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在新冠疫情危机持续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各种冲突、博弈仍在加剧。部分地区局势陷入紧张，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在缓慢发生变化。

新京报：2021年全球地缘政治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什么？

吴心伯：从地缘政治风险的角度来看，2021年几个比较大的风险点基本上都和美国有关。

首先，中美战略博弈处于高位运行中。拜登上台之后，美国新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战略，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主要体现在，美国在印太地区加大了对中国外交和军事上的遏制和施压，由此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化，并在南海、台海、东海地区产生激烈的地缘政治角逐。

其次，美俄冲突态势加剧。美国和俄罗斯去年虽然实现了拜登上台以来的首次线下元首会晤，但双方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美俄之间的焦点在乌克兰。从去年年底开始，美俄围绕乌克兰的较量变得更加尖锐，冲突的态势更加明显，而这一点势必会延续到2022年。

第三，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对中亚、南亚、西亚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撤军阿富汗是2021年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地缘政治事件。美国从阿富汗灾难性的撤离象征着，美国在冷战后对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军事干预最终以失败告终。

当地时间2021年8月30日，阿富汗喀布尔，最后一批美军撤离阿富汗，登上C-17运输机。图/IC photo

具体而言，从阿富汗本身来说，塔利班重新执政导致阿富汗这个所谓“帝国坟场”国家的未来具有两面性，不确定性增强。另一方面，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急剧下降，或者说美国过去20年在这一地区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由此导致阿富汗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调整成为全球焦点。

荣鹰：我认为2021年地缘政治方面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美国撤军阿富汗，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竞争因素比较突出。

2021年8月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后，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引发全球瞩目。其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布局，集中力量应对它眼中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

事实上，本·拉登2011年被击毙后，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主要任务就结束了，之后美国就逐渐开始战略调整，从中东地区转向亚太地区，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如反恐，转向传统的大国竞争。

2021年特朗普正式下台，拜登政府上台后作出了一些政策调整，譬如宣称美国回来了、强调加强盟友协调等。但可以看到，其在战略认知层面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在全球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美国仍想维持其霸权地位，由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难度越来越大，它将重点放在了打压遏制其他国家方面。

这就导致国际社会虽然在全球疫情、气候变化、科技发展等问题上能有一些有限的合作，但竞争仍然是主线。这也可以说是过去这些年全球地缘政治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罗伯特·库恩：2021年，大国竞争的重新抬头和地区冲突的扩散使世界更加动荡和危险。

去年年初我曾说过，在中美关系上，最坏的情况是，除非双方看到“血”（比喻性的“血”，而非字面上的流血），否则中美关系的自由落体不会停止。令人担忧的是，虽然爆发热战的可能性仍然很低，但是过去一年双方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了。至于两国能否重启关系，至少短期内，我并不盲目乐观。

事实上，我一直在寻找触底点。中美关系什么时候是最低点？最低点已经过去了吗？或者它还没有到来？如果我们能认清最低点，这意味着从那时起，我们就能看到逐步的、缓慢的改善。我认为首要任务是不要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如果双边关系停止恶化，那么我们可以说已经找到了底线。一旦我们找到了底线，然后把所有棘手的中美问题都嵌入其中，那么就会找到很多双方愿意合作的议题。

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之间的电话会议是全面且坦诚的，我希望这次会议标志着中美关系最低点已经过去。双方同意增加关键领域之间的对话，包括外交、商业贸易、军事等。不过，中美之间那个虚幻的最低点是否已经过去，目前仍不敢确定。我希望已经过去，但只有未来会告诉我们。

2022年初，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突然爆发了自1991年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动乱，昭示着一个充满挑战的新年的开始。许多地缘政治风险从2021年延续至2022年，一不小心就存在着局势升级的可能，挑战着国际社会的敏感神经。

新京报：2022年全球地缘政治领域存在哪些风险？

荣鹰：进入2022年，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仍在延续。最值得关注的有两个方面，一是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战略博弈；二是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

在欧亚地区，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围绕北约东扩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俄罗斯明确反对北约持续东扩，尤其是反对北约纳入和俄罗斯地缘战略利益直接相关的国家，如乌克兰、格鲁吉亚等。而北约方面则明确表示不会作出北约不扩张的承诺。各方分歧难以弥合，冲突存在加剧的风险。

在亚太地区，美国已经逐渐将全球战略重点转向这一地区，以打压遏制中国。从去年开始，美国主导成立AUKUS（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边安保联盟），考虑加强和拓展五眼

联盟（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五国情报共享联盟），为牵制中国展开布局。具体来说，美国等国家将继续利用南海问题对中国进行围堵，打造新的安全框架，这是今年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点。

吴心伯：目前来看，2021年的几个主要风险点在2022年将继续存在。

在中美战略博弈方面，尽管2021年底中美关系出现了某种缓和的迹象，但拜登政府的对华基本思维和政策没有实质性的调整，他们还是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来对待，因此会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具体体现可能在于，美国会加强在南海特别是台海地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这是一个主要的风险点。

从欧亚大陆地区来看，几个方向都值得关注。首先，西边乌克兰局势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美国、俄罗斯、北约近段时间进行了对话和谈判，但并未取得实质进展，因此不排除接下来美国、北约和俄罗斯围绕乌克兰的冲突会升级的可能。目前来看，美国、北约不会轻易放弃乌克兰，想要把乌克兰纳入北约的框架，但俄罗斯坚决不接受这一点，并直接将进攻性武器部署在俄乌边境。如果双方无法就这个底线问题作出妥协，那么冲突可能无法避免。

中心地区哈萨克斯坦则刚发生严重内乱，引发全球关注。哈萨克斯坦此次突然爆发冲突，背后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因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激化，导致大规模抗议并演化为严重冲突；二是因外部力量介入内部冲突，导致冲突扩大化。若是哈萨克斯坦此次冲突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外溢效应，导致地区矛盾加剧。但目前来看，哈萨克斯坦局势在集安组织的干预下得到缓和。而集安组织的快速反应，也有可能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打消一些想挑战现状的势力的想法。

南部地区阿富汗塔利班能否稳定阿富汗的局势，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是否会产生严重摩擦，也是比较值得关注的风险点。

此外，一些热点地区需要长期关注。一是朝鲜半岛。韩国今年将举行大选，若是最终保守派上台，那么南北关系可能会紧张升级，甚至爆发冲突。二是中东地区。中东地区一直是地缘冲突焦点地区，其中伊核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因为若是各方谈判破裂，不排除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其次土耳其的地区“野心”越来越大，未来会做出哪些行动扩大其影响力，值得关注。

罗伯特·库恩：世界总免不了动荡易燃的边界：乌克兰-俄罗斯；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克什米尔；以色列-巴勒斯坦；南海和东海；中国-印度；叙利亚-土耳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非洲角；埃及-埃塞俄比亚；撒哈拉西部；苏丹-南苏丹……2022年最理想的状况是保持现状，留出时间缓和矛盾、解决问题。

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台湾问题是最敏感的问题。过去几十年来，中美基于“九二共识”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相当好，维持了一种和平现状。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何发生变化暂且不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各方都要保持冷静、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为避免因为“意外”导致冲突，美国和中国需要各自减少可能激怒对方的行为，避免造成具有毁灭性的误解。

此外，需要智慧来维持双方都能接受的局面。有了这种即使没有公开的双边共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可能会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发生变化，最终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解决。这也许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最好的结果。

新冠疫情大流行第三年，全球确诊病例超过3亿，死亡病例超过550万。持续的危机导致全球化受阻，全球治理面临新挑战，国际格局也由此发生变化。

新京报：2022年是新冠大流行第三年，疫情对全球政治、地缘格局产生了哪些影响？

吴心伯：新冠疫情大流行进入第三年，它给全球带来了很多变化。

首先，新冠疫情的暴发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中美紧张关系，而中美两个大国的紧张关系势必影响全球局势。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后，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因为抗疫不力导致选情下降，最后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并为了提振选情对华采取粗暴的报复性政策，由此导致中美关系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即使是拜登上台也未能改变这一情况。

其次，新冠疫情的出现暴露了不同国家在治理能力上的差异。例如美国作为医疗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世界领先的国家，在疫情控制方面却一塌糊涂。

疫情对美国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们过去说，21世纪以来两场战争、一场危机（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还得加上一场危机——新冠危机，它给美国带来的人员损失是超出预料的，目前看来正向着100万发展。

在经济技术发展水平领先的欧洲，情况也是如此，目前疫情仍然非常严峻。而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整体疫情防控是比较好的。

此外，持续的疫情可能会导致一些国家内部矛盾激化，甚至演变为严重冲突。新冠疫情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持续发酵，再加上疫情本身对公众产生比较大的心理压力，由此对国家内部矛盾起到了放大效应，最终导致一些国家内部冲突频发。

在全球政治层面，疫情长期化还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情绪上升，阻碍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从全球治理层面来看，新冠大流行原本应该会推动全球在医学等领域的合作，但从疫情暴发初期开始，美国就将疫情打造为和中国博弈的一个抓手，阻碍了全球在疫情上的合作力度，这对于当前的全球治理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荣鹰：新冠疫情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从全球层面来看，疫情导致原来的全球治理赤字问题更加突出，全球层面发展不平等、不均衡的问题更加明显。而在回答疫情这份“考卷”时，各国交出了不同的“答案”。整体而言，中国的应对是比较好的，而美国等所谓发达国家疫情已经成为一大灾难。

由此引发的思考是，面对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均衡问题、面对全球治理赤字问题，到底应该由谁来发挥全球引领作用。从当前的局面来看，美国显然是不能指望，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可以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

这也是为何近些年来很多人在提“东升西降”的国际格局变化。西方的衰落、西方全球领导地位下降是很明显的，它们在应对类似疫情这类全球性挑战时拿不出好的解决方案，发挥不了领导作用。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倡导多边主义，呼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解决全球治理、全球发展问题上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未来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新冠疫情还将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疫情长期化推动全球权力结构调整加快，最终导致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二是疫情可能会在一些脆弱国家引发比较剧烈的内部动荡，甚至会突然爆发严重冲突，最终外溢至周边地区，对地缘局势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罗伯特·库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无论其政治体制如何，能够免受舆论压力的影响。疫情下的封锁和各种不确定性加剧了人类的情绪，以至于正常的地缘政治问题被民族主义情绪激化，从而被高度政治化。

与此同时，世界正在经历重大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这些变化也许不是由新冠大流行引发，但大流行无疑放大了这些变化。具体而言，中国的崛起毫无疑问正在改变国际秩序。

中国消除极端贫困是当代历史上最重大的社会变革之一。它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成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模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解决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的症结所在：从铁路、港口到电力、通信的有效的基础设施。中国是近几十年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最丰富经验的国家，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承诺是纠正全球严重失衡的重要一步。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正在从事全球慈善事业，中国是寻求合作共赢的机会，譬如让欠发达国家得到发展后成为更好的中国贸易伙伴，也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立场。

展望未来，总会有潜在的“黑天鹅事件”潜伏，比如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以及中美在南海或台海发生冲突。

而我想提供一个关于中美关系“好的黑天鹅事件”设想：假设天文学家证实可能有外星人入侵地球，比如说，他们发现一支庞大的宇宙飞船舰队正朝着地球的方向前进，五年后就将到达。那么我希望中国、美国以及全世界，可以很快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这一威胁。

事实上，如果美国和中国不合作应对生存威胁，那将产生致命影响。我只是半开玩笑地提出宇宙飞船舰队入侵这种最不可能的场景，但在现实中，新冠病毒就可以说是一种外星入侵者。这个看不见的病毒会攻击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分国家、民族、种族、宗教等。

作为全球两个主要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理应携手应对这个病毒、未来的流行病以及任何“黑天鹅事件”。一个具体的步骤是，建立一个合作的、多渠道的“黑天鹅事件”预警扫描系统。

我们必须超越区分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从而扭曲理性决策的思想。我们必须从一个整体的、全球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