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欧洲议会极右翼党团欧洲爱国者宣布，对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提出不信任动议。此前的7月，欧洲议会内的极右翼议员也针对欧委会发起不信任动议，原因是认为冯德莱恩领导的欧委会在新冠疫苗采购透明度、欧盟恢复基金管理、成员国选举干预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尽管该动议被否决，但这是自2014年以来欧洲议会首次对欧委会发起不信任投票。冯德莱恩成为欧委会历史上首个在一年内面临多次不信任动议的领导者。此次不信任动议恰逢她刚完成第二任期的首个“盟情咨文”，凸显了欧洲议会内部对其施政纲领的巨大不满。欧盟内部的极右翼力量接连对欧盟行政机构发起挑战，不禁引发人们对于欧洲一体化未来命运的遐想。 

2025年9月10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引发欧洲议会的不满。

欧洲爱国者党团在不信任动议中强烈批评欧委会试图绕过成员国议会强行推动极具争议的《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定》；批评其在缺乏成员国充分授权的情况下与特朗普政府签署严重损害欧盟经济利益的框架协议；指责其在环保、难民和施政透明度等方面损害欧盟竞争力和民众信任。该党团第一副主席加伊表示，欧委会未能应对欧洲面临的最紧迫挑战，在和平、贸易和移民等领域均有失职，“现在是冯德莱恩下台的时候了”。

根据议事程序，通过该动议需要获得绝对多数支持以及三分之二出席议员支持。由于支持冯德莱恩领导的欧委会的党团联盟超过议会半数席位，此次动议显然不可能获得通过。即便如此，此次不信任动议的潜在政治影响依然不可小觑。一方面，不信任动议投票为冯德莱恩背后的支持力量提供了向欧委会进一步索取政治筹码的新机遇。在7月的不信任动议投票前，冯德莱恩为稳固盟友阵营已经在欧盟多年度财政框架谈判问题上向社民党党团和复兴欧洲党团妥协。另一方面，不信任动议也为极右翼党团提供了攫取媒体关注与扩张政治影响力的契机，加剧欧洲政治格局的碎片化，进而压缩冯德莱恩第二任期的施政空间。

欧洲极右翼政党以其在欧洲一体化、难民保护和社会开放等敏感议题上旗帜鲜明的反对立场而与主流意识形态泾渭分明。过去20年间，欧盟在一系列金融、难民和安全危机中左支右绌，治理效能疲态尽显，更为极右翼民粹主义思想的生根与扩散提供了肥沃土壤。意大利、波兰和荷兰等约三分之一的欧盟成员国都出现了极右翼政党参与执政的历史突破；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也逐步从边缘小党成长为不可忽视的反对力量。最终极右翼政党能否给欧盟政治带来“天翻地覆”的影响，取决于它们能否形成稳定和牢固的政治联合。

但事实上，极右翼政党并非在所有重大议题上都团结一致。诚然，绝大部分极右翼政党将欧洲一体化视作欧盟对成员国主权的“慢性侵蚀”；将欧洲国家面临的治理危机视作主权被欧盟“俘获”后的政治苦果。但是以“夺回国家主权”为底色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极右翼政党在所有热点议题上都志同道合。例如，贸易政策一直是欧盟外交影响力的核心支柱,欧盟长期倡导的自由开放贸易政策在全球地缘经济转型的冲击下处在十字路口。对此，勒庞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呼吁限制自由贸易并加强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德国选择党则申明坚守自由贸易原则。同样，对于如何重塑乌克兰危机后的欧洲安全框架，国民联盟和芬兰人党呼吁加强欧洲层面的防务合作；以奥地利自由党为代表的部分极右翼政党则强调优先加强本国防务力量建设。

此外，极右翼政党无法在欧洲议会形成制度化的政治联盟。欧洲议会议员往往按照其归属的成员国政党寻求与意识形态立场相近的其他政党组成议会党团参与立法决策。考虑到极右翼政党在一些议题上的相近立场以及提升政治博弈地位的现实需要，在欧洲议会内部建立统一的党团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选项。但是，现有的极右翼力量在欧洲议会内部分散在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欧洲爱国者党团和欧洲主权国家党团中。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后，国民联盟、选择党以及意大利联盟党曾尝试统一欧洲的主要极右翼力量，建立身份与民主党团。但在2024年，由于选择党领导层同情纳粹的言论，身份与民主党团选择“驱逐”该党，主要极右翼政党间的短暂统一继而宣告瓦解。本质上，无论是在特别议题上的立场差异或出于维持自身政策主张的鲜明特征的考虑，极右翼政党间难以形成广泛且稳定的制度化联合。

面对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欧洲的主流政党普遍树立“防火墙”，拒绝与极右翼政党进行任何政治合作，并阻止其进入联合政府。例如，在2002年和201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勒庞父女分别进入第二轮投票。法国主流政党为阻击二人“登顶”，先后以“共和阵线”的名义呼吁各自阵营团结并支持希拉克与马克龙，进而压制极右翼在法国掌权。同样，德国的主流政党不仅拒绝选择党进入联合政府，而且在联邦议会中支持或联署选择党提出的立法草案都一度被看作绝对的政治禁忌。

但长期看，针对极右翼的“防火墙”仅能视作主流政党的被动应对之策，而非治本之计。某种程度上，“防火墙”反而会将极右翼政党塑造成对抗政治精英的“孤勇者”，从而博得更多社会底层以及中间选民的同情。选择党领袖魏德尔多次控诉基民盟和社民党树立“防火墙”是对德国民意的蔑视。选择党虽然一直被排除在联合政府之外，但依然在今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凭借20.8%的得票率创造历史，一跃成为德国第二大党。近年来，针对极右翼的“防火墙”在奥地利、荷兰和意大利等欧盟成员国的崩塌也迫使传统主流政党开始调整应对策略。

在话语层面，主流政党开始迎合民粹政策，以期与极右翼政党争夺民心。欧洲人民党作为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近年来愈发主张收紧难民政策，并以保护欧洲产业竞争力为名要求取消不合理的环保法规，给企业松绑。虽然“话语迎合”策略的有效性还存在争议，但是这一策略客观上淡化了极右翼政党的“极端性”，强化了其政治合法性。

在政治层面，主流政党也开始在政治决策中与极右翼政党开展机会主义式合作，甚至接纳后者参与联合执政。荷兰自由党在2023年荷兰议会选举中以23.5%的得票率拔得头筹并首次推倒“防火墙”进入联合政府。在欧洲议会内部，欧洲人民党党团和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的投票一致率不断提升并在本届会期中达到72%。当然，与极右翼政党的合作也会威胁主流政党间的传统联盟关系，近年来欧洲人民党党团与极右翼党团的策略性联盟就引发了其他主流党团的警惕与不满。 

一方面，极右翼政党反对欧盟进一步干涉国家主权，因而其势力壮大必将给欧洲一体化带来巨大影响。首先，随着极右翼政党参与执政的成员国数量不断增加，欧盟既有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受到迫在眉睫的挑战。欧洲理事会和欧盟理事会在日常运行中依然依赖共识决策，这赋予了由极右翼掌权的成员国事实上的否决权。例如，由于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多次抵制欧盟出台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其他成员国被迫开始探索打破外交决策全体一致的一贯要求。其次，主流政党对极右翼政党的话语迎合与权宜合作也会助力极右翼意识形态“正常化”，从而使得整个欧盟政治光谱向右偏转。继而，中间偏右和偏左政党组成的传统联盟将不再具有选民基础和政治可行性，而中间偏右与极右翼政党的合作可能在未来越发常见。

另一方面，考虑到极右翼政党内部实现统一的阻力较大，它们在欧洲议会内部席位的增加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决策影响力的同比提升。在成员国层面，尽管存在极右翼政党进入联合政府的情况，但部分联合政府由于极右翼政党与其他党派的矛盾而无法形成有效治理，进而对欧盟政策的影响力受限。例如，有“荷兰特朗普”之称的维尔德斯今年6月宣布，由于与执政联盟内其他政党在难民问题上存在分歧，其领导的自由党将退出荷兰联合政府，而这距离自由党打破历史首次进入联合政府不满一年。因此，欧洲极右翼政党短期来看都较难成为一个变革者，更可能维持着破坏者的角色。

从决策现实的角度看，极右翼政党改变欧盟政治和一体化的可能路径在于重塑中间偏右的传统主流政党以及欧洲议会内的欧洲人民党党团。毕竟，极右翼政党推进欧盟政策乃至制度变革不仅需要动员能力和选票，更需要强大的政治组织来驱动欧盟复杂体系的运作。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的右翼政党有可能被极右翼政党视为可加以利用和塑造的资源与平台。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来源：《世界知识》2025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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