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乂嘉（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PPP模式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就是一般性的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合作，狭义是指大型的经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项目和市场伙伴的合作。最主要的驱动力是“引入资源”，实现双方或多方的共赢，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强调方面。比如说中国在90年代的时候，整个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比较大，政府主要面临的是资金不足的问题。因此，实施PPP模式主要希望能够引入资金和技术以及管理经验。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获得相当的发展，有些地方政府的收入增长很快。本世纪前十年的话，全国平均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超过了20%。政府的资金渐渐充裕，外部资金需求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而合作中又出现很多负面反馈，因此出现了“逆民营化”的倾向。

而近年来，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又有所回升。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实力在上升，不管是技术创新能力，还是大数据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都要比政府更有能力和优势，比如我国的政府和BAT等等的实力很强的民营企业实际上有“深度合作”。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主要的驱动力还是在于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因为在现代社会，社会本身的复杂使得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非常复杂，所以对于一个公共问题的解决，我们所需要的资源越来越多样化。对政府来说，它所拥有的信息、知识、资源能力，甚至合法性都是有限的。所以在应对这些公共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把具有其它的解决这个问题所必须的知识经验、信息能力资源以及合法性纳入进来，形成一个以合作为基础的整体性解决方案，形成一种无缝的对接。

顾朝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公共政策的制定就要重视公共品的配给。比方说，沿海发达地区超前发展，超前到什么程度？借贷、偿债的承受的能力如何？这些需要由中央政府调控。

那么地方政府，我认为主要任务是打造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平台，让企业、企业家在这个平台上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应该把企业的发展，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企业有生长发育的过程，也有衰老死亡的过程。有的企业做得很大，但是做大以后一直依赖政府的“抢救”，这样的政企关系就不是良性的。应该遵循市场规律让一些企业“正常死亡”，否则它占了空间、占了资源，就是浪费社会资源。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让新兴企业发展起来。

讲到这里又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认识产业升级。有些地方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在制定政策时，总想引进最新的产业，也就是我们说的“腾笼换鸟”。总是想把笼子都腾出来，把老的鸟赶走、去找新的鸟，其实过头了也存在问题。一个地方的产业是一个生态系统，只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是不实际的。我经常打一个比方，西游记里面四个主角，假如说都变成孙悟空的话，是没办法去西天的。“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良性的经济社会系统也是一个生态系统，我们要维护好这个系统，让生态系统有安全保障，使它有丰富的功能。这样的理念应当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社会发展过程中，区域会慢慢演化，形成一些模式，它的存在是合理的，我们不能轻易否定这样一种状态。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观察这种状态，观察它的演化趋势，研究发展过程中，什么因素在起主导作用。我们希望它向哪个方向发展？要给予什么样的公共政策？又需要提供哪些配套的公共品？如何通过公共品的配置来引导发展？在引导的过程中，有三个关键要素。一是空间的配置，二是土地资源的配置，还有一个是财政金融杠杆。

王正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一带一路建设和提供公共产品是相关但并非等同的概念。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合作时，企业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企业的主要目标是保证盈利，需要从经济上进行成本收益测算。企业到任何地方都要面临当地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如经营方式不适应当地文化，企业代表的价值观、拥有的良好的愿望不被当地人民所理解，这些都会影响企业是否成功，决定产品是否卖的好，是否能够完成生产和盈利的目标。因此企业的主要责任是将项目实施好，使质量惠及当地居民和社会。要实现这些目标很重要的一点是企业有能力了解当地社会和文化，包括社会内部各种价值观，社区内在的特征、文化传统、行为方式。总的来讲，企业在这方面需要用心学习和了解。政府应该提供宏观的方向，通过政策信号指引企业，比如提供贷款、产业政策引导企业进入某些地方和国家，此外政府还应该和驻在国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等等。政府需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宏观政治环境，但尽量不要干预或介入企业自身的管理、经营过程。

政府和中资企业之间要明确划分并且实现二者的功能角色。我认为第一在某些企业没有能力去完成的行业，政府应该提供服务。第二明确政府提供资金、政策性贷款和与对方政府间关系，企业在实施项目时与对方政府的关系也应该有能力去处理，如法务部门、管理部门等，都可以先将框架政策法规研究清楚。需要指出的是，企业也有很多种，不同级别和类型的企业的举措也有所不同，如大型国有企业往往做大规模项目，这种项目国家会更直接、更多地介入，而小型的项目如产业园区、中资企业前往投资，政府介入程度就较低了。

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合作、高校间科研人员和学生的交换、教育文化交流方面，都能体现公共产品的合作。中拉基金这样的平台肯定是好的积极的，重要的是建成后主要推动哪些方面的事情。是和丝路基金一样推动一带一路交流，还是扶持当地中小企业？从公共产品来说，中拉基金扶持当地中小企业、促进当地就业那么可以算作完善公共产品的合作。

卡罗拉•拉蒙（伦敦大学英国拉丁美洲研究所（ILAS）经济学博士）：中国与拉美之间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一个理解发展且在过去40年中取得了重大发展成果的国家，中国能够很好地理解拉美的问题。拉美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以促进该地区的长期发展。届时，双方之间的合作将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和拉美需要确保港口、铁路、公路、桥梁、隧道等项目最终会带动国内发展，从而推动国际融合。唯一可能的双赢结果就是通过“一带一路”合作，促进拉美的发展。

一国在本国境内提供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是一项有助于本国发展的举措。而向境外提供基础设施则更多地是一种投资，而不是公共产品。认为中国将在世界各地进行无偿性基础设施和发展投资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中国进行的发展合作和基础设施投资将有助于其他国家的发展，同时，也会提高国际互联互通性，加强贸易和联系。

供　　稿 | 国际合作与重大活动办公室 & 寿晨佳