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对中亚的战略关注度经历了显著上升，而11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的C5+1十周年峰会，无疑标志着这一转变进入新的阶段。特朗普试图借助关键矿产、跨里海运输走廊及大规模商业合同，将美国重新嵌入这个长在于以商业协议、供应链重构和交通走廊建设为主轴的地缘经济布局——峰会上宣布的上百亿美元项目、五国领导人分别签署的双边备忘录，以及跨里海走廊与“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路线”（TRIPP）的联通构想，均体现出美国试图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力重新塑造地区互动秩序。与此同时，中亚国家在对外政策上日益强调自主性，一方面欢迎美国增加参与度，另一方面通过区域合作机制与多元外交避免被纳入任何单边轨道。因此，美国此轮布局虽在规模与可见度上创造新高，但能否将以交易为主的短期成果转化为稳定且可持续的战略嵌入，依然是评估其政策成效的关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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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强化与中亚的接触在时间和方式上都呈现出明显的国内导向。俄乌冲突久拖不决削弱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成效叙事，选举周期临近又需要稳定而可展示的政策成果，中亚的外交动作因此被集中摆上了白宫议程。过去数月，白宫在中亚事务上连续推进多项操作：9月特朗普在纽约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Shavkat Mirziyoyev），10月派出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道（Christopher Landau）及美国驻印度大使、南亚和中亚事务特使塞尔吉奥·戈尔（Sergio Gor）先后访问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正如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保罗·卡普尔（Paul Kappel）所说，“在特朗普总统和鲁比奥国务卿的领导下，我们将C5+1伙伴关系提升为优先事项——一项战略优先事项和一项经济优先事项。”特朗普政府以低成本推动外交活动，把资源议题、合同数字和供应链安全重新编织进国内政治叙事。

本次C5+1十周年峰会在形式上实现了三项突破——首次在华盛顿举行、首次在白宫举行、首次五国元首同时出席，使外交活动本身转化为可视化的政治表现。本次峰会公布的合作订单和投资协议总额达到340亿美元，为特朗普向国内展示“实绩”提供了量化证据；商务会议上对外宣布的协议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潜在交易额被认为可能更高；美国国务院还专门安排了一场会议，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主持了“交易区”活动，并宣布了近20项中亚国家与美国企业达成的协议。特朗普可以据此向国会和选民强调自己正在为美国企业创造机会，同时拉动国内供应链相关产业。

经济政策层面的考量贯穿于这一合作框架。本次峰会后，白宫公布的双边情况说明书集中呈现了特朗普政府对中亚关系的经济化取向，也清楚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各国合作潜力的差异化评估，其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被视为最具延展空间的伙伴。说明书系统列举近期签署的协议，并强调这些合作对美国产业和就业的具体意义。以“美哈关系新纪元”和“提升美乌关系”为标题的文件，都以“美国企业和工人获益”“加强美国制造业和出口”等副标题强化美方受益逻辑；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说明书亦沿用类似结构，整体叙事围绕美国商业利益展开，使双边成果的呈现更明显地以美国将获益为出发点。

关键矿产在此次合作中处于核心位置。中亚已发现二十多个稀土矿床，哈萨克斯坦的稀土储量规模可观，钨矿储量足以支撑几十年的开采。这类资源为美国企业进入提供了切实的吸引力，也使白宫能够在供应链安全议题上提出更具说服力的论述。早在2024年2月，美国便启动了“C5+1关键矿产对话”，旨在加强地质勘探合作，吸引采矿和加工投资，并将中亚的矿产资源与美国市场对接；同年，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了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论坛。第二任期以来，特朗普推动更新关键矿产清单，把这些矿产纳入国家战略产业的范畴；鲁比奥在峰会前确认确认白宫已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法案，旨在废除《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以便扩大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关键资源成为连接外交活动与国内产业安全的纽带，可以解释为何中亚这个长期处于美国重点关注范围之外的地区会在短时间内获得如此高的政治优先级。

在本次C5+1商务会议上，涉及能源、矿产、人工智能、航空制造、农机设备等多个领域的协议同步推进，科夫资本收购哈萨克斯坦钨矿企业的安排尤其受到关注。乌兹别克斯坦此前宣称未来十年将在美国投资逾1000亿美元，并在未来三年内推进近350亿美元的采购计划；哈萨克斯坦公布了170亿美元的商业协议；几国合计计划采购多达37架波音飞机。这些合同可以支撑美国的制造业叙事，也为新一轮供应链调整积累资源基础。

交通与通道建设体现了更明显的地缘经济图景。美国支持发展跨里海贸易路线，试图将其与连接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纳希切万和土耳其的“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路线”（TRIPP）衔接，构建一条贯通中亚、南高加索并通向欧洲市场的陆上干线。今年8月，白宫促成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运输安排上的新共识，使该走廊具备了操作性框架。此举被认为在区域层面削弱了俄罗斯对外贸通道的控制，也强化了土耳其和美国在高加索的外交成果。在本月于塔什干召开的第七届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中，中亚五国全票批准阿塞拜疆作为该协商机制的正式成员，表明南高加索与中亚之间正在出现合作机制层面的连接趋势。

数字基础设施与技术合作进一步扩大了合作范围。星链Starlink在中亚的部署被纳入本轮 C5+1 合作包，作为扩大地区数字连接能力的项目之一；美国企业计划向多个中亚国家提供卫星互联网服务，为跨境物流、能源项目与政府机构建立更稳定的通信基础。哈萨克斯坦拟与美方共建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该中心被定位为面向交通管理、资源开发和公共治理的应用平台，是峰会中少数面向未来产业的合作项目。美国公司Leidos将为哈萨克斯坦升级空中交通管理系统，覆盖航路监测、指挥调度与飞行安全等关键环节。Wabtec则与哈萨克斯坦签署约 42 亿美元的机车合作协议，计划在未来十年完成 300 辆机车生产。

特朗普政府取得的多项合作基础源自前一届拜登政府积累的制度框架。C5+1机制从2015年至今不断扩大议题范围，拜登时期已经启动稀土对话机制、设立B5+1商务论坛，并将峰会提升至总统层级。特朗普的做法是以更高的政治声量和更强的交易化表达，激活这一既有平台。峰会持续时间不长，许多安排属于此前议题的延续，但通过白宫场景和新闻传播重新构建了其政治意义。合作的内容在结构上并未跳脱前任的框架，只是表达方式更强调数量和合同，目标指向更明确地落在可展示的商业成果上。本次总统级会议正式讨论不足40分钟，其中一半还用于特朗普回答记者提问，美方仅将其称为“工作晚宴”，但在特朗普个人叙事中，则被塑造成重新启动“重大外交转向”的节点。

中亚领导人在此次峰会期间几乎一致对特朗普“大加赞赏”，甚至不乏直接重复其竞选口号、标志性动作的场面。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称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赞扬其政策“明智而大胆”，并宣称这将开启“新的黄金时代”；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则表示，在乌兹别克斯坦，人们称特朗普为“世界总统”。这种迅速的适应与迎合，为特朗普政府在中亚的推进提供了额外助力，也折射出中亚领导人对特朗普议程的积极“对标”——托卡耶夫在白宫表示受到特朗普启发，在国内推行“法律与秩序”政策。对于依赖政治稳定的中亚国家而言，减少在价值议题上的分歧并展示讨好与配合，能够换取投资便利、资源合作和外部通道；对于特朗普而言，这种“共鸣”减少了推进合作的摩擦。

对中亚国家而言，与美国的合作有利于提升多向外交的有效性，而现有的安全依赖、经济结构和通道格局仍具有惯性。对特朗普政府而言，中亚的意义更多体现在能否生成可展示的合同和指标、能否为国内政治叙事提供可见成果。

美国政策与学术界普遍将当前阶段视为重构对中亚认知的“窗口期”，中亚从相对边缘议题被重新纳入大国竞争与供应链安全的核心讨论，“大中亚战略”重回政策视野。美国蒙大拿州联邦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Steve Daines）在C5+1十周年论坛上强调，中亚五国拥有逾310亿桶石油储量、约250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储量以及全球超过四成铀产量，并把能源与高科技供应链安全直接关联起来。美国内政部与地质调查局在关键矿产清单中突出稀土、钨与中游加工能力，而白宫随后的操作——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推动关键矿产对话，由美国企业竞标开发哈萨克斯坦主要钨矿——则把这套框架从文件落实到资本运作层面。

美国在交通通道上的布局同样显露结构性意图。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卢克·科菲（Luke Coffey）主张将横贯大中亚与里海的中部走廊，与南高加索的“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路线”（TRIPP）联通，构筑一条高价值的欧亚陆上走廊。近两年，中部走廊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三分之一以上，预计到 2024 年将再度翻番；哈萨克斯坦超过六成的西向铀出口改走该路线，并计划通过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增加石油外运。美国政策规划者因此逐渐把大中亚视为支撑东亚与更广泛欧亚能源安全、矿产供应与供应链重组的内陆枢纽，而不再是围绕阿富汗战事的战术后方。

在英国皇家亚洲事务学会的讨论中，查塔姆研究所俄罗斯与欧亚项目副研究员安妮特·博尔（Annette Bohr）进一步指出，美国地质调查局列出的 54 种关键矿物中，有大量在大中亚拥有储量或生产基础，尤其是铀、铜与钨，而这些矿产长期以原矿形式经由他国加工。她强调，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与进出口银行已准备好介入中游加工体系建设，以金融与技术组合削弱供应链集中风险。在这一视角下，大中亚不仅是东亚战略的“后方”，而是决定能源价格、军工供应链和高科技产业韧性的“心脏地带”。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战略界所谓的“大中亚”（Greater Central Asia）概念，核心并非地理扩张，而是对区域功能结构的重新定义：它认为中亚五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后苏联子区域”，而是与阿塞拜疆、南高加索、蒙古乃至阿富汗共同构成一个跨欧亚交通、能源与安全体系的整体战略空间。

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在今年4月发布的《美国的大中亚战略》一文中指出，现实中的区域互动——包括中部走廊的运行、南高加索通道的重塑、阿富汗的地缘枢纽地位、以及周边大国的联动效应——已经使中亚的边界天然外溢于苏联时期的划分。因而真正的“中亚战略”不能只针对五国，而必须把阿塞拜疆视为进入欧亚陆上网络的门户，把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蒙古视为关键侧翼，并将阿富汗重新纳入区域机理之中，从“问题源”转化为“通道节点”。在这种理解下，“大中亚”不是学术幻想，而是美国试图以新的地缘叙事来重构欧亚大陆力量分布，将资源、交通、供应链与安全议题整合为一个整体，藉此为美国在欧亚争夺中提供新的战略抓手。

美国在中亚的战略实践正在由以制度与价值为导向的规范性外交，转向以交易安排、贸易措施和法律工具为主的务实操作体系。这一转向虽减少阻力，却削弱了美国提供公共产品与规则的能力。长期以来，美国依靠美国国际开发署与NGO推动民主与人权，通过制裁、黑名单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施压，却未配套足够经济激励，反而制造贸易壁垒。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研究员阿尤什·赛尼（Ayushi Saini）指出，该模式加深了中亚精英对美国动机的怀疑，使其在安全合作与政治协调上愈加谨慎。

特朗普第二任期冻结美国国际开发署资金，裁撤人员，使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的结核病防治等公共卫生项目直接停摆，象征着以援助为核心的“软介入”时代退潮。其后，美国以关税、签证限制与大型商业协议重构关系：对哈萨克斯坦征收显著高于地区平均的关税、对部分国家实施签证禁令，同时通过推动机车采购与飞机订单强化经济绑定。这种从长期制度投资转向短期杠杆的做法，对企业确有吸引力，却未能为区域规则与长期合作建立稳定预期。

制度层面的迟滞更加突出这一问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与欧亚项目主任尤金·B·鲁默（Eugene Rumer）与昆西研究所欧亚项目主任阿纳托尔·利文（Anatol Lieven）均指出，美国多年来未形成连贯的大中亚战略，“项目并非战略”的批评反复出现。2020 年发布的中亚战略文件本应在 2025 年更新，但关键部分仍停留在文本层面；《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解除长期受阻，即便 2025 年《美哈贸易现代化法案》已提出给予哈萨克斯坦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仍卡在国会程序。

美国在政治接触上的缺位进一步削弱可信度。自2006年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之后，美国从未有国防部长访问大中亚；国务卿约翰·克里、迈克·蓬佩奥、安东尼·布林肯仅各访问一次；在任总统从未访问过任何中亚国家。与之对比，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外长频繁造访中亚五国。在这种落差下，中亚国家很难相信美国的长期承诺，使其在战略合作上更愿保持“最低风险”。

美国在中亚的再介入虽然在协议数量和政治象征上形成扩展态势，但政策界普遍承认，其对区域力量格局的撬动力量仍然有限。铁木尔·乌马罗夫（Temur Umarov）在卡内基俄欧中心的分析中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中亚的重视具有强烈交易色彩和个人化风格，从短时间内的会晤频率与社交媒体上的高调表述看，象征意义远远先于制度安排。他认为，中亚领导人通过在公开场合附和美国国内议题并承诺大规模采购，成功换取了高规格接待和“被直接关注”的政治资本，但在投资环境、法律保障和长期生产能力上，双方尚未建立稳定预期。格拉斯哥大学学者卢卡·安切斯基（Luca Anceschi）则更为保守，他把近期峰会视作“赋予中亚精英合法性的平台”，认为这并不等同于形成连贯区域政策。

2025年10月10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参加独联体领导人峰会。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格里戈里·西索耶夫/路透社/档案照片

中亚依托经济增势、人口红利与日益成熟的区域协作框架，已从传统意义上的“地缘从属空间”转变为具备主动议程设置能力的区域行动体，其对稳定、透明、可复制的制度化安排的需求也随之显著提升。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Shavkat Mirziyoyev）主张在C5+1下设立常设秘书处、中亚投资伙伴关系基金、关键矿产委员会及农业和水资源的区域机制；乌兹别克斯坦参议院第一副议长索迪克·萨福耶夫（Sodiq Safoyev）在大西洋理事会的活动中呼吁把C5+1从象征性平台转化为地区制度基础，强调中亚国家不再是“大国棋盘上的棋子”，而是拥有自身议程的主动行为体。美国内华达州民主党众议员迪娜·泰特斯（Dina Titus）在视频讲话中强调，华盛顿峰会是促进“切实合作”的“关键契机”；C5+1机制需要一种“范式转变”，使高层接触成为常态。

中亚–高加索研究所主席S·弗雷德里克·斯塔尔（S. Frederick Starr）指出，中亚国家正在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意识，需要建立完全由本地区主导的组织，以协调共同挑战并减少在大国平台中被动从属的风险。中亚–高加索研究所研究主任斯凡特·E·康奈尔（Svante E. Cornell）和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战略研究员S·恩德斯·温布什（S. Enders Wimbush）同样主张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大中亚特使与“大中亚商业理事会”，以制度化方式填补美国长期缺位；温布什在“大中亚战略”报告中直接指出，如果所谓“转向亚洲”不把这一地区置于核心，美方将在资源、通道和规则塑造上被动。

美国政策界认为，美国若希望真正介入中亚区域，必须处理好交通走廊、安全合作与阿富汗问题。美国前驻吉尔吉斯大使塔季扬娜·格福勒（Tatiana Gfoeller）提醒，与拜登政府相比，特朗普的“无道德负担”式接触更受中亚政府欢迎，但制度弱化、投资保障不足仍是结构性瓶颈。安切斯基则对美国长期承诺持怀疑态度，认为美国在中亚的存在对当地治理与社会问责的影响有限，若忽视长期公共产品，将难以形成真正的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中部走廊和跨里海能源项目正成为区域战略自主的象征。哈萨克斯坦计划到2030年新增5000公里铁路、将里海船队从17艘扩至34艘；乌兹别克斯坦正在推进镓等关键矿产开发；美企与哈萨克斯坦敲定的钨矿开发协议也强化了中游产能建设。中亚国家借助与美国、欧盟、俄罗斯、土耳其等多方向合作，提高了自身议价能力，形成一种“竞争带来自主性”的外交生态。

在这种背景下，战略界认为美国东亚与更广义亚洲战略若继续忽视中亚区域，将在资源获取、通道安全与伙伴基础三方面陷入长期结构性劣势。正如安妮特·博尔（Annette Bohr）所言：权力正在变得分散，联盟结构正在多边化，东亚战略的未来越来越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在大中亚建立稳定、可信且规则化的存在。

美国在中亚的最新一轮布局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外交可见度和合作“广度”，却难以撼动由周边大国与地区内生力量共同塑造的权力与发展结构。

该地区是能源、铀和关键矿产的集中地，吸引俄、欧、美、日、土等多方同时加码。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通过增加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出口，巩固了能源依赖链条；欧盟则以“全球门户”计划承诺到2027年在全球投入约3000亿欧元，重点支持中亚的可持续能源、关键原材料、数字互联互通和交通走廊，并已是哈萨克斯坦的主要贸易与投资伙伴；土耳其通过天然气协议将土库曼斯坦资源纳入自身管道网络。与此同时，中亚各国主动通过“中亚国家元首磋商会议”等机制推动区域协同，不再只是外部力量的被动对象。多重外部支柱叠加内部合作平台，使美国很难以单一安全或经济抓手对该地区形成结构性重塑，更多是在既有棋局中被动“加一”，而非重新摆盘。

在特朗普手中，既有框架虽以更强的个人风格被包装与放大，使美国与中亚国家的双边互动在频率与可见度上有所提升，但仍未见对区域合作机制的结构性重塑。多项合同存在较大比例的意向性内容，例如乌兹别克斯坦与波音的80亿美元协议中包含大量未必会兑现的订单选择权；Wabtec 与哈萨克斯坦达成的机车合作新增产量有限：该厂过去二十七年共生产675台、年均约25台，新合同未来十年300台、年均30台，提升幅度不大；乌兹别克斯坦提出的1050亿美元投资意向规模接近其年度经济总量，当地吸纳能力与这一体量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虽已启动，但项目落地周期长，处理加工链条复杂，未有足够数据证明可在短期内形成供应链上的重大调整。

华盛顿峰会呈现的“成功”主要源自双边签约的集中展示，五国领导人与特朗普政府分别达成备忘录，峰会成果本质上由一系列分散的双边交易拼接而成。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自身的政策行为进一步削弱了美国作为稳定经济伙伴的可信度。特朗普政府此前将哈萨克斯坦关税上调至27%，对乌兹别克斯坦等其他中亚国家实行10%的统一高关税，虽随后短暂暂停，但豁免期限临近到期，已为中亚出口部门带来持续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在新一轮签证政策收紧中，将土库曼斯坦列入全面或部分入境禁令国家之列，吉尔吉斯斯坦也出现在未来可能实施限制的预备名单中。这些措施直接影响投资者、学生及商务人员跨境流动，削弱中亚国家获取美国资本、人才和市场的预期稳定性。关税调整、入境限制与交易外交高波动性相叠加，使中亚国家很难将美国视为可靠的制度性经济靠山。

安全与政治结构上的固有格局，使美国在中亚始终缺乏推动伙伴“押注更深”的硬支撑。本次峰会未涉及重大安全事务，中亚国家的政权安全仍与周边大国保持密切关联；美国的合作集中在资源、通道、技术与投资，倾向于提升经济流动性而非重塑安全格局。2023年拜登政府时期的C5+1《纽约宣言》仍强调联合应对区域安全、气候和阿富汗等“复杂挑战”，到今年的联合意向文件则明显收窄至营商环境、关键矿产和跨里海走廊等经济议题，安全与气候合作基本淡出。拜登时期从阿富汗撤军、此后由中亚各国直接与塔利班处理边界与经贸、人道问题，更凸显美国从区域硬安全体系中的抽身。特朗普二次执政延续“美国优先”，通过高关税和国内议程重排进一步挤压对外安全投入空间。在缺乏安全框架和联防承诺的前提下，中亚国家不会因若干矿产合同和走廊项目而削弱与传统安全伙伴的关系，美国的经济议程只能叠加在既有安全秩序之上，而难以重写之。

在中亚自主性提升、区域一体化加速的条件下，美国更可能被吸纳进一个多元、分层的合作网络，而非通过中亚撬动欧亚力量格局的轴心力量。据联合国统计，中亚人口约8000万，预计2050年将突破1亿，平均年龄28.7岁，是全球最年轻地区之一，具备不断扩张的劳动力与消费潜力。过去十年，中亚经济年均增长6.2%，显著高于全球平均值；区域贸易在七年内翻倍至2250亿美元，区内贸易从24亿增至11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从270亿美元升至500亿美元，中亚国家间相互投资年增约9%，表明区域经济联系加速深化，正形成多层次、一体化的增长动能。这些数字说明，在美国重新调整政策的同时，中亚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主动塑造规则的增长极，而不再只是外部力量竞争的场地。在这一格局下，美国的C5+1被视为众多“中亚+X”平台之一，既是获取关键矿产、分散供应链风险的通道，也是中亚拓展伙伴、提升议价能力的选项。

特朗普在接下来可能通过亲自访问和峰会继续把合作广度推向新高，但安全结构的锁定、投资结构的脆弱以及地区自主议程的上升，共同决定了这种突破更多体现在签署文件、金额数字和外交象征上，而难以在中长期改写欧亚力量分布；由此形成的各类合作扩张在广度上明显，但在深层制度和地缘政治结构上的影响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