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早的时候，ofo、摩拜等共享单车的乱停车问题尤为显著，这不仅造成丢车率和车损率上升，也导致在很多地方大家直接采用极端举措禁止共享单车的出现。在这件事情上，恰恰不是政府过度干预的问题，而是政府没有及时介入的问题。

共享单车其实有非常正向的外部性：骑车节能减排，解决人们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等。如果政府更早地介入，和相关的利益方商量，将协商工作做细，例如调研出最需要共享单车的社区所处位置，规划或者开辟附近适合停车的空地。

另一边，共享单车公司方面也需要做出一定技术或管理上的调整，例如根据停车规则对用户进行信用和奖惩制度等。这些问题和解决方案掌握起来并不难，实际上也很好操作，只不过政府和企业都没有较早地去积极沟通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滴滴网约车的例子反映的东西恰好是相反的。它反映了政府过强的、缺少弹性的管制。例如，现在规定在北京如果要开网约车，必须要满足一系列的要求，包括北京户口，甚至包括具体车型等。其实这样对新兴产业的行业发展是不利的，和共享经济原本的理念也是相违背的。当然，这些政策力度可能也和滴滴出现的负面安全问题有关。

这其实就是我们在面对新兴产业的发展时没有遵循适应性治理的很好的例子。

传统意义上，我们讲的政府职能包含了对市场的监管，这个是政府保持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可以用于解决很多市场失灵的问题，例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自然垄断等。

但最近这些年，我们对政府职能的转变有了更多新的认识。很多新技术的出现也使得原来传统观念中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关系不得不发生变化。原来市场失灵的问题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来解决，政府在这其中并不一定一直起最关键、最核心的作用。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使用“治理”一词的含义更加广泛。当然，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尤其是当某一领域涉及到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和安全问题时，政府的强力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操作方式和理念方面，政府都可以更加灵活创新。

为了保证一个社会能够有序并且良好发展，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社会都得先保证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并没有标准答案，或者是一个固定比例。不同的国家，历史文化、政治体制不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都可能不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能在过去的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取得这么好的成就，其实就是比较好地把握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既有有意识的宏观设计的功劳，也可能有部分无心插柳的尝试性举措的原因。

对于中国的公共管理领域学者而言，我们应该把过去四十年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提炼出来，去把握背后深层次的规律。这也是我提出公共管理理论本土化的原因。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公共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包括一些范式，都来自于西方，甚至很局限地发源于美国一个国家的发展经历。这些理论对于某些欧洲国家可能还大体适用，但对于东亚的一些国家来说，适用程度就要低很多了。

从国内来看，公共部门最需要的人才是那些具有全方位综合素质的管理人才。当然，有一些特定岗位会需要具备特定的技能或者理论基础的人才。但其实包括价值观、写作能力、沟通能力等素质能力与具体所学的专业关系并不大。

但是在进入公共部门之前，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先思考清楚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未来的追求是否适合进入公共部门。在中国，公共部门的确承担了巨大的责任，但在中国乃至很多其它国家，公众、社会对公共部门的价值的认识和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还远远不足。所以在个人进入公共部门工作前，需要先做好可能被公众误解的心理准备。

此外，也需要做好心理准备的是，公共部门的如工资收入等待遇也许会不如进入到企业。如果能提前通过多种方式了解中国政府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是如何运作的，也可以更好地帮助自己进入公共管理部门。

文案编辑丨国际合作和重大活动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