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一财号邀请到上海市人才理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姚凯先生，对“新就业环境下的人才机遇”话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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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第一财经总编辑 杨宇东：姚教授曾在一财号上提出，“长三角一体化的本质在于人才的一体化”，那么能不能请您简要的分析下，目前在长三角人才一体化当中取得的成就以及可以优化的地方？

姚凯 ：我通过研究发现，长三角一体化在人才一体化方面是极其重要的，它包括金融的一体化、项目的一体化，它最终也离不开人才的一体化。人才的一体化，实际上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的支撑，反过来我们也通过人才一体化赋能长三角一体化，目前长三角的人才一体化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绩。

第一个成绩，是我们在整体的人才的引进的吸引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成渝一体化来看，长三角在人才吸引力和人才集聚方面走在了前列，比如说我们有全国四分之一以上的双一流高校、四分之一以上的重大的科研设施、重点实验室、人才的培育基地和中心，也是高校集聚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尤其是在2020年底的调查中，全国城市吸引力的排前10的，长三角就占了将近一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吸引长三角一体化在吸引人才方面很强。

第二个方面，长三角一体化中各种各样的人才载体是最富集最密集的。我们无论是在产业园，还是在各种各样的人才的培育机构等等方面，也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所以，长三角非常有优势。

从人才环境来看，在人才的公共服务的互联互通方面，我们应该是做的是非常好的。我们长三角有41个城市实现了医保的一卡通，我们三省一市医疗机构实现了集聚，大概是覆盖3500多家，也实现了住院和门诊异地结算等等。除此之外，长三角的城市群之间实行身份证、驾驶证，包括结婚证等九类的个人证照的互认，以及21类电子证照的共享互认。因此，长三角的人才一体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同时，我们长三角现在也成立了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示范区，其制定人才发展的十四五规划已于2021年7月份颁布，可以说，在制度创新以及执行方面，我们已经走在了前列。这个规划它也是全国最早期的跨省级的人才规划，所以在制度创新方面也走出了扎实的一步。

主持人第一财经总编辑 杨宇东：有些什么要优化的地方？

姚凯：第一点，长三角的GDP在全国的GDP的比例和长三角的人口在全国的比例之间大概有7.5个百分点的差距，也就是说我们GDP的比例要远远的超过人口，人口当然伴随着人才的比例，区域经济要可持续协调发展，所以长三角下一步要大力的推进人口和人才的集聚，这也是我们要大力推进的一项工作。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几项工作，比如说跨区域的人才的标准的互认问题，比如说江苏的高级教师到了上海能不能实现互认，对吧？一个地方的医生到另外一个地方能不能互认？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大力的推进这项工作，这也是实现人才要素自由流动的先决条件。

目前我们在推动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联合认定，比如说我们在示范区之内，我们就要努力的实现跨区域的职称职业技能证书，职业培训学时数的共认。

第二个是市场化，比如说有的行业中的翘楚，世界500强的企业人才评定的标准，我们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可以视为区域内的统一的人才的标准，所以这些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另外，我们最近也推动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在示范区内，我们现在有一个制度创新，叫做“荣誉市民”。它可以享受两省一市的二十多项跨区的公共服务。打个形象的一个比方，一个“荣誉市民”，他可以享受上海的子女教育，享受嘉善的养老，享受吴江的无敌水景房，所以这对于人才的吸引力来讲还是非常大的，将来我们还希望在这个方面有进一步的这种推动和推广，这是我们要做的一项工作。

还有，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海外人才引进方面能够给予更大的开放度，让它能够实现国外的获得的一些资质的认证，是不是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示范区也能够认可？让他自由职业？

当然很多工作我们说是也在进一步的完善，有一项工作就是海外人才引进的时候，我们已经实现了一门式服务。比如，我们现在将海外人才回到国内之后的有关进出境的服务和外国专家的服务，可以放在一个门类服务。

第三个，人才工作数字化转型的工作，我们也是希望将来长三角的人才，它只要是有一个“码”，他就可以把所有的服务能够通过“人才码”得到服务的集成，这样会大大的方便，人才在长三角自由流动。

我们希望通过经济和治理的一体化来实现人才的一体化。比如说我们上海有着优质的人才培训资源和人才市场资源和中国上海人才市场，那么是不是可以以后为整个长三角服务？然后大家共同参与治理，共同参与收益？这样就能更好的去推动未来的一体化的发展。

主持人第一财经总编辑 杨宇东：我们也关注年轻人的就业问题。2022年应届的大学的毕业生可能要达到1,076万，比去年要增加167万。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数据大家又开始谨慎乐观，为什么？

从1962年出生的高速出生的那一批人，现在快60岁左右了。这样就意味着会腾出来一批工作岗位，所以，这样是不是有助于我们来缓解当下的一个就业压力，能不能改善目前我们说就业市场的这么一个紧平衡的状态？

姚凯：确确实实压力是现实存在的， 2022年我们光大学生就业就增加了167万，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

再加上我们在疫情治理的后期，有一些中小企业可能在生存方面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关心。但是，大家指望说60岁退休的人腾出岗位给大学生，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们根据研究就发现，很多退休的这些老专家、老同事，他们对于年轻人的工作，它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比如，年轻人体力好，年龄大的人，虽然体力弱一点，但是他的知识经验丰富，在企业里头，在很多单位甚至可以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另外对于需要高知识度的管理经验能力的这样一些工作，可能也是这个年龄大的偏大的员工可以做的。所以不是简单的一种替代。

另外，有些行业适合年龄大的人去做，比如说服务于老年人的行业，这些行业可能低龄老年人可能更加懂得高龄老年人的需求，现在也有很多低龄老年人从事这个方面的服务业，做志愿服务，所以说，这种不是简单替代关系。

因此，我们建议，在我们国家老龄化逐渐显现的情况之下，部分城市已经进入到中度，甚至是高度老龄化的城市的这种背景下，我们要发挥“老有所用，老有所为”的这种良好的环境，要大力倡导积极老龄化，让老年人能够更好的去选择适合他们的职业。

我们要帮助这些老年人找到适合他们的职业，这方面的服务的中介机构，包括这种信息系统，让它能够实时的捕捉到，哪些岗位需要它，形成一个双向的互动。另外，在全市要塑造一个就是不以年龄论英雄的一个环境，让老年人有更好的发挥自己能力的空间。不要只是把老龄社会当作一个负担。

对于年轻人来讲，我觉得我们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去发力，一个我们要从先进的制造业，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去下功夫，去发掘出更多的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这个可以去解决更多的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同时，基于我们现在新的技术背景条件下，我们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等技术，又可以去形成许多以前不存在但是具有创新性工作岗位，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就业形势方面，我们可以大力采用类似于灵活就业，来解决更多的年轻人就业的问题。

从供给侧来看，我们要大力的去推进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现在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适不适应现在社会日益发展的这样一种产业需求。在专业调整方面、师资的配备方面、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方面，我国要下大功夫，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的学生在就业中占尽先机。

在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中就提出，现在的失业是叫结构性失业，就是很多社会上需要的岗位，我们现在没有培养出来，一将难求，很难去找到，所以我们要在培养培训方面下功夫。

最近中央工作人才工作会议上，我们总书记也说，我们要培养出全球一流的人才，我想除了科技人才、工程师、高级蓝领高技能人才，当然也需要一大批企业家和管理人才，这样我们才有自信把我们的就业能够解决的更好。

（作者系上海市人才理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