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生活的明朝万历、天启年间，是江南文化的全盛年代；李善兰工作的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则是海派文化的萌芽时期。倘若把《几何原本》作为一个象征，正好可以看到近代科学思想如何在江南文化扎根、在海派文化中生长。

利玛窦把《几何原本》带到江南后，曾与常熟瞿太素、金坛王肯堂、江宁张养默一起讨论过翻译出版的问题，但都没有成功。徐光启有着更好的算学知识和沟通能力，他帮助利玛窦经过4年的艰苦翻译，最终在北京出版了《几何原本》。

《几何原本》被称为科学家的《圣经》，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整理、研究和提炼，已成为现代人类科学思想的基石。法国科学家、哲学家帕斯卡认为，“几何学精神”可以脱离几何学而转移到别的知识方面去。一部道德的、政治的或者批评的著作，如果能按照几何学的风格来写，就会写得好些。

徐光启参与翻译的《几何原本》是全书前六卷，1607年刻印后在江南地区逐渐流传开来。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刻苦钻研的考据学在江南地区占据上风。江南文人在诗酒风流之外，进一步发展出实事求是的扎实学风。《几何原本》以及以几何、测量、计算为基础的天文、地理、历法学问，即被称为“利徐之学”的学问，得到一代代江南人的传习。

明朝以前，中国历史上多少年没有见过这种口占笔画的儒生了。他们不再是那种问卦卜算、空谈三玄的命师，而是画图形、列等式、求公理，绞尽脑汁地计算。这样的人数量不是很多，但大多学问好、声誉高，也未必都去考试做官，包括黄宗羲（余姚人）、顾炎武（昆山人）、王锡阐（吴江人）、梅文鼎（宣城人）、江永（婺源人）、钱大昕（嘉定人）、阮元（扬州人）、李锐（苏州人）。

“利徐之学”经过他们的接力传授，19世纪中叶以后又传回上海，在松江和临近地区涌现出一批算学家。他们在没有西洋教师直接传授的情况下，把“利徐之学”当作自己的志向，作为“经学”和“汉学”的重要内容，自觉而挚爱地加以研究。

清朝道光十七年，松江府金山县张堰镇士绅钱熙祚出资校勘、刻印《守山阁丛书》，有几位只有秀才身份的学者在《几何原本》和天文、历算的学问上下了大功夫。他们是顾观光（金山张堰人）、张文虎（南汇周浦人）和李善兰（海宁硖石人）。

《守山阁丛书》收入112种图书，大部分是乾嘉学派学者都乐于从事的经史子集著作。但难能可贵的是，其中有11种是“利徐之学”的天文、历算、舆地著作。明清科举考试没有数学和自然科学内容，但顾观光、张文虎、李善兰三位秀才硬是把这些“无用”又繁难的学问给啃下来了。

顾观光去世较早，无缘参与清朝“同光中兴”；张文虎加入曾国藩幕府，曾任新建改良南菁书院山长；李善兰的成就最大，在外国教师垄断教职的京师同文馆担任算学馆教习，即数学系主任。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恢复了曾经有过的文化宽松氛围，“西士愿习中国经史，中士愿习西国天文历法”。与之相伴，江南地区也复活了“利徐之学”那种“翻译、会通、超胜”的学术风气，中外士人共同探讨科学真理的机构先后建立，如墨海书馆、土山湾印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益智书会、广学会、徐汇公学、格致书院、中西书院等。这些机构是江南学者的聚集场所，也是中国近代科学、文化、教育的发源地。

1852年，李善兰应伟烈亚力邀请，来到福州路麦家圈，一起翻译《几何原本》后九卷。1857年，《几何原本》后九卷译成，松江学者韩应陛主动提出出资刊刻。这一义举，再次表明上海接续“利徐之学”的热情，说到底体现了江南人对于确定知识的长期执着、对于科学公理的一贯探求。

梁启超把明末清初的西学运动与唐代的佛经翻译相比较，称为第二次文化输入。世界史上历次文艺复兴，包括欧洲文艺复兴、阿拉伯文艺复兴、俄罗斯文艺复兴，在各自复兴之前都有高强度的翻译运动。海派文化能够从江南文化中脱颖而出，近代上海能够在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的开拓中走在前列、得风气之先，是不是可以说与《几何原本》为代表的“百年翻译运动”有关？

一些小小“精明” 

烘托出整体的“高明”

从科学家创造的角度来看，人们通常认为学说、思想和智慧是一种个人贡献。但从文化环境的角度来说，像“实事求是”“科学求真”的思想方法，其实也与“精打细算”“锱铢必较”的社会风俗存在关联。

很多研究表明，中世纪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地的商业风气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社会基础，《几何原本》正是在这种民间风气下复活的。在中国，为什么是江南和上海率先引进、发展近代科学？这也和江南市镇经济繁荣、商业文明复兴以及中西文化密切交流的独特局面有关系。

近代海派文化正是全面继承明清时期的江南文化，又融入19世纪世界先进文明，才在20世纪达到了一个能够在长三角地区反哺和引领的高位。

1843年前后，江南文风就开始从苏州向上海转移。实际上，早在乾隆、嘉庆年间，上海、松江、金山城中已经出现了众多藏书家、刻书人，不亚于“苏藏”“苏版”。之后，由于墨海、美华、土山湾、江南制造局等书馆的建立，著书、译书、销书进一步崛起，福州路上的大书局以不同于江南原有的方式兴盛起来。

此前分散在江南各地的文人学者，开始聚集到上海福州路、虹口、徐家汇周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生产出一大批新知识、新学风、新思想，形成了新文化。这就是海派文化不但传承了江南文化的传统性，而且发展出更多现代性、普适性的轨迹。

过去对海派文化的一个批评，就是它的商业性、世俗性。提出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家都讨厌莎士比亚笔下“威尼斯商人”的价值观。但如果要描述一个地方、一座城市的整体精神，就要作出比较仔细的区分。

举个例子，徐阶、徐光启两个“徐上海”，在明朝的文渊阁里都被评价为既“精明”又“高明”，徐光启甚至还有“迂执”之名。商业文明中的“精明”不都是弱点。如果江南社会、上海市井没有一个普遍的商业环境，如果“锱铢必较”受到普遍抵制，那么“实事求是”的学风也就不会出现，更不会持久，就不会有徐光启、李善兰在数学上表现出来的那番“精明”。海派文化中一些小小“精明”，烘托出的是一个文明整体的“高明”。

《几何原本》这样一部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的著作，在上海传承250年，正是江南地区文化转型、走入近代、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思维进一步趋于理性、进一步掌握辨别和分析方法、使用证明来说理的一个学习过程。由此，得以推动理性的普及、限制权力的滥用。

总之，“几何学精神”率先在江南文化中复活，近代理性精神在海派文化中得到发展。这种文化特征应该被注意到，值得好好研究，并且提炼出来作为思想资源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