。”

然而，日本仍然可以做得更好。公共支出应该更多地用于改善长期增长。东京的经济学家们担心政府将其对疫情的刺激性支出被浪费在了发放救济上:东京大学（University of Tokyo）的星岳雄（Hoshi Takeo）的一项研究发现，2020年的财政支持更有可能流向那些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陷入困境的公司。

提高生产力可以帮助抵消人口减少的影响。吉川（Yoshikawa）认为创新是增长的关键，而老龄化带来的新问题是企业家可以解决的。代际转变可能会有所帮助。虽然许多人仍然更喜欢在大公司里找一份稳定的工薪族工作，但如今一些最聪明的毕业生选择了创业。“这是一个新兴的浪潮——他们是一个不同的群体”，新上先生（Niinami）表示。但结构性改革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对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而言。工人应该更容易在企业和行业之间流动，而企业也应该更难剥削非正规工人。

然而，改革的压力仍有所缺乏，部分原因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但也是因为生活仍然足够舒适。“这不是一种急性病，而是一种慢性疾病。”中麻生太郎（Nakaso）说，“你感觉不到疼痛，但从长远来看，它会影响你的健康。”这是可以治疗的。正如波森所说，“地上正有着1万日元的钞票等着被人捡起来。”日本领导人能否抓住这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