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和全球秩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挑战，一些国家操纵国内政治，趁机掀起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浪潮，甚至挑起意识形态的对抗。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一步遭遇“逆全球化”的逆流。一时间，所谓的“新冷战说”兴起，更有人质疑中国是不是要重新走向封闭。事实证明，中国不会关上对外开放的大门，走上历史上一些大国封闭对抗的老路。开放和改革一样，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也是中国与世界相处之道的自主选择。中国的开放不仅成就了中国的发展，更是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国际影响日益跃升的全球性大国，既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与世界互动的结果。

新中国建立初期，面对两极格局下的外部封锁，中国积极拓展对外交流，通过民间外交和经济、文化交流突破政治上的封锁。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冲破重重内外阻力，重返联合国、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大大拓展了外部空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坚持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全方位学习世界各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放格局由点及面、从沿海到内地不断扩大和深化。世纪之交，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毅然加入WTO，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将开放之门越开越大，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成为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坚定支持者和负责任的引领者。70年的发展进程，中国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不断扩大的开放成为中国发展进程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学习和创新是中国开放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是一个民族勇于学习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西方先进技术的进程。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中国这样，不断汲取、不断学习，不断改革、不断创新。“改革”是中国国家治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首要主题。中国的对外学习，并不是简单对现成经验的照抄照搬，而是结合中国的实践进行创造性的改革；并不是对西方先进技术的简单学习和模仿，而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中国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经验中学习创新，发展出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经验和国家治理经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自信的民族才勇于开放。中国不断打开的大门伴随着的是自信的不断增强。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有的国家选择了封闭的旧途，有的国家祭出保护主义的大旗。尽管面对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中的惊涛骇浪，中国也有过疑虑和忐忑，与先发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和社会中还存在着不少短板，然而中国敢于直面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关闭开放的大门，而是让开放之门越开越大。这源于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和发展前景的自信，源于中国对改革开放取得的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的自信。正是有了这种自信，中国在业已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仍然强调要继续对外开放、继续向外部世界学习。当然，今天中国的开放和学习是更加自信、更加平等的双向开放和交流互鉴。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的表现之一就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全球化遭遇到一波前所未有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浪潮。在这个过程中，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对全球化态度的分化。过去主张全球化，从全球化中获益不菲的发达国家逐渐将国家治理与全球化对立起来，将国家治理中的问题原因外部化，动辄责咎全球化和发展中新兴国家，形成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二元对立，造成了治理赤字。新冠疫情发生后，这种趋势还有变本加厉的势头。与之相反，中国通过进一步的开放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拥抱世界的同时贡献世界，形成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有机统一。

中国的国家治理已经成为一种开放型的国家治理。中国国家治理的环境、主题、范式和理念都已经离不开开放。中国发展的进程是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进程，随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格局的形成，中国国家治理的时空范围空前拓展，外部世界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程度也空前加深。经济、社会、安全、文化、生态环境的内外联系与相互影响空前加深，内政与外交的联系与相互作用空前紧密，内部机遇与外部机遇并存，内部挑战与外部挑战相互交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其认识也从统筹和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到统筹和运用国内国际两类规则。开放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

全球治理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贡献，甚至越来越需要中国发挥引领性的作用。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和对世界影响的不断加深，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空前拓展，中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也在空前增加。这一方面来自外部世界的期许，特别是随着美欧传统大国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意愿的相对下降，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高企，全球治理出现了公共产品供给的赤字。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进程大大凸显了这一趋势，国际社会对中国作用的发挥更加期待。当然，美欧国家并不情愿放弃在全球事务中曾经的主导地位，因此对中国作用的提升抱有十分矛盾的心态。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勇于担当，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积极结果。作为全球治理中的后来者，中国是在痛苦的融入、学习和变革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为全球治理的主角。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全球事务、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新任务。

中国通过国内的制度建设保障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有效协同，确立遵约守信的国内政治基础和法治保障。这与一些西方大国动辄“退群”毁约或由于国内政治对抗无法兑现国际承诺形成了鲜明对比。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总结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经验时，就将“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作为十三个制度优势之一，并强调将进一步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近年来，中国积极构建和完善涉外法律体系，制定了《外商投资法》，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法律体系建设和执法力度，建立了有约束的国际协议履约执行机制，按照扩大开放的需要修改完善法律法规，在行政许可、市场监管等方面规范各级政府行为。

开放的中国实现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有机统一，这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特征和显著优势。它使得中国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发展，在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实现自身发展和世界发展的统一，这对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具有重大意义。

70多年来，随着中国开放发展的进程，中国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适应者、融入者，到参与者、改革者，再到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中的稳定性力量。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机遇，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中国对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制度的支持对维护全球经济秩序和促进开放型的世界经济至关重要；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公共产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为人类社会贡献着新的治理经验和发展道路；中国对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改革的开放性、包容性态度为国际秩序的和平变革提供了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以开放的姿态、共赢的胸襟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上。这一历史方位既是中国通过不断开放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方位，也是中国通过开放不断为人类作出贡献的历史方位。开放，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也是中国之治的成功之道。无论是中国的国家治理、发展进步，还是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离不开中国的继续开放。未来的开放，将是继续对外学习、开放市场和拥抱世界的开放，更应该是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开放。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必将为人类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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