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5日，美国最高法院对“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斯案”进行口头辩论，并探讨是否因该案从而在本届任期中裁决废除《投票权法案》。《投票权法案》为民权运动时期确立，该法案第二节确立了选举中种族代表权平等的原则，禁止种族划分不公，从而削弱少数族裔的投票权。最高法院围绕“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斯案”的判决将会决定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政治图景。如果保守派大法官判决《投票权法案》第二节失效，将允许共和党重新划分多达19个众议院席位，以有利于该党，并削弱少数族裔在国会的代表权。2026中期选举虽然尚待时日，美国两党却都早早投入了这场选战之中，在各项议题和缝隙中激烈争夺优势身位，以求将更多的众议院席位收入囊中，这不仅关乎现实政治利益，更将决定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下半场的朝野态势：共和党以微弱优势控制参众两院，若失去立法控制权，民主党都有可能在特朗普任期的最后两年阻挠其多数施政议程。若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权，或许会让民主党有能力发起第三次对特朗普的弹劾。《投票权法案》在其生效60年之际是会继续延续其对选区划分的约束力，还是在特朗普任期的地图大战中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胜负不仅关乎路易斯安那州的非裔选民权利，更关乎两党在中期选举前的战略成败。

2025年10月15日，美国最高法院审理“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斯案”（Louisiana v. Callais），该案可能会通过禁止各州在划分选区时考虑选民的种族构成，从而削弱《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由于适逢中期选举，并指涉种族选区划分和选区重划问题，最高法院对该案的判决将直接影响2026年中期选举，由此为这场“预热”的选战增添了热度与看点。

目前，特朗普政府仍在讨论如何具体落地这项“2000美元关税分红”计划，但主要存在两种可能可能的发放方案：支票打款模式和税改打包模式。

路易斯安那州的选区划分之争始于2022年。根据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结果，该州黑人居民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州议会绘制的六个国会选区中仅有一个黑人多数选区。民权团体遂提起诉讼，认为此举违反了《投票权法案》第二节的反歧视规定，即“禁止州和地方政府实施任何“因种族、肤色或语言少数群体成员身份而导致任何公民投票权被剥夺或限制”。联邦地方法院支持原告主张，命令州政府在2024年推出的新地图中增设第二个黑人多数选区，使选区数量与种族人口结构相符。白人选民随即提起新诉，指控新方案矫枉过正，刻意连接了全州分布广泛的黑人社区，在划分选区时过度考量种族因素，同样构成种族杰利蝾螈（racial gerrymandering），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原则。2025年，案件由此升至最高法院被合案审理，案件影响已从赢得一场选区官司，转向了撬动甚至废止《投票权法案》在选区划分中的核心效力，成为全美关注焦点。

这场司法博弈背后，始终贯穿着清晰的政治逻辑。当前，共和党正于全国范围内推行激进的选区重划策略，意图以此巩固其在国会的优势地位。值此敏感时刻，最高法院的判决不仅可能被视作对少数族裔投票权的削弱，更有可能为州议会进行更为极端的党派划区提供司法上的背书，从而进一步加剧选举的政治化倾向。各界普遍认为案件目前形势利好共和党。在地方层面，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在重审阶段一转前期维护少数族裔的立场，呈现特殊的策略调整和政治考量。在法院层面，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有六位是共和党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其中三名由特朗普直接任命，在该案及既往涉及种族投票选区划分的案件中的立场，都利好于共和党。且从基数和个案上看，本届最高法院总体上对《投票权法案》持敌对态度，在历次涉及种族及选区选举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保守政治倾向和法律原教旨的立场。保守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明确表示，他认为现行的《投票权法案》第二节法律制度应该废除。“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呼吁‘系统性地重新评估我们对第二节的解释’，”他认为应通过该案立即在法律实践层面取消《投票权法案》的应用效力。“我希望本法院能够尽快意识到，其对第二节的判例与宪法之间的冲突过于严重，不容忽视。”

州政府的主张一旦被最高法院采纳，将意味着第二节无法再作为稀释少数族裔选票的法律依据，系统性削弱少数族裔选民在选举中的影响力。当前，第二节允许法院在判定种族杰利蝾螈时，只需证明划区导致歧视性后果（discriminatory effect），而无需证明立法者具有明确的歧视意图（discriminatory intent）。一旦第二节失效，少数族裔选民要维护自身权利，将必须达到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规定的证明存在明确的歧视性意图，显著提高了举证门槛。

美国选举制度的演变与其种族政治历史密切相关，从宏观角度，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斯案判决走向将决定接下来美国如何定义自己作为一个多种族的政治共同体的未来，这一问题不仅局限于眼下两党围绕众议院席位的一城一地的得失，更牵引至一条厚重的历史脉络。内战结束后，宪法第十四与第十五修正案确立了形式上的平等原则，禁止各州因种族、肤色而剥夺公民的选举权。）此举旨在将非裔美国人融入政治体系，并保护他们的权利免受南方各州和政治运动的侵害。但是，长期有反对者向这些给予少数族裔特殊保护的“分配正义”原则发出挑战，即既然奴隶制这一种族不平等的最大“靶子”已经被打倒，对于非裔等少数族裔就不需要再进行联邦层面的保护了，否则对于其他“正常秩序”下的美国公民是不平等的；此外，内战后美国联邦对南方各州的重建存在诸多乱象，对南方的同情者也借题发挥，认为联邦对于禁止南方各州歧视非裔本身就是一种对南方的歧视。此外，在运行层面，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南方各州仍在通过识字测试、人头税及投票登记限制等手段系统性剥夺非裔公民的投票权，使宪法承诺长期停留在纸面上。

直至1965年《投票权法案》通过，美国在民权保障领域才终于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该法案以“禁止任何形式的投票歧视”为宗旨，确立了两项关键机制：其一是第五节的“事先批准制度”。要求有歧视历史的州在修改选举制度前须经联邦审核；其二是第二节的“效果检验标准”。即即使立法者主观上无歧视意图，只要其政策产生了削弱少数族裔选举影响的效果，即构成违法。在半个60年的政治实践中，《投票权法案》推动了少数族裔政治代表性的显著提升。但是，自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起，法律的天平似乎改变了倾斜的方向。

最高法院的判例正在逐步削弱该法案的约束力。2013年，“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Shelby County v. Holder）废除了第五节中的事先批准机制，认为其审查公式已“过时”，从而解除了南部多州在修改选区划分时的联邦监督。此举使州议会重新掌握划分选区自主权，党派划区之风再度抬头。2021年，“布尔诺维奇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案”（Brnovich v. DNC）进一步提高了原告证明歧视的标准，使第二节的适用范围趋于收窄。尽管2023年的“艾伦诉米利根案”（Allen v. Milligan）一度维持了第二节的效力，认定阿拉巴马州削弱黑人选民影响力的选区划分违法，但现在看来，这并不是保守派大法官的良心发现，反而像是在为长期削弱《投票权法案》做出的妥协。“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斯案”正是这一议题的延续，也可能成为《投票权法案》的终点。

《投票权法案》第二节的命运直接关系到美国政党格局的平衡。非裔与拉丁裔选民长期集中于民主党阵营，使两党都有动机在选区划分时通过集中或稀释少数族裔选民来扩大自身的选举优势。因此，第二节在客观上成为制衡种族杰利蝾螈的制度防线。如果第二节被削弱，党派划区的法律约束将大幅减弱。虽然两党都会因此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但是共和党在23个州同时控制州政府与立法机构，拥有完整的划区主导权，而民主党仅在15个州具备同等地位，让共和党成为获利更大的一方。POLITICO分析认为，《投票权法案》失守将使民主党在地图大战中丧失19个国会席位。一旦结构性优势累积成型，即便全国选民意向在后续发生变化，共和党也能持续把控国会多数格局。与此同时，摇摆选区数量将继续减少，政治极化与党派固化趋势将加剧。

本案更深层的影响在于，选民在选举中的选择权将被技术性操作所替代。对于选民来讲，假如选区划分的权利完全不加任何约束地落入州议会手中，他们登记的地理位置就已经决定了当地的选举结果。选民意志将会被地图代表，而不是被他们自己代表；政客看到的也不会再是他们所代表的人民，而是他们能操控的地图。届时，2026年中期选举将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图大战”。选举结果不再是人民的选择，而是几个月前地图被绘制、规则被重写、权力被放任的时候就已经书写和预演的结局。

路易斯安那州案件也反映出美国社会长期未解的种族困境。表面上，美国在法律层面早已实现种族平等，但结构性差异依然深植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种族变量始终是解释政治现实的重要维度。在这一背景下，若以“色盲政治”的名义否定种族因素的政治考量，将使少数族裔重新陷入代表性缺位的处境。政治学界普遍认为，美国的种族平等是“被制度化保护的成果”，而非自发形成的现实。假如失去了制度性保障，本就脆弱的平等很可能会就此崩塌。最高法院如果选择撤回对少数族裔的制度性保护，美国社会可能面临新的政治分裂周期。

从“贝克诉卡尔案”（Baker v. Carr）确立“一人一票”原则，到《投票权法案》奠定平权基石，美国选举制度的演进历程，本质上是一部追求平等与修补裂痕的历史。然而，当制度在自我修正中走向自我否定，当分配正义的机制被指认为矫枉过正，制度的逻辑便易于成为议题和话语彼此攻讦的空间，而不为事实和经验所支配。“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斯案”不只是路易斯安那州本地的种族争端，更关乎整个美国民主的方向。在未来的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一个多族裔国家中，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平等”被理解为无视差异的形式中立，那么民主将逐渐丧失其社会基础；而若承认历史不平等并为之提供制度保障，则需要国家在原则上作出新的平衡。最终的正式裁决将在2026年上半年公布。届时，法院才会正式宣布路易斯安那州2024年地图是否违宪，以及对《投票权法案》第二节的解读。这场判决的意义或许不在结果本身，其考验的不仅是法律条文的阐释，更是制度能否面对自身历史、承担现实责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